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2月24日

    徐高阮:山涛论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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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山涛传》里一节极简短而含糊的记载可以说包含了武帝朝初两三年里一场同时牵连着涛和羊、贾的争衡的消息。这又不是一篇传记里偶然保存了别处迷失的史料,而是因为涛在那场争衡里占了—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也许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为那场争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质,所以最初为涛立传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隐蔽中留下一点线索,好让後世的人凭着去追寻那场争衡的真相和涛在争衡中的任务。涛在禅代告成时送过魏天子到邺之後只有一个奉车都尉的荣衔。他的本传在他任奉车都尉之下叙出他被排到冀州一节,应当就是泰始四年贾、羊分任尚书令、左仆射时的事:及羊祜执政,时人欲危裴秀,涛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权臣意,出为冀州刺史。这一节里所说的“羊祜执政”自然是指祜任左仆射,可奇怪的是这一节文字完全没有说出祜的“执政”与裴秀、山涛的事有什么关系。昕谓“时人”与“权臣”自然是指贾充(注四六),而这样闪避与影射的笔法也更表明这一节叙事里必有重大的隐秘。

     

    所谓裴秀的受危并没有别的记载可考,秀的本传里也没有一点他受危的痕迹。秀在当时并没有特别显着的锋芒,而且他是由尚书令进为司空,让出了总握枢要的位置,所以他本身也不应当成为贾充排击的目标。秀与山涛诚然是很有交谊,涛被调出到冀州,也许在调出的诏命公布时,秀还有书信慰问,说“方伯之任殊亦为高,但论道之士不宜处外耳”(《书钞》七二引王隐《晋书·山涛传》,依孔广陶校)。然而他的意态这样轻松,似乎也可见得他不会是当时一次争衡里的主角,不会是引起山涛被排出中央的人。

     

    倒是尚书左仆射与尚书令的职位相联,阶秩极近,而羊祜又是在禅代之际突然显现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走上了声势可以抗衡贾充的地步,然後又迅速到了这个与尚书令一同总握枢要的位置——而他的背景和倾向与贾充又是有重大的不同——所以祜与充这两个人在尚书的不能并立应该可以说正是必然的情势。事实上羊祜任仆射仅一年就退出中枢,而且从此到他死前不能回来,虽然有吁请用他作台辅的呼声也不能回来,因而在以後贾充继续当权的十幾年里,尽管朝廷中似乎满布着他的政治敌人,但始终没有一个声势地位可以与他正面抗衡的对手。所以泰始五年羊祜的受命到荆州,尽管说是为了“灭吴”大计,却可以推测是祜在政治上的决定性的挫折与充的最大胜利。这就是晋初的一个政治大变化。决定这个大变化的契机便一定在于祜到荆州的前一年,即泰始四年贾、羊并在尚书时环绕着他们两人的一次极重要而极不可宣告的争衡。

     

    从旧史传的文字无法推断裴秀与这一争衡有怎样的关系,秀在当时以元老的地位也许不能避免被这争衡牵入。山涛既是得罪“权臣”而被排,秀还有慰问信说“论道之士不宜处外”,又可见他的意态虽是轻松,他也不是绝然不在局内。但是山涛得罪“权臣”这一节记载所涉及的主要背景还可以说应该是贾充对羊祜而不是对裴秀的排击。“及羊祜执政”一语更应该是有意暗示这个背景,而不是仅仅昧然指明一个时间。所谓“时人欲危裴秀”和“涛正色保持之”这两方面的行动,尽管记载过分含糊而无法追察,却可以说一定最後牵连到羊祜。

     

    山涛在当时的行动一定是要维护政争中一方面的真正主角,而且他这行动是有力量的,所以他本身才成为另一方面为了达到一个目标而必须排除的障碍。涛本传载明他的得罪“权臣”而被排出是跟着羊祜“执政”的事,就是泰始四年二月之後不久。祜受命出镇荆州是在第二年三月。这就可见得山涛被排竟是羊祜外调的一个前提。泰始四年涛六十四岁,祜四十八岁,以年辈论涛也恰合是祜的支持者。如果祜可以说是一个有资格与贾充竞争掌握中枢大权的人,涛则可以说正是祜背後的一个有影响力的长老。在对面的贾充,那年五十四岁,也可以算得出有他的有权威的前辈,那就是何曾,七十二岁。不过何曾早就是晋室最倚仗的重臣,泰始三年已进位太保(年份据《武帝纪》),他要支持贾充总握行政最高实权的地位,并且有力量支持,正是当然的,彷佛他在魏末当然要帮助司马昭立炎为世子,并且有资格去力争。曾本传虽只载出後来充由尚书令进位为司空(仍录尚书事)时他“卑充而附之”,又载出充与庾纯的冲突爆发时他“党充而抑纯”,但他对充的支持必不只是後来的事,充初任尚书令时他已当然在充的背後。而山涛只是在接近禅代时才被司马氏借重,泰始以来他还只有奉车都尉这样稍有尊荣而可以参谋议的名位,却能够参与中枢政治上一次最高的争衡,一次环绕着尚书令、仆,至少牵连着司空(裴秀),太保(何曾)的争衡,而且成为争衡中的一方面为了一个目标而必须排除的障碍——这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一件比他在魏末晋王立世子时受咨询更应该说是不平常的事情。

     

    这件事情便表示山涛背後,也是羊祜背後,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就是魏末十幾年里走向禅代的司马氏不能不容忍的那个反对力量。涛在禅代前的两年里不止一次被借重,祜在禅代发动时一步走到显赫的地位,两个人各显出了不寻常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的根源便都在于他们的共同背景里的大力量。只是山涛并不是纯然被利用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羊祜也不是纯然顺应着禅代的趋向而在两个势力的对抗中凭着居间的地位得势。他们两个人在接近禅代时被邀请的行动实际上成了後来的新的争衡的起步,指示出他们背後的那个力量在求政治的妥协平衡中还要作新的进取。一个原来是反对禅代的力量在新的皇权之下成了反当权份子的力量。羊祜到了尚书,到了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便是这个反对力量迅急前进到了中枢政治大权争夺的焦点,到了一个不可调解的冲突。这时山涛便正站在羊祜的背後。而涛与祜的先後紧接着迅速从中央被排出去,便是这个反对力量遭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挫折。

     

    在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把泰始五年羊祜被排出中央的决定性重要看得更清楚。因为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都只是祜被排出前的那次政争的延续,而正是那次政争的结果也许幾乎决定了後来这些政争的最终结果——不但决定了祜被排出中央之後便直到死前不能回来,也不但决定了贾充直到死前在中央再没有像祜那样一个可以与他抗衡的对手,甚至决定了武帝一朝里在充死後的政局变动。

     

    只是山涛还可以说是一个比羊祜更重要些,比泰始四、五年的政争两方的主角羊祜与贾充都更重要些的人物。如果祜是站在政府的中心可以与充抗衡的角色,涛则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如果泰始五年祜的离去中枢幾乎决定了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的最终结果,则泰始四年涛的被排可以说便决定了祜的离去。

     

    涛同时的人说看他“如浑金璞工,人能钦其宝,莫能名其器”,又说见他“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他身後得的评论是“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但这样一个深沉幽远的人物,在他也曾尽一份力量帮助建立的新皇权之下,在他自己六十四岁之年,却以“正色”的表示干与一次最高的政治争衡,因而得罪“权臣”,招致被排出中央的结果——这就可见得他是以一个政治势力的首脑份子的地位临到了争衡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时机,所以不能不担负一个有决定性的任务,更没有深藏回旋的馀地。

     

    这又令人想到深沉的山涛在魏时曾举锋芒显露的嵇康代自己为吏部郎,可以推断是以此表明他紧守自己的政治的立场,一个名士阵线的立场。那是禅代前大约七年(甘露三年,258),即泰始四年之前十年,涛五十四岁。十年後的山祷,虽然经过了皇权的转移,可以说还是属于那个旧日的阵线,只是已进到一个长老的地位——不只是年辈居上,而且具有政治的权威。裴秀给涛的信说他是“论道之士”,“不宜处外”,也许绝不是仅仅表示私人的情谊,而正是宣达一个政治的方面对一个有权威的长老的慰问(注四七)。

     

    这个长老在边镇不久便将被要求回到中枢来。如果羊祜有长期被排在外的理由,山涛却有被要求长期在中枢的理由。在继续发展的争衡中,山涛将显示得更明白是保持平衡不可少的人物,是争衡的一方真正的首脑。

     

    羊祜在荆州的十个年头里洛阳迭起的政争还是泰始初幾年环绕着祜与贾充的争衡的延续。祜离开中枢之後两年半,朝廷之内一个排除贾充的谋划幾乎真正成功(泰始七年)。这个排充的谋划失败之後一年多,就有庾纯公开问充“高贵乡公何在”引起来的政治大风波(泰始八年或九年)。又过了三四年,就有两个新的关系更重大的争衡的线索显露出来。一个线索关系着南方的军事。因为平吴统一的迟早可以决定羊祜回到中枢来的机会,所以平吴大策成了政争的一个关键。另一个线索关系着帝位的继承。因为贾充的势力坚强不倒,反贾的一方公然发起拥护武帝弟齐王攸(羊祜甥)(注四八)代替太子的运动,想藉帝位继承的大变化来制胜。这两个线索都伸展到羊祜死去之後。循着这两个线索的争衡都要引到强烈爆发性的结果。两个线索合起来最後造成武帝一朝政治的一个重大的结局。

     

    羊祜在咸宁二年(276)十月进为征南大将军(年月据武帝纪),于是上疏请决定伐吴,祜本传引的这篇疏中说到蜀平(264)以来十三年,算来这年是祜在荆州的第八年。疏里已说晋的兵力十分足够,吴的弓、弩、戟、楯和马骑都不如“中国”,晋军只要过了长江,吴就可以平定。後来平吴的迅速成功证明祜的估计是正确的,据祜传的记载武帝也深深同意祜的见解。但这个大计还不能真被采取,大概西面境内有胡人叛乱的牵制成为反对派的一个理由,因此祜传说,“会秦、凉屡败”,祜有第二个表说“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结果是“议者多不同”。实际上秦、凉二州各有一个刺史(胡烈、牵弘)在讨伐叛胡的战斗中败死在泰始六、七年(据武帝纪),贾充的政敌正是利用了那个题目设计使充都督秦、凉军事,而充的这个任命在颁布之後半年还能够取消,以後幾年里也没有西边紧急的记载。到了咸宁五年(279)正月才有凉州被胡人(鲜卑树机能)攻破的事件(年月据《武帝纪》),而且引出了募兵讨虏的对策,但平吴的大计就是这年秋季里决定的。西征募集的勇士只有三千五百人(注四九),而南伐的大军总数二十馀万(据《武帝纪》)。伐吴行动在这年十一月开始,凉州对胡人的战役在十二月得到胜利(年月据《武帝纪》)。这些都显示两方的军事轻重不能相比,而征伐尽可以并行,因此西边的情况不足以成为延缓平吴的真正理由。祜在第二次上表後因为“议者多不同”而叹息“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又说,“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後时?”这就是不承认西边军事牵制够成为延缓平吴的一个真正理由。祜那样的悲郁便可以说显示他感到深受了军事理由以外的阻挠、压抑。祜传只载平吴的主张“议者多不同”。《杜预传》说武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惟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张华传》也说武帝“潜与羊祜谋伐吴,而群臣多不可,惟华赞成其计”。这三篇传都透露伐吴的建议遭到重大的阻挠,但没有载出谁是反对的人。祜在咸宁四年夏季带病回到京城,对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武帝命张华(中书令)在祜修养中问祜的筹划,祜指出吴国已可“不伐而克”;华深表赞成,祜便说“成吾志者子也”(祜本传)。这年十一月祜在京中病死,死前他已荐杜预(度支尚书)接替自己都督荆州的军事职务。这都是华、预为祜的伐吴建议的支持者的确切记载。然而反对方面的人物则可见的旧史传里全没有写出。这又不是由于史料的残缺或史家的疏漏,而是由于在羊祜作建议的当时那反对的方面原是处在不公开的地位。依据旧史传里关于祜死後继续发展的平吴争议的记载可以推测出祜在时反对他的建议的不是别人,正是後来公开阻挠南伐决策,甚至于在南伐军事发动後还企图破坏决策的贾充、荀勖、冯紞,也就是一个政治上反羊祜的力量(注五〇)。这个力量在当时的反对平吴也便可以推测不会是根据真正的军事考虑,而是根据深秘的政治谋划,是为了阻止羊祜得到成就了平吴大功而回到中枢的机会。正因为他们的反对平吴牵涉着这样重大的政治关键,他们的活动在当时朝廷中便不能指出,在当时的史官也不能记录(注五一)。羊祜等传里说“议者多不同”,“朝议多违”,“群臣多不可”,也便不是真说祜的建议引起普遍的反对,而正是借一种不实指的叙事写出幾个特定的不可指名的人的反对活动。

     

    杜预到荆州後不久即对吴国西边(西陵)的守军作了一次袭击,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并且以送还战俘揭破那方守将对吴主(孙皓)的隐瞒败丧实情,使吴主更换了守将。这应该是咸宁五年上半的事。随後预作了必要的安排,便请求定伐吴的时期。因为武帝的回答是“待明年方欲大举”,预又连上两个表力陈不可延缓的理由,预本传载了两个表的紧要部份。第一个表中说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指示出这两个表是这年秋间上的(注五二)。第一个表说“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便是指出一个阻挠力量的存在。第二个表追溯羊祜建议遭阻挠的往事,说“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大计,故益令多异”,便是点出羊祜当初与武帝的商议对朝廷是不公开的。这就可见得後来写成的羊祜与张华的本传载武帝“密有灭吴之计”,“潜与羊祜谋伐吴”,并不是泛写晋朝的军事策划对国人或敌国保密,而是特写武帝与祜的计议对朝廷不公开。杜预以边防军事负责的地位批评羊祜与武帝的密商,一定不是批评为了军事理由的保密,而是批评为了非军事理由的不公开。因为计议是这样不公开的,所以群臣中反对的人也是站在不公开的,不能指名的地位。预表所说的“多不同”,“益令多异”,便不是真说祜的主张遭遇很多人的反对,而是借不实指的说法指出那个不公开,也不能指名的反对力量的存在。预表的文词最可以说明《羊祜传》、《张华传》里“多不同”,“多违”,“多不可”这样的写法的由来和真正意义。

     

    《晋书》贾充传、荀勖传、冯紞传和王濬传写出贾、荀、冯三个人,不涉及第四个人,协同竭力阻挠伐吴决策的故事。而这四篇传所写的可以看明白只是羊祜死後的故事,是从反对王濬的催促决策开始的。濬是祜拔识的人物(注五三),在泰始八年从广汉太守升到益州刺史(注五四),又经祜的推举进到都督益、梁二州诸军事(注五五)。他在咸宁三年曾派一员益州别驾(何攀)到京递呈伐吴的建议,并叫这人到襄阳与祜作仔细的讨论(注五六)。但引起贾充等的强烈反应的不是濬那回的建议,而是祜死以後他又上的催促决策的表。濬上这个表大约是在咸宁五年的夏季,随後就有杜预连上的两个表(注五七)。这两个人的催促就促成了大计的诀定。《荀勖传》载“濬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王濬传》则写出更完整的故事,说濬这次上疏得到武帝的采纳,“贾充、荀勖陈谏,以为不可,惟张华固劝,又杜预表请,帝乃发诏”动兵。《冯紞传》没有提到王濬,只在平吴後补说“初帝谋伐吴,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这“同共苦谏”显然也就是荀勖、王濬两传所写的从反对濬开始的故事。《贾充传》也是在平吴後用极简单的文字补叙决策前的事,说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这补叙中的“固谏”还就是咸宁五年有了王濬的催促决策以後,直到大计决定的最後关头,贾、荀、冯三个人“同共苦谏”的故事。

     

    贾、荀、冯和王濬的传都没有透露羊祜在咸宁二年和四年主张伐吴时朝廷中反对他的人是谁,贾充传说的“本无南伐之谋”似乎明示充是一向不赞成伐吴的。但这六个字也可以说正是小心避免了说出祜在时充可能有的反对伐吴建议的活动。咸宁五年秋季杜预的第二个表指责眼前反对的人只是因为“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这是点明眼前反对的人就是当初反对羊祜的人。这个表又说“近来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後难,故轻相异同”。这是说眼前反对的人是有特别依恃的,应该就是指像贾充那样有特别依恃的权臣和他的党友。但预这些话毕竟还是十分隐约,他说到羊祜当初遭遇的阻挠还只用“多不同”,“益令多异”这样似乎所指很广泛的言词代替实指一个特定的反对势力。根据贾、荀、冯,王传和杜预表文推测羊祜在时反对伐吴建议的人就是後来“同共苦谏”的贾充一党,并不是别人,也不是广泛的朝臣,应该是不错的。但这样的推测还是不可简单到消除了旧史传里没有写出羊祜在时反对伐吴建议的人是谁这一事实。

     

    《杜预传》载预的第二个表递到宫廷正值武帝与张华围棋,华就在棋秤旁催促武帝当时作了决断。《冯紞传》所写的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一定不只是决策之前的事,而是在武帝采纳了张华的紧急建议之後更要作的事。《资治通鉴》在武帝采纳了华的建议并任命华作度支尚书筹划征南的漕运之下叙贾、荀、冯三人“固争之,帝大怒,充免冠谢罪”。这段叙事虽在今日可见的旧史里查不到来源,但应当是可靠的材料。充的谢罪正是伐吴决策前的阻挠活动一直进行到最後的结果。冯恨华,不过充的势力并不因为政策决定中的挫折而摇动。咸宁五年(279)十一月伐吴的部署公布,坚持反对的贾充却受命为南征的统帅(大都督)。这就是一个弥缝政治大裂隙的方法,也是大裂隙存在与贾充一方势力强大的明证。第二年,太康元年(280)正月已有入吴军队的捷报,二月王濬的舟师已攻下武昌(年月据《武帝纪》)。而就在这样军事迅速胜利的中途,贾充还从统帅的驻地(已自襄阳移到项)上表说“吴未可悉定”,主张召回诸军,并且说“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在中枢的荀勖则呼应说“宜如充表”(充本传),只是武帝不听。这虽够使充等在平吴之後大感觉惭惧(但仍受优礼),也正足显示他们的势力始终不倒,而完成羊祜遗志的有力份子张华已被他们看成了一个主要的敌人。

     

    华的政治运命又与一个要直接决定皇太子地位的重大争执有不可分的关系。贾充曾靠纳女为太子妃挽回他幾乎丧失的权势,反贾的一方则终于有了拥立齐王攸以代太子的运动。这并不是只为了疾视充一个人的外戚身份,因为他有两女分嫁给齐王和太子(注五八)。反对拥立齐王也不只是充一人或一系的势力。在充死前幾年里已有一个将接替充的权势的人起来,就是弘农杨骏。杨家既是显着的阀阅,骏又是武帝先後两皇后的父亲。骏与弟珧、济三个人迅速成为显贵。贾、杨两家虽终于将有利害大冲突,但他们在反对拥齐王的势力的斗争中正是联合的力量。咸宁二年(277)初武帝有一次重病,当时已有“朝廷属意于攸”的征象(《贾充传》)。因此第二年(咸宁三年,278)便有杨珧(卫将军)领衔建议一向留在京城的诸王公一律就国(年月据《武帝纪》),这就是为了驱除齐王攸谋立法准备。攸在咸宁二年八月由侍中、太傅接贾充任司室(充转太尉),并保持原有的两职,他的政治地位正到一个高峰。咸宁三年八月有诏命使幾个重要的王兼任都督,把他们的王国改到近都督任的所在,要他们就国;没有官守的王公也都要就国。这一次的诏命并不包括对齐王地位和国土的改变,但使诸王公就国的立法就是以後对齐王的重大行动的根据。接着诸王公的受诏就国便是在朝廷政治危机暴露中决策并完成平吴统一这个大关头。而一过了这个关头,正当统一盛业完成之初,武帝也没有疾病不安的消息(他死在平吴後十年,即太康十年,289,五十五岁),太子的存废的决定竟似乎已不容等待。泰始七、八年间显露出来的反贾充的朋党一份子和峤在平吴後作侍中,他的本传载着他因侍坐对武帝直陈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随後峤与荀勖在侍坐时同时奉命观察太子的进境,勖回报说太子“明识弘雅”,峤则说“圣质如初”(峤本传)(注五九)。这就是不但争端已经揭开,而且对抗的两方各没有一点退让。齐王攸传则写出荀勖、冯紞都是攸所疾视的人,他们看到“朝望”在攸,对武帝说恐怕“陛下万岁之後,太子不得立”;武帝问“何故”,勖说“百僚内外皆归心于齐王”,“陛下试诏齐王之国,必举朝以为不可”。同传又写出冯紞建议遣王公就国应从齐王开始。拥齐王的关键人物则是平吴後名声大盛的张华。华的本传写他以中书令的机要地位促成伐吴决策,随後以度支尚书掌管军事供应,而且在大军前进时维持既定的决策不变,因此已得众人的钦服;他又能承担文官制度与仪礼的改革,以及皇帝诏命的草定,所以“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只是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早等待机会排他到京外,恰好武帝问他“谁可寄托後事者”,他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而这个回答“微为忤旨”,勖便有了离间成功的条件。于是华受命都督幽州。这是太康三年(282)正月(据武帝纪),距元年三月灭吴还不满两年。勖的离间当然出自他的一方排除政敌的决心,华的率直也正表示他临到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选择。

     

    华的选择及紧跟着的结果自然不是仅关乎他一个人的升沉际遇。华受命到幽州在那年正月(据《武帝纪》),才两个多月後,即四月,贾充便病死(六十六岁,年月据本传)。到当年十二月,便是齐王受命都督青州;明年(太康四年,283)正月、二月又先後下诏增加对齐王的“崇锡”之物和齐国的封土,都是催促齐王就国的手段。但齐王病发,没有奉诏,请求留京守先后陵又不得准,到四月即病死(三十六岁)。这就是拥齐王的运动走到了破灭。而张华的被排又可以看出是齐王受逼迫的一个前提,彷佛羊祜受命离开中枢之前有山涛被排到冀州。华被排後两个多月便有贾充的病死,这也就是充在死前看到驱除了一个有关键重要性的敌人,一个虽不具有羊祜那样圆满的条件,但可以凭拥护齐王而为一个方面和他本身开展无限前途的敌人。荀勖、冯紞的成就都正是贾充的成就。华本传又详载着他到幽州後声誉还增长,朝廷中有征召他回来执政的议论,仍是冯紞进言,说华在方镇掌兵的危险性,使武帝反将华召回而授给一个太常的闲职,且跟着以太庙栋折为理由免除他这个职位。齐王的受逼迫果然在朝廷中引起激烈的反抗,正如荀勖所预言的。有平吴的大军功,己任尚书左仆射的王浑为反对遣齐王就国上书(见浑本传)。浑的儿子济(侍中)的妻是公主,他叫他的妻与甄德(侍中)的妻,也是公主,进宫去哭谏,引得武帝动怒。羊祜的从弟琇(中护军)与成粲(北军中侯)合谋见杨珧,预备动刀,因为珧“合谋构出齐王”(琇本传),只是珧躲避不出,使凶谋不成实现。当初庾纯与贾充公开冲突时正是羊琇与王济救护了纯,使他免于被充的左右扣留。武帝诏命研讨增加对齐王的“崇锡”之物,幾个博士上表不答所问而指说命齐王就国不当。这表的起草人是庾纯的儿子旉;连署者有秦秀,曾主张谥何曾为“缪丑”,谥贾充为“荒”。幾个博士都被交廷尉论罪,定了死刑,最俊得免死。庾纯曾看过旉的草稿,没有拦阻,後来因自首才得无罪。这一切人情激动的表现是武帝一朝长久的政治危机走到一个破裂的高潮——也是终局——的标志。一方面羊祜已早死,张华已受了决定性打击,寄在齐王身上的希望已悲惨地破灭,再没有可以代替他们任何一个的人了;另一方面则像贾充那样有身份,有经验,有力量的领袖也巳消逝,继他起来的杨氏兄弟终将证明不能比他。

     

    山涛在泰始四年离开中枢到冀州刺史任,在六年转任北中郎将镇邺(注六〇),第二年(泰始七年,271,六十七岁)便被召回京城,作侍中(注六一)。他又先後被任为尚书,太常卿,都不就,因母丧回到乡里。他在泰始八年便被请求作吏部尚书(注六二),仍以丧病坚决辞谢。直到十年(274)七月武帝杨元皇后死(年月据《武帝纪》),他回到洛阳参加殡礼,才在迫促下就吏部职,已是整七十岁。从此他便要主管吏部九个年头。他在咸宁元年(275)受命为太子少傅,又作尚书右仆射,加侍中,领吏部(注六三),四年(278)进为左仆射(注六四),侍中与领吏部不变,直到太康三年(282)末进位司徒,才离开这两个职位。活到七十九岁,死在太康四年(283)正月,在齐王攸死前不足两个月(注六五),已是攸受就国逼迫病发的时候。

     

    从泰始七年到太康三年,从一次排除贾充的谋划幾乎成功到齐王攸受出京的逼迫,是洛阳的政治危机一步步暴露而走向一个凄烈的终局的十二个年头。如果依《山涛传》的记载,则涛在这十二个年头里似乎是一个沉默保守,站在那些重大的争衡之外的人物。他总是辞让授给他的官职,屡次以老疾求退。本传甚至可以给他加上“中立于朝”的标记,只是在晚年的最後看到后党杨氏的专权才作过些终证明无益的“讽谏”。但他实在默默中担负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一个反当权份子的任务。他的长期主管吏部便是他背後一向存在的那个政治大力量继续存在的象征。他的铨选人物的记录显出他为保护与鼓励一个方面的代表们尽到了工夫,不顾重重的打击。他虽然似乎远离着政治大权的争衡,军事大计的决定,帝位继承的困恼,却正是那些风波中属于—个大阵线的人的朋友和实际的首脑。他又不是完全站在後面,到了一个关头上他也要与敌对方面真正的主脑人物——贾充——作了正面的对抗,尽管在旧史传里这也是被尽力遮盖的,却已够点明他在一个长期的政治阵线里的究极地位。

     

    涛在泰始八年以“丧病”的理由坚决不受吏部尚书的任命,到十年再受逼迫才肯就职。朝廷对他这样的要求和等待,他自己这样的推避和迟疑,便表示这吏部的任命和他的最後接受这个任命都必有不寻常的重大意义。自武帝受禅到初有以涛为吏部的任命,这六七年里可以查出有武陔、李胤两个人先後作吏部的主管,都是无煊赫的门第而有清高的品节的人物(注六六)。但他们在吏部主管的职位似乎只是过渡的角色,他们的本传都只载了吏部尚书的经历,不仅没有在职的清楚年份,也没有在职的长短,更没有在职的事迹。一个政治锋芒锐利的任恺也曾被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但恺本传明写出那一任命是恺和他的朋党排贾充到外镇的谋划失败以後充的一个报复手段,为的是使恺离开他的亲近皇帝的侍中职位(注六七)。那次排充谋划失败在泰始七年末,恺传接着写的朋党纷然,充、恺怨深,以至充有调恺的设计,应该是泰始八年的事,以恺为吏部也许正在那年山涛拒绝了吏部的任命之後。恺传还有“在尚书选举公平,尽心所职”的记录,但充和荀勖、冯紞已乘他“侍觐转希”的机会进行毁谤,说他“豪侈,用御食器”,并且指使尚书右仆射高阳王珪弹奏,直接达到罢免。珪自泰始七年三月任右仆射,十年正月死在任上(年月据《武帝纪》),他被指使奏恺总不能迟过泰始九年。恺在吏部便只是泰始八、九年间一段匆促不幸的经历。在泰始十年涛就职以前还有卢钦曾以仆射领吏部,这也是一个朴素的人物。

     

    涛本传说他在主管吏部的长时间里题选谨慎,“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这是有根据的。今日可见的山涛《启事》的片断中还有这样“启拟数人”的例子。但这样谨慎的山涛并不回避推荐那些尖端的人物。他曾荐和峤自黄门侍郎作吏部郎,认为他“最有才”(《通典》二一山涛《启事》),但没有成功。峤是反贾充的朋党一份子,并且是一个趋向鲜明的人。他在少年便慕舅父夏侯玄的风度,玄是魏时为司马师所杀的名士。峤作到中书令,因为鄙视同时任中书监的荀勖,不与勖同车,打破了“监、令同车”出入朝的惯例。後来他与荀勖奉命同去看太子的进境,回来对武帝作了正相反的报告。任恺是与庾纯共同用计促成以贾充镇秦、凉的诏命的,後来在吏部尚书任上被奉免官,而涛到了吏部便举他作河南尹,因为深知他“通敏有智局”(恺本传)。只是恺的河南尹又因盗发不获被奏免。裴楷曾对武帝说陛下“尚未比德于尧、舜”,只因为“贾充之徒尚在朝”。涛举楷作侍中,说他“通理有才义”(《御览》二一九《山公启事》)。庾纯是因为与贾充公开冲突而自河南尹、侍中被罢免的,在咸宁三年又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注六八),这应该也由于涛的推荐。涛一次为侍中出缺举了三个可选用的人,一个是雍州刺史郭奕,是羊祜赏识的人;一个是右卫将军王济,曾与羊琇同救护庾纯;再一个便是国子祭酒庾纯(注六九)。济与纯都作到了侍中。羊祜是更大的人物,在他最後的日子里也曾经涛极力举作尚书令,说是可以“整肃朝廷,讥刺时政”(《书钞》五九引山涛《启事》);又举作太博,说是可为太子“仪刑”,又可“与闻国议”(《书钞》六五引山涛《启事》)。只是这都不能实现,因为祜已经被病压倒。涛在吏部自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世说·政事篇》载有人在尚书的阁柱上写了韵语讽刺山涛所受的包围:阁东有大牛,和峤鞅,裴楷秋,王济剔嬲不得休。(注七〇)。

     

    “大牛”的此喻也许恰好形容涛老年更加显着的沉默的态度和他的坚强的地位。“鞅秋剔嬲”则说的是幾个气盛的後生对选举事务的无限热心的干涉。和、裴、王正是反贾充的朋党里最露锋芒的份子,峤与济在拥齐王的运动中有尖端的记录。史传写出山涛在主管吏部的长时间里前後所选的“周遍内外百官”(《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世说·政事篇》),他在这样广泛的选举事务中自然受那些包围左右的人纠缠挑剔的影响。但和峤辈终日与涛谈论不休的一定不会限于单纯的评选人物;他们论人的见解不能不牵连着他们对朝廷中的政治争衡的观点。涛是选官部门的首长,对政争应该要守“中立”,但和峤辈在重大争衡中的言论和行动一定可以代表他们与涛互相影响而形成的立场。

     

    涛在咸宁元年进位右仆射,四年更进位左仆射,领吏部不变。但他的本传里这两次升进的纪录都已成了错误。元年的进位只说在“咸宁初”,跟着写涛“固辞以老疾”,直写到他“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再被诏书慰勉“乃起视事”。四年的进位则写入“太康初”,应该是平吴以後,涛入了七十六岁(太康元年,280)以後。涛在咸宁元年尽可以有固辞仆射的事,但别的史料够说明涛“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应该是在咸宁四年他再进位到左仆射以後的一个举动。这又不是为了辞谢一个新的任命,而是为了接受新任命之後不久便遭遇到一次构成重大压迫的敌人的进攻。这个进攻直接来自贾充;进攻的目标就是吏部里的关键位置——吏部郎的空缺;进攻的用意就是占取吏部这个关键位置,同时剥夺吏部主管对这关键位置人选的主张权力,给山涛在任官用人事务上已建立的支配声势以打击。涛在咸宁四年七十四岁,正当他泰始四年被排那件事之後十年,重入政府就吏部尚书之後的第五年,已从右仆射迁任左仆射,到了一个接近政治高峰地位的时候。而且涛迁左仆射在这年三月,羊祜还没有报病人京(祜入京在夏季),平吴正在准备,祜建立了大功自南方回来在当时还正是一个大希望。涛这时在吏部的声势,加上左仆射的声势,从抱着这样的大希望的一个政治的方面看来也应当是格外重要的。所以贾充这一年(六十二岁,太尉,录尚书事)对吏部的进攻,对涛的压迫,也就是一个重大的谋略,是一次袭击,也是一次政治威力的表示。涛本传所写的“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实在就是涛对这袭击与威力表示的坚决抵抗里的一个节目。本传叙涛这个举动虽然错排了时间,更完全没有写出涛发丧离职的背景,但用力写了涛的求去,录了一个左丞白褒(注七一)的弹奏及武帝反复慰勉的诏书,正足配合本传外的史料说明这一场重要的战斗的整个经过。

     

    涛自己在魏时曾得吏部郎的任命,又曾提议以嵇康“自代”,可称为禅代前的政治争衡中一个有重大意味的事件。涛在主管晋朝的吏部任里为一次举吏部郎的人选的“启事”曾论这个位置的紧要,说是“与辟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书钞》六十引)。这次他举的人是杜默、崔凉、陈淮。又一件“启事”则举的是崔谅、史曜、陈准(《淳化阁》帖三),这个史曜得了任命。咸宁四年涛与贾充为吏部郎人选的冲突便起于曜出缺这个机会。贾充荐举一个陆亮,是根据一个进攻的谋略;涛也提出了人选,阮咸,则正好表明涛的与充正相反对的立场,一个名士阵线的立场。

     

    《晋书·阮咸传》只说涛举咸掌选,武帝认为咸“酖酒虚浮”,不用,没有写出荐举的时间和情势。干宝《晋纪》的残文(《书钞》六十引)也只说涛举咸为吏部郎,“三上帝弗能用”。《世说·赏誉篇》注引山涛《启事》注明“诏用陆亮”,便点出涛举咸是与充举亮同时的事。举咸的启事说吏部郎人选的条件和咸的优点: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伦者。史曜出处缺,散骑常侍阮咸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职,必妙绝于时。

    像叔父籍—样为当世礼法者所讥的阮咸,照武帝说来是“酖酒虚浮”的阮咸,在涛看来却是“真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的典型,是“妙绝于时”的“整风俗理人伦”的人选,也就是不但“正己”还要“正人”的人选。这就显出了两个绝然相背的论人观点。老年的山涛在这个时机表明了完全没有改变他三十幾年前与嵇康、阮籍结交时的怀抱。他自己虽然是从来守礼,他所爱重的却还是自然放达的倾向。他从没有被那些世家大族的礼法者动摇过。他举阮咸的启事又比什么理论的分析更足以解释爱好自然放达之士的思想里的积极因素。他们所尊崇的是真正能够克制自己而不受外物引诱的人格,他们的目标正是人伦与风俗的整理。

     

    《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说到陆亮是“诏旨所用”,涛“争之不得”。《世说·政事篇》注引晋诸公赞点明了贾充举陆亮是在涛初迁任左仆射的时候(那就是咸宁四年),详细写出了充这一荐举是出于对涛在吏部的权力进攻的谋略,也写出了涛的反应:亮性高明而率至,为贾充所亲。待山涛为左仆射领选,涛行业既与充异,自以为世祖所敬,选用之事与充咨论,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说充,宜授心腹人为吏部尚书[](注七二),参同选举,若意不齐,事不得谐,可不召公与选,而实得效所怀。充以为然,乃启亮公忠无私。涛以亮将与己异,又恐其协情不允,累启亮可为左丞(注七三),非选官才。世祖不许,涛乃辞疾还家。

    这一节记事就是涛本传听写的涛“发从弟妇丧,辄还外舍”的故事的真正面貌。本传虽把固辞,被弹奏,得慰免,“辄还外舍”以至最後“乃起视事”这一串节目写在涛“除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之下,但只说涛“久不摄职,为左丞白褒(注七四)所奏”,这并不涉及涛是否接受仆射的新任命。左丞也当然不能为涛不接受一个新任命而弹奏。诏书只说“涛以病自闻,但不听之耳,使涛坐执铨衡则可,何必上下”;又一个诏书则说“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便当摄职,令断章表”;在涛“还外舍”以後的诏书则说“山仆射近日暂出,遂以微苦未还”,“若体力故未平庸者,便以与联舆还寺舍”。这三次诏书也都只安慰涛的告病,只是说一个在仆射职的老臣不视事也无妨,说他应当视事以断绝言官不该有的议论,最後才要以尊重的方式要他回到官舍,而全不是说到他辞谢一个任命,要他接受这个任命。因此不论这一串节目,发生在什么年份,若直接写在一个迁仆射的任命之下,含糊造成一个山涛“固辞”这仆射的任命的故事,便是一个明白的错误。但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便不仅是没有把故事的时间叙清楚,而是完全没有写出故事的背景。如本传所写的这样一串山涛固辞,被弹奏、得慰勉,离开官舍以至重视事的故事一定有重大情势作背景;这就应该是像贾充蓄谋对涛的权力进行压迫这样的情势。

     

    涛与贾充谁先一步提出补吏部郎的人选虽然无从考定,但他们两方面的荐举有同等的积极性而又在同一段时间里尽力进行应该容易判断。晋诸公赞已写出充的荐举陆亮是因为他早已感到对选用的事“每不得其所欲”,才有人劝他把一个“心腹人”放到吏部里可以抵制尚书的位置上,在要抵制山涛时代替他自己出面干涉。充的荐举应当是在吏部郎出缺後很快就提出。涛则以领吏部的地位在吏部郎出缺时自然有提出补缺人选的职责和权利,这也不会担搁多久才作。他提出阮咸这样的人物更是一步真正的进取。这时是咸宁四年,已是涛主管吏部的第五年,从晋诸公赞所记贾充方面的感受也够看出涛已在选举事务上表现了不可轻视的力量。涛自己又从尚书右仆射进到了更有权势的左仆射,已是一个总持行政的地位。而羊祜的成就大功还正是一个大希望。如果这时再得一个色彩显着而在名士中有声望的阮咸补吏部郎,那就不只是涛在选举部门得到更强的控制,而且意味着一个阵线在整个政治局势中得到一步重要的伸展,足以使一个广大的方面受很大的鼓励。十七年前(景元二年,261),涛自己(五十七岁)在一个痛苦的局势中就一个吏部郎的职位,不出二年多便离去。阮咸若在这时补吏部郎,他自然会有大不同于涛在魏末勉强就这个职位时的境遇;他将抱着振奋的心情望着个人与一个阵线的前途。但这样圆满的结果是那个敌对的方面不能容许出现的。贾充既蓄意打击山涛在选举上的权力,自然更不能容忍涛以阮咸补吏部郎这样的企图。这便要引到一场决斗式的冲突。涛荐阮咸做到“三上帝弗能用”才止。充荐的陆亮则被涛幾次奏说“可为左丞,非选官才”。这就是七十四岁的尚书左仆射与六十二岁的太尉录尚书事的一场决斗。决斗的结果不只将决定一个吏部郎的任命,而且将显出两方政治大力量的强弱,甚至预示终极的胜负。诏旨用的陆亮虽然在吏部不多时就坐事免官(注七五),但他当时的得到任命已是贾充对涛在吏部的权力和涛所属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攻击获得了预期的结果。

     

    这个结果就使山涛不能不作出强烈的抗议,不能不坚决辞职——辞尚书左仆射和领吏部的职。这才是涛本传的一段大概错排了时间的“章表数十上”以至托词“辄还外舍”的故事的真正背景。武帝不能不拒绝阮咸而用陆亮,但也不能不竭力安抚山涛,不听左丞的弹奏,说“不得有所问”,指责这弹奏“甚妄”,说只是为了“不喜凶赫”才不加追究,最後只承认涛“以微苦暂出”,还用舆车把他请回。这就显示两个对抗的势力的相持使皇帝不能不竭力维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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