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2月22日

    单嘉筠:先父单士元与恩师孟森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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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横》 2007年第4期

    孟森先生生于1868年,故于1937年。是饮誉海内外的明清史专家。他卓越的学术贡献为史学界所公认。先父单士元生于1907年,故于1998年。一生供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即设有文献馆以收集整理原各皇宫旧藏档案文献为其职责。当年作为北大史学系学生,以及故宫文献馆职员的单士元,在馆中从事历史档案整理的同时,仍在北大读书,后来得以受教于孟师,直至1937年孟先生仙逝。有关先父早年从师受教孟师工作学习的经历,他晚年有忆文写道:“……清光绪廿四年(1898)紫禁城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清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然而在1900年值议工期间遭八国联军入侵,议事迫以作罢。10年后清宣统二年(1910)为了施工的需要,必须将库藏档案移出,随之带来的却是除未移出内阁大库残存部分外,大部分则遭以商品买卖的痛苦流散的经历。辛亥革命后的1914年,北洋政府筹办历史博物馆。内阁大库等明清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廿年代中征得北洋政府的同意,历史馆留下小部分作为陈列品外,大部分存档移交给北大研究所,代为保管和日后进行整理。约在1930年明清史学家孟森教授到北大任教。原北大所藏之内阁大库档案由孟森教授总负责指导整理。余曾参与其中。时北大另一教授兼任故宫文献馆长的沈兼士师,将我推荐给孟师,并委余助理孟师。故此对余而言不仅相识孟师,还更多地受教于孟师了。”

    在此我先要说明一下,在先父晚年高龄体弱之际,有关领导让我以文秘工作生活服侍于父侧。一天我遵父命,从其书案检出他早年亲写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一文。当我交给父亲时,便问一句说这稿您何时所写?他老当时并未答话,但写下文字,“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清代努尔哈赤实录。在未印刷出版之前由单士元抄写一部分,呈孟心史教授。孟师在眉端提写有关研究的问题,眉上之字即孟心史教授所写”。之后父告我说,这是他老最早受教于孟师的存件。

    1932年先父即将在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毕业,准备论文时,由清遗老修纂的《清史稿》已问世数年。原来按我国历史旧例、前朝之灭后继新兴之王朝则为前朝修史。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成立民国后,有修清史之责。《清史稿》修纂后公布于学界,时有关学者遂对清史稿进行研究后发现,依照史例分为纪、志、表、传四大类,其中在“表”中尚未修写在清咸丰十年(1860)由恭亲王奕訢等奏请筹议设立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当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朱希祖教授首先提出应补写该年表的建议。之后,国学门决定由孟森与朱希祖二教授为导师,指导单士元编写总理衙门年表。一是作为毕业论文,二是可补写《清史稿》之阙。撰写此年表的意义,正像先父在当年该表自序文中写“……史稿成表凡十,而无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就史稿本身言,既有交聘表,不可以无总理衙门大臣年表,交聘表分二卷。上卷为中国遣驻使,下卷为外国来使。中国与外国互遣使节驻扎京师,基于咸丰八年(1858)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之规定。迨十年(1860)增订《北京条约》,外使始入驻京师。我国于同治六年遣总署章京志刚孙家谷,与美使蒲安臣出洋,充办理交涉事务大臣。此为中国遣专使之始。筹备及派遣总署实为负责机关。无总署大臣表,则交聘表失其依据。文史稿中部院大臣表,有外务部大臣,外务部为总理衙门之改组。今无总理衙门表,则外务部失其沿革”。在先父当年撰写完成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后,经研究所教授审评优良、在论文审查证上有北大校长兼研究所所长蒋梦麟、国学门主任胡适、教授孟森等作为审查教授均签字钤章。孟森教授在1934年8月为一单行本写序文“……单生士元留心档案辑成此表,详明核实,可以补旧史之阙,可以拾《清史稿》之遗,可以助研外交史者知人论世之力……”

    章乃炜先生于1934年在故宫院出版一部以宫中所藏第一手档案原件,不加损益而实录其中,又以故宫秘籍为之佐证的《清宫述闻》之专著。章乃炜字唐容,浙江吴兴人,为书香世家。青年时期读书于上海南洋公学。与孟森先生为同窗学友。20世纪30年代初供职故宫古物馆。不久转入文献馆潜心研究明清档案。于是章乃炜先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尽窥宫廷之秘。又在丰富的藏书秘籍中加以考订,辑成《清宫述闻》一书。此书虽为宫中述闻,非一代之史,但其所采录的文献史料,而又非一般笔记所能比拟的。其中亦收录达官年谱与日记等史料以补充故事,用来增加读者之兴趣。故孟森先生当年为章书《清宫述闻》作序曰,“官修之书体过庄重,事无隽闻语无韵致”。时先父亦在文献馆,孟森教授告先父说,“章唐容先生来故宫矣。先生为余同窗旧友,学问渊博,可师事之必受益”。1988年先父在世时,故宫出版社在父亲的建议下,决定重印该书。并约父亲为之作序。序文中回忆章先生的渊博学识,以及在工作中受教共事的经历。

    孟森先生在先父研究生毕业论文《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写的序中,还有一句为“国格如人格”的话。1934年5月19日孟森先生给先父写信,内容为“士元同学鉴:近日欲查雍正七年实录解决一二疑问,此书应向何处借阅?在图书馆?抑他处?阅时携带《东华录》一册,有无妨碍?盼示悉。即问祺祉。森五月十九”。信中所言图书馆,是孟森先生携带《东华录》,拟进故宫院中的图书馆。

    1937年是孟森先生七十大寿。当年先父与三位学长吴丰培、商鸿逵、张鸿翔在中山公园澄清坊为孟师祝寿。虽然祝寿事有关情形,在父亲生前我未曾询问过,但先父留存祝寿时合影一张。中为孟森师,其右是张鸿翔、吴丰培,左为商鸿逵、单士元。

    家兄嘉量,年长我10余岁,已届古稀之年。大哥告我,先父曾亲口对他讲过,孟森先生把多年来史学研究日记送给父亲。大哥忆说是蓝色硬纸封面,线装,形似大教材书之开本。里面纸页用红线条隔开竖行格,是孟森先生用毛笔亲写,极其遒劲工整。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有近二尺厚。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大哥还得见于先父的书案上。“文革”伊始,因先父所谓走资派等罪名被打倒,孟森日记毁于红卫兵抄家,或烧或扔或抄走,已不知下落。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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