• 2005年11月22日

    孟宪实:新发现的陈寅恪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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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05-11-15

            三联书店推出的《陈寅恪集》有《书信集》一卷,共收录1923年到1966年陈寅恪先生的书翰二百余通。近日翻阅《罗家伦先生文存》,得见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罗家伦二人的一封信,恰好为《书信集》所未收者。其中内容,既与陈寅恪先生治学相关,又涉及教书与著书关系,录文于此,以作观赏。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古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况近日之为教授者,复多会议等杂务,尤为费时耗力,此种苦处,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详陈也。欲捄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领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间暂不教书及作他种杂务,虽形式同于乾馆(好笑),而实际则责成著成一书,庶几更有具体之绩效可稽。较之随例授课,为功为罪无从分别者,固胜一筹。而国家欲提倡学术,奖励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一试行之。自顾虽非其人,敢援请自隗始之例,燕王却骏骨、宋贤乞祠禄之义,兼而有之。故不以为嫌,冒昧率陈,或与蔡先生一言如何?匆上,敬请孟真、志希两兄道安。弟寅恪顿首。六月二十一日。此信落款只有日月,没有年代。《罗家伦先生文存》一书,定为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

      收信人孟真(傅斯年)与志希(罗家伦)并列,当时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提及的蔡先生就是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的陈寅恪既是清华大学教授,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寅恪发现了《蒙古源流》的多种版本,认为是校注该书的最佳时机,但是因为在清华大学上课,不能全力以赴作研究,于是写出此信,希望继续拿清华的工资,但一年暂不上课,集中力量研究《蒙古源流》,盼望两个上级单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陈寅恪的这个要求是否得到响应不是很明确,但此信罗家伦读过是没有问题的。在同年十月六日,傅斯年在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史语所希望与清华大学合作的事,并点名说到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之。在谈到陈寅恪时称:“寅恪事前已与志希谈之,望志希开一个Formula,□□!”(《傅斯年全集》七卷书信)空缺的两字怀疑为“OK”。这就是说,对于陈寅恪提出的问题,傅斯年希望罗家伦给开一个处方予以解决。

      究竟清华大学为陈寅恪开过绿灯没有,因缺证据,尚不能证明。不过,这个时期,确实是陈寅恪先生研究《蒙古源流》最有心得的时期。陈寅恪在论文中以副标题形式标识出来的蒙古源流研究系列文章共有四篇,即《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原载1930年5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原载1929年8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1930年6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册;《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研究之三)、《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蒙古源流研究之四),两篇同载于1931年4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册。这些论文是陈寅恪先生对中国蒙古学研究的最主要贡献,标志着我国蒙古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蔡美彪《陈寅恪对蒙古学的贡献及其治学方法》,《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陈寅恪先生研究《蒙古源流》,已经有些时日。根据劳榦的回忆,民国十七年秋天,陈寅恪先生就在北大开设《蒙古源流》研究课程,转年,因为身体缘故放弃了北大的课程。与此同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完成了筹备阶段(1928年3月至9、10月正式启动),根据傅斯年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研究所设置了史料学组,“由研究员陈寅恪在北平组织之”,报告中提到陈寅恪的研究工作“尚有考定《蒙古源流》,及校读番藏等”(《傅斯年全集》第六卷13页)。这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已经把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纳入研究所的计划之中。后来陈寅恪的研究进度,也在《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中时时有所反映,如1929年7月,“研究员陈寅恪本月内仍续作其《蒙古源流》考之研究”(同上,46页);同年9月,“研究院陈寅恪新撰《蒙古源流考》论文一篇”(同上51页)。

      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可以明确知道,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的详细进展情况,后来虽然《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一文刊登在1930年的《集刊》上,其实成文是在1929年。后来的两篇《蒙古源流》研究,刊登于1931年,根据傅斯年的十九年研究所报告,其实也是1930年完成的。至此,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基本告一段落。不过,陈寅恪的《蒙古源流》研究,始终没有完成一部专著。是否后来清华大学并没有同意陈寅恪的请求?不得而知。

      以陈寅恪先生的才力而发出“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的感慨,可知这个问题并不是今日中国大学才有。教学科研双重管理体系给大学教师所施加的压力之大,近些年报端多有反映。看看陈寅恪的感受,我们或许能获得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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