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2月25日

    徐高阮:山涛论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tbn-logs/15965250.html

    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93月,第41本第1分册87125

     

     

    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他们多数有接近低微的色彩,与司马氏所代表的大族阀阅正处在对照的地位。他们虽不是人人有放诞之行,但确都爱好老、庄,崇尚自然,反对那些大族阀阅所标榜的形式上的礼教。他们又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们的倾向也就是魏末及入晋以後许多名士的倾向。 

    不过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山涛(汉建安十年,205生)长阮籍五岁,长嵇康十八岁(注一)。东晋袁宏的《山涛别传》(《御览》四〇九引)说涛初不识二人,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晋书·山涛传》说涛先识嵇康,後遇阮籍,“便为竹林之交”(注二),叙在涛四十岁前。可见涛结交嵇、阮总在年轻的叔夜才致已经成熟的时期,涛自己总已将近四十。因为涛说当世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他的妻韩氏曾特意窥察嵇、阮,并且看出涛的才致不及两人,“正当以识度相友”(《世说·贤媛篇》;涛自己也说,“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御览》四四四引《竹林七贤论》)。然而这个以“识度”胜的山涛,在他已近四十之年,却与宏放慷慨的嵇、阮,尤其是年轻得多的嵇康,一见即为神交,更说只这两个人可以为友,可见他一定也有潜蕴的奇气,深藏的抱负。

     

    比山涛年少将三十岁的王戎(魏青龙二年,234生)(注三),看“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与王同辈的裴楷也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世说·赏誉篇》)。这两个人所说的至少总是山涛五十以後的气象。东晋顾恺之的《画赞》更说,“涛无所标明,淳深渊默,人莫见其际,而其器亦入道,故见者莫能称谓,而服其伟量”(《世说·赏誉篇》注引)。这是山涛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的身後评论。正是这个极有深度的山涛担负了实际政治上一种不寻常的,极需要坚毅和忍耐的任务。他也正因为担负了这样的任务,才更使人认得他的潜沉幽远的禀赋。

     

    魏正始十年(即嘉平元年,249)初,司马懿杀曹爽兄弟和他们的与党,是决定魏室运命的第一个猛烈打击。这是懿在七十三岁(嘉平三年,251)高龄病死前两年多的事变,是为着确保司马氏地位的必要行动。正始八年五月,这个大谋略家就托病不出,可以说已开始秘密作政变的准备。

     

    山涛是在正始五年(244,四十岁)才作本郡河内的属佐,二三年间历任主簿、功曹、上计掾,被举孝廉,又被司州辟为部河南从事(注四),已是督察京师行政的要职。这也正是循着政治升进的一条主要途径。而这二三年间曹爽正用全力扩张权势;何晏任吏部尚书,毕轨任司隶校尉,李胜任河南尹,都是爽在这一时期的布置。何晏本来是尚清谈崇老、庄的前辈,他和毕、李等人与曹爽同日受诛是当时名士的重大损折。留传下来的旧史虽没有写出山涛与何晏等的个人交谊,但他的升进到督察河南的职位总可以表示出他与当时的吏部、司隶,以及河南尹的可注意的关系。他在州郡的迅速上升总不能超乎曹氏当时扩张权势的布置之外。因此他虽还是职在地方,却对中枢高层的动静消息抱异常的关切。

     

    《晋书》涛本传载着他和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一段夜谈的故事: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傅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

     

    石鉴的轻嘲虽未必足以证明他对政局的变化全没有关切,山涛的早虑却已可表示他在司州的见用不是普通的仕进。在曹爽被诛前预作远嫌避祸之计的也不止涛一人。阮籍在政变前一年馀也托病辞曹爽的参军。然而阮是早已见狂放不仕之形,他被曹爽召为参军,以及後来得司马父子或高贵乡公授给参议、侍从的官职(大将军从事中郎,散骑常侍),都似乎只是虚领荣街和禄位,不是真正的进取。所以他辞曹爽,虽然记载不详,也似乎只是轻松的举动,不像山涛弃职那样带一种紧急的意味。山涛不仅可以说有亲曹氏的色彩,而且是正在接近中枢的实际行政上迅速升进。当然他的职位还低;他还有隐身退避的馀地。他应当还要保留未来的政治机会。所以他不能不时刻保持特别的警觉。他不能不在一个最早的时机从前进的路上迅急撤退。

     

    山涛是河内怀人,与温县的司马氏同郡。他又与司马懿的妻张氏有中表亲。自弃职隐身後幾年,总在司马师执政(嘉平三年,251,涛四十七岁)後二三年,涛以亲戚见师,被举秀才;重登政治的阶梯。魏朝末年,司马昭特命他的儿子炎拜涛,说他是“乡闾宿望”(涛本传)。然而这样的乡闾和姻戚两重关系不能掩去山涛和司马氏间的家族门第的差别。

     

    涛父曜只是冤句县令,涛自己早孤而贫,但少年就有声誉。《世说·政事篇》注引虞预《晋书》载涛十七岁时(黄初二年,221)他的族人对司马懿谈论“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懿却作戏言答说:“卿小族.那得此快人也!

     

    这一句话就不只点出了山涛的家族身份,而且点出了魏、晋之际和入晋以後政治危机的一个根源:士大夫中的不同门户的对立。

     

    曹操的父亲(嵩)是宦官的养子。操在汉末重建中央政权的过程里击败了袁绍那样四世三公的家族的人物,吸引了许多不同门第的俊杰,并且公开打破东汉以来世族所造成的衡量人才的标准,以不计家世和重才不重德代替较量家世和只重道德虚表(注五)。司马氏专政又是世族的得势。河内在秦、汉之际是司马氏建殷国之地,懿以上幾代既连出显官,又是礼教著名的门庭。有功于晋室受禅的幾个大老,琅玡王祥,陈国何曾,颍川荀顗,都是世族的表率。曹爽所援引的一批名士家族背景不齐,但都不属典型的高门(注六)。何晏、夏侯玄等倡言名教本于自然,就是上接曹操的通脱趋向,正违逆着世族专重礼法的传统。司马师在青年时也曾与何晏等接近(注七)。总是为了争取名士而有意表示思想的开明,不是真正背弃他们自己家族的风尚。竹林七贤的放达更为显着,实际上他们中间接近寒素的色彩也极重。嵇康还不至于靠劳力生活,但他确惯与向秀合作锻铁,这也许表示他们正以低微自傲。阮籍虽有名父(瑀),阮姓还不是世族,籍与咸并且说是贫家(注八)。刘伶的家世最晦暗。他的容貌既丑,鹿车带酒似乎更显得伧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还用繁丽的文辞和翱翔的意想遮饰着对士君子的讥刺,刘伶的《酒德颂》则简短粗率,朝着贵介缙绅直吐极端的轻蔑。司马昭在执政前也曾想为他的儿子(炎)求婚于阮籍,这也是为了求得一个名士的政治支持,不顾两方门户的差别。阮籍则连醉六十日,使对方的意思不能提出。

     

    当然这也没有产生单纯的阵线。嵇、阮和山涛还得到琅玡王戎那样大家青年的追随。另一个高门人物,泰山羊祜,与竹林名士结了更重要的盟谊。在晋中朝的一次真正最有决定性的政治大权的争夺里,正是山涛,以一个长老的地位,支持那次争夺中的一方面的主角羊祜。但这种盟谊和那次政争在旧史里幾乎全被掩盖了。後文正要论列这个题目。

     

    然而大族、小族的界限还是那个时代里政治分野的一个重要因素。竹林名士显然有一个小族的背景,总是一个广阔的背景。山涛晚年(七十岁以後)在晋朝特别被要求长期主管吏部,也许最足以显示他在小族份子中的地位。世族得势的政府却不能不用一个典型的小族人物在一段长时间里一直掌管这控制官吏进身和升降的部门,足以表示那个政府不能不顾到非世族份子的愿望,总也是广泛而有力的愿望。这又足以显示山涛正是那些非世族份子的一个领袖,因此他的长期主管吏部对于满足那广泛的愿望才正是必要的。

     

    司马氏在诛曹爽後,还要有十年间连串的整肃,镇压,凶谲的行动,才能接近禅代。司马懿在死的前一年,嘉平三年(250),削除了淮南的王凌。从正元元年到景元元年(254260),师和昭相继杀夏侯玄、李丰等,废齐王芳,平毋丘俭、文钦(淮南),破诸葛诞(淮南),一直逼出了高贵乡公(曹髦)进攻相府被刺死的事变(景元元年,260)。

     

    山涛在这些惊心的岁月里,过了退隐的一段,只有若干年似乎不关轻重的经历(郎中,骠骑将军王昶从事中郎,赵国相)。要到景元二年(261,涛五十七岁),即高贵乡公事变後一年,他才就任吏部郎(年份据《魏志·王粲传》注引《山涛行状》),这是吏部尚书之下实际掌管铨选的关键位置。涛在晚年自己主管晋朝的吏部,曾形容这吏部郎是与选用事务“日夜相接”的要员(《北堂书钞》六十引山涛《启事》)。但他自己在这个职位只有很短的经验,到景元四年(263)就被转调作大将军(司马昭)的从事中郎(注九)。可见的旧史传全没有写出什么因素引出了那次吏部郎的任命:是司马氏的胜利迫成了山涛的就范和升进,还是连串的斗争之後不同的政治力量还要寻求新的平衡?也没有文字说明山涛在这个职位的时间的短暂:这只关涉个人的浮沉,还是牵连着政局的大势?在山涛就吏部郎前幾年里吏部的主官和郎中的人选没有可察的明白记载(注一〇),也许正足显示当时没有有重望的人物在职。但用山涛为吏部郎的任命,以及涛的接受这任命,却实在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照有名的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看来,那次任命实在经过很长的酝酿。康在那信里说出他写信的时间是才听到了山涛新任命的消息,据信里提到的康的男孩(绍)的年龄计算,是在景元元年(260)(注一一)。那信里又明明提到康自己“前年从河东还”听说涛曾提过以康“自代”。那个”前年”算来是甘露三年(258)。初有涛为吏部郎的拟议或者更要早些,至晚也在康“从河东还”的同年(注一二)。可见从初有以涛为吏部郎的拟议到任命的发布至少有二三年的时间。山涛就这吏部郎职位又不在任命发布的当时,而在景元二年(261),也就是嵇康听了那任命的消息并写了那封绝交书的明年。因此从初有那任命的拟议到山涛的就任至少经过四个年头(258261)。这就更可见得那次吏部郎的选择总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一件有重大理由而又很费周折的事。任命这样迟迟决定和发布的原因里总有山涛的重大考虑和犹疑。

     

    山涛在初有那次任命的拟议时的一个行动,就是提出以嵇康“自代”,最可以表明涛自己在当时的严肃立场。康在当时本来正为了谢绝司马氏一次征召的意思而托词在河东避过一段时间(注一三),而在从那远方回到京城或他的寓土山阳时(注一四)听到了山涛的那个提议。一个“淳深渊默”的山涛,用嵇康绝交书的话来说是“傍通多可而少怪”的山涛,却要提议让一个锋芒最露的嵇康,而且是素为神交,又是已经表明不受征召的嵇康,替自己接受这操纵铨选的关键位置,那就大概不会是要借一个美好的官缺酬答一个朋友,也不会是认为只有这个朋友的才识恰好配这个职位。而大概是为了表明他自己在面对着一个重要的邀请时没有离开自己的一群,表明他自己还深信这个朋友是一个广阔的方面最有众望的人物,表明他自己认为这吏部郎的任命如果意味着一种政治的让步,则接受这任命的还应当是这个朋友。吏部郎的任命,加上山涛的提议以嵇康自代,大概可以推想是两个政治力量之间的一种协商。山涛用行动使人明白,没有个人的就范或交易。

     

    嵇康对山涛那次举荐的表示并没有立时的反应。那件著名的绝交书虽然有一个谢绝推引的题目,却并不是在山涛有那次推荐表示时写的,而是在涛有那次表示之後二三年,并且是在涛的任命已经公布之後写的(前面已经提过)。嵇康在信里还明白说到涛提议举他自代的事已经过去了(注一五)。那信也绝不是两个朋友为了什么荐举的事而分裂的凭证,而是嵇康假借了一个没有实在意义的谢绝推引的题目(注一六)针对眼前时势而发的一份反抗的宣言。信里所说的种种很不中听的不堪任官的理由,显然只是为了托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这一句最激烈的讥刺。康在涛提议以他自代之前为着谢绝司马氏的一次征召不过是托词远避,他在绝交书里的激烈表现则大大不同于往日托词的意态。因为他这时所面对的已不是一次征召,也不是一个朋友荐举的提议,而是一个新的政治情势,是司马懿诛曹爽以後十年来终于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势。前面提过,嵇康写绝交书是在景元元年。高贵乡公在司马氏的相府前被刺死就在这年的五月。山涛就吏部郎任是在景元二年,康写信给涛在听说涛的任命之後,在涛就任之前,大可推测是在元年的後半,应当是紧接着高贵乡公那次的事变。因此他那信里所说的“每非汤、武”和“在人间不止此事”已不是泛泛讥刺司马氏篡夺的长期趋向,而是直指着已迫近的禅代和新发生的魏主的死难。 嵇康在那信里又不止吐露了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他所表示的可以说是他的幾个亲密的朋友和以外许多人当时不能表示的心情。司马昭害嵇康(四十岁,景元三年,262)(注一七)只借了一种非政治的理由(注一八),而三千个大学生在康下狱後请求任命他为博士,有些豪杰还要追随入狱,已构成一个明显的政治抗议(注一九)。这虽然只是一个一现的运动,也足以标出司马氏专政之下直到这时还有广大的潜存的反对力量。晋受魏禅是嵇康死後三年的事(咸熙二年末,已是公元266年初)。可见司马氏在走向禅代的前夕之时不能不容忍着这样的反对力量。

     

    山涛就任吏部郎正在高贵乡公死难与嵇康受害这两个祸变之间。史传没有写出他是抱着怎样的意态就这个职位,读史的人也许可以想象他不得不忍耐着痛苦的情势,正仿佛司马氏政权不能不包容着反对的力量。但这绝不是达到了真正的妥协。涛的就职距离任命的最初拟议有四个年头之久,而不出二年多他又离开吏部转就大将军从事中郎,那是景元四年(263),已经更接近了禅代。如果原来以涛为吏部郎的任命可以说是意味着求一个政治的平衡,他的早早离任也许正可以表示他的在这个铨选职位在当时急趋向于皇权大变动的局势之下已没有什么实质的重要。

     

    这又绝不是山涛的重要的消逝,而正是他将要显出更大得多的重要的转机。因为入晋以後的历史将要表明禅代并不是政争的结束,魏末相对抗的两个势力在晋武帝一朝还要演出新的不断的争衡,而且正在临近禅代的变动紧凑的两年里便要看得见那些新的争衡的起步。山涛则正要在那些争衡起步时,在新朝的争衡里,显出一个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先进者的地位,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和组织者的地位。嵇康临诛对他的儿子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涛本传)。这句话应当不仅说的是遗孤的有托,还表示康对山涛的政治上的信赖。

     

    晋室受禅以後的朝廷不再有司马氏父子那样一手控制全局的人物。但泰始(265274)初幾年里就有两个对立的势力要拥出各自的领袖。一方面的人物是贾充,是司马氏一个真正的心腹份子,是景元元年事变中下令刺死高贵乡公的人。贾家本是儒学的旧族,充的标榜孝道正是追随着王祥、何曾等礼教大家的门风。另一方面的人物是羊祜,他的立场最值得精微的分析。旧史特写出祜在禅代之际对晋室有“佐命之勋”(祜本传),然而他在早年确与曹氏有一段不平常的关系。泰山羊氏本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祜自己也是拘谨守礼,然而他所爱接近的却是低微的份子,放达的名士。贾充与羊祜在泰始初幾年里的竞争大权是晋中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政争。以後十幾年里迭起的政争都只是这次政争的延续,而且,在回顾中看来,这次政争的结果也许幾乎决定了後来那些政争的最终结果。

     

    然而这样一次有决定性重要的争衡在旧史里却幾乎完全被掩盖住了。这就使以後十幾年里不断的政争的面貌和真正性质也都模糊了。只有《晋书·山涛传》叙涛在泰始四年(268)因为得罪一个“权臣”而被排到冀州一节包含着这次争衡的一点消息,却是真正重要的消息,但也是被隐秘起来的,要有重重探测估量才可以确实得到的消息:山涛大概参与了泰始初两、三年里一次贾充与羊祜的争衡,而且是一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都还更重些的人物,是一个不凭政府中的地位而能够企图左右政治大局的人,是一个名士阵线的长老,是站在羊祜背後支持他竞争大权的人。

     

    羊祜比山涛晚生十六年(黄初二年,221)(注二〇)。这两个人都不是单纯的人格,而祜似乎更是一个包括一切的人格。论家世和禀赋,他与山涛有些相近的地方,却也有很大的差别;论政治的凭藉和趋向,他们有些不同的地方,却又有基本的一致。祜的人格似乎包括了一切难于兼备,甚至于互相矛盾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似乎样样要归结到一件事情,样样要归结到他是一个一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的人物,一个当然有资格在晋朝竞争政治大权的人物,也是一个当然要得名士阵线拥护的领袖人物。只是山涛终可以说是一个比羊祜更重要些的人物,因为在祜成为那样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正是祜的主要支持者。

     

    祜和涛都与司马氏有姻戚的关系,不过祜更是近亲。司马懿的妻张氏是涛的从祖姑的女儿;祜则是司马师妻的同母弟。两个人自己的家族地位更有差别。山家被司马懿明白叫做“小族”,羊氏则到祜时是九世二千石的名门。山家的人在涛少年时说他将来应当与师和昭“共纲纪天下”,司马懿虽是戏言却直说以山家的地位怎能出这样的“快人”。祜的本传则记着他大概十二岁时就有一个神秘的父老预言他在六十岁前要“建大功于天下”。这尽管也许是後来的附会,史官却似乎觉得正合他的生来的身份。祜在政治上进取的途径也不是涛所能比。涛是四十岁以後才循着从州郡属佐起上升的路开始前进,到了五十幾岁才得吏部郎的任命。他是在入晋以後,很经过波折,到了六十八岁,才得吏部尚书的任命,就任那年整七十岁(泰始十年,274)。祜则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他到了三十五岁,不凭经历而被征作机要的宫中侍从(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到了禅代之际(咸熙二年末,改元泰始,已入266),他才四十五岁,已经是禁兵统帅(中领军——中军将军)。再过两年多,才四十八岁,他已经是尚书左仆射(泰始四年,268)(注二一),到了他接近最高的行政权力的时候。

     

    祜和涛的禀赋很有相近的地方。涛的近八十岁的生涯赢得一个“淳深渊默”的题赞,祜的传略也可以使人看出他的深沉。涛在晋朝主管吏部,据说每有官缺他总是先“密启”幾人,然後公开奏举(《书钞》六十引王隐《晋书》)。祜半生参与晋朝枢要政事,据说他的建议“皆焚其草”,他的推荐人物也都不使人知,因此被称为“慎密太过”(祜本传)。但这两个人的资性还是大有不同。涛只被认为“识度过人”,似乎全没有表面上可见的才气。祜则似乎具备了一切先天的优越,正配他清华的家世。他大概十二岁的相貌已引起人对他的大期望,够作一个夸耀的题目。长成以後,他既博学能文,又有修伟的躯干(七尺三寸,不及嵇康的七尺八寸)(注二二),美观的鬚眉,而且善于谈论。看後来的事业,他更是文武兼长。他能统率宿卫的重兵,能总领防吴的武力,能计划并且预备亲自指挥(只是没有如愿)一个吞灭敌国的事业,而他又常是那样雍容文雅,所以成了历史上的儒将典型。他在襄阳营中“轻裘缓带”“畋渔废政”的传说,他的功成“角巾归故里”的志愿,他在平吴计划被搁置後登临岘山在酒会中的诗人般的咏叹,他对敌国人民和将领所表示的德信,他死後襄阳人民为他悲泣,为他立碑的故事——这一切尽管也许经过文学的点染,总帮助表现出一个似乎全德的人才。

    如果只看山涛与羊祜在政治上升进的缓速,则涛对司马氏的关系显然比祜疏远,而祜应当是晋室更可靠的亲信。但实际上祜和涛在司马氏与曹氏的对抗过程里却竟有幾乎完全相同的立场,甚至于祜的偏向曹氏比涛还要更明显些。祜在青年时因为天资才学受本郡守将夏侯威的激赏而娶威兄霸的女儿,霸是渊的长子。曹操的父亲嵩本是出于夏侯氏;渊是操的族兄,并且是曹氏的功臣。祜在青年时不受地方的征辟,已可见他的身份不轻,他的出处很持重。祜本传载他与王沈同时被曹爽征召,沈劝他就征,他答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後来曹爽败灭,沈以爽的故吏被免职,还佩服祜的远见。祜与沈在被爽征召时的商议正彷佛山涛与石鉴在司马懿初托病时的夜谈。王沈与石鉴同样对时局似乎不经意,倒可见他们在当前两姓的争斗中大概与任一边都没有重要的牵连。王沈後来在高贵乡公攻击相府前竟是向司马氏预报消息的人(注二三)。羊祜不受曹爽的征召,则又彷佛山涛在司马懿托病时的急退。祜也像涛一样在政局中必不是没有偏向,因此要格外警觉。但是祜又有涛所没有的刺人眼目的行动。曹爽被诛时夏侯霸正在征西军中,于是投蜀,受了郑重的接纳。这是魏、蜀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魏朝内政上的一件大事。霸在国内的姻戚都与他的家族断绝,只有祜还维持并且加厚对他们的亲情。祜本传说他在夏侯霸事件刚过後连遭母、兄丧事,乃至“毁慕寝顿十馀年”,并且形容他在这段时间里“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这也彷佛山涛在曹爽败灭後的“隐身不交世务”,只是祜的行动更触目得多。祜的待善夏侯氏应当不只表示他对岳家的人情或道德的风格,还表示他在时局中的独立。丧制和哀思,无论在当时或在为他立传的人的笔下,可以说都正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挫折退避。

     

    祜的“寝顿”实际上不到十年。司马昭在正元元年(255,高贵乡公在位第二年)二月为大将军,开始执政。祜本传说“文帝为大将军,辟祜未就;公车征拜中书侍郎。”祜的就征若在昭执政的第一年,距夏侯霸事件(嘉平元年,249)不过七年。伹这约七年的时间正当祜二十九岁到三十五岁,是人生最盛的时期。以祜的门第,以他与司马氏密切的姻戚关系,以他本人出众的才品,他却要把一段最好的年华在退息隐避中消度。这也许正足表示他在当时的局势里不是一个没有份量的人物。他在两姓对抗中总不是没有明白的偏向;他对于那些年里正在强化的司马氏的地位总是持了不轻易承认的态度。

     

    祜的亲曹倾向是使他在政治上有一段长期退避的因素,然而也是使他在禅代之际和入晋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因素。禅代虽然终于不能避免,而一个亲曹氏的政治力量,无论在禅代的前夕,在晋朝的初年,甚至在入晋後将十年,都还显然存在着。晋武帝一朝的两个对立势力的一方正是这个亲曹的力量。他们虽然没有恢复旧朝的企图,却在司马氏皇权之下有不懈的竞夺政治大权的意志。羊祜就在这样的两个力量的对立中兴起。但他绝不是凭着任何居间的地位得势;他所靠的竟是那些在晋朝还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

     

    晋朝政府里的亲曹力量并不完全掩饰他们的面貌。武帝一朝的不断的政争中听得见对于司马氏谋篡的陈迹的公开追诉。《晋书·裴楷传》载着武帝问,“天下风声何得何失?”楷当时在宿卫(屯骑校尉、右军将军)(注二四),答说,陛下“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这大约在武帝受禅後六年,即泰始七年(271)(注二四),楷的对答是这年里一次排贾充到中央之外的活动的一部分。楷虽然没有说出什么是他所指的充的罪恶,但充正是篡夺过程里最凶险的一步行动的显著象征,楷的所指总也不在别的事实。这样的言论在晋的朝廷里不但被容纳,而且收了效果。贾充在当时是车骑将军、侍中,守尚书令。武帝听了任恺(侍中)、庾纯(中书今、河南尹)的建议,任命充为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保持着车骑和侍中的荣衔而夺去了在中央的政治实权。这是泰始七年七月的事(年月据《武帝纪》)。不但是任命已下,而且百官的饯别已经举行。只是到了十一月将临出发的时候,因为荀勖、冯紞设计使充的女儿结婚太子,充才得被留在原职,一次排除他的计划才被打破。

     

    然而不久还要发生一次强烈的反对情绪的爆炸。贾充在泰始八年七月又得了司空的尊号(年月据武帝纪)。大概就在这以後不久(注二五),在他的一次邀宴朝士的集会上,庾纯拒绝他的劝酒引起互相讥讽,竟变成彼此不留馀地的冲突。充也许没有料到後果而责备纯“父老不归供养”;纯则显然不惜决裂,乘机揭开裴楷没有明白说出的政治题目。他直呼贾充的名字说,“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反问“何罪?”至于如此,纯竟叫出“高贵乡公何在?”(纯本传)。宴会立时被惊散,纯靠两个同情者羊琇、王济的救护才免于被充左右扣留(注二六)。

    庾纯的一叫引出一场公开的政潮,更显出两个对立势力的相持。贾充以司空、车骑,尚书令的崇高权势不得不用解职作抗议;庾纯则自己缴出印绶,于是以醉酒犯上的罪名被免去河南尹与关内侯。接着在诏令之下还有一场许多人用奏议参加的辩论,但回避着政治的忌讳,只检讨纯的父老不归和醉酒失常。一个完全替纯辩护而反对免官的意见虽然不能被采纳,总结辩论的诏书却承认纯在孝道和礼节这两方面都不算有过,免官只是为“将来之戒”,还说“疑[当时]贾公亦醉”(纯本传)。有纯那样公开的犯忌,还有这样迂远的辩论和这样宽容的诏书,可见在司马氏皇权之下偏向旧朝的势力还有何等份量。又过了幾年,已经是武帝在位第十年,即咸宁三年(277),纯又被任为国子祭酒(注二七),更可见他还得博士及大学生的众望。这件事令读史的人想到魏末嵇康入狱时大学生三千人的请愿。

     

    作为司马氏篡夺行动的代罪者而被仇疾的人也不只一个贾充。比充勋望更高的何曾在晋室是第一功臣;诛曹爽前他随着司马懿托病,废齐王芳有他预谋,司马炎袭晋王他作晋国的丞相,禅代之际他领衔劝进,入晋朝後他位至上公(太保、太傅)。曾死在咸宁四年(八十岁,278,武帝在位第十四年),博士秦秀议应当谥为“缪丑”;策命谥为“孝”(曾本传)。而贾充身後也有完全相同的遭遇。充死在太康三年(六十六岁,282,武帝在位第十八年),又是秦秀议应当谥为“荒”:後来另一个博士顺承帝旨议谥为“武”(充本传)。秀论这两个人虽然只说他们的私行(注二八),但何、贾的事业与晋室的兴起有那样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晋朝有那样的权势、地位,秀为他们前後拟的恶谥就不能不说足以表示一种总不只是一个人的对禅代的不满与憾恨。秀能够两次强烈发泄这样强烈的情绪,他的背後必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在司马氏皇权之下这样明白的偏袒魏朝的倾向又牵连着受压抑的家族和放达的风尚。如果羊祜亲曹氏的倾向是他在晋朝得到一个广大方面的支持的一个因素,他的接近低微和放达份子也是他後半生在政治上显得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祜虽然是名教中的贤人,有幼年丧父“孝思过礼”的美德(本传),却也留下解释老子的著作(注二九),可见得他还是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本人尽管是深沉缜密,他所爱好提携的人物却有显明特异的色彩。《晋书·郭奕传》载着奕作野王县令时祜到界会邀见,奕因为送祜出界幾百里而被免官,大概是祜盛年时代的事(注三十)。这个郭奕恰好也得山涛赏识,被涛称作“高简有雅量”(《御览》二二九引山涛《启事》)。郭家是“累世旧族”(《世说·赏誉篇》引晋诸公赞),但奕在晋朝雍州刺史任上因为拔用一个“门寒”受排斥的亭长李含而被认为“知人”(奕本传)。奕自己或者不能算狂放,然而“少所称先”,却独为阮籍“心醉”(《晋书·阮籍传》附咸传),咸正是追随着叔父籍的“任达不拘”而遭礼法之士讥嘲的著名份子(咸传;《世说·赏誉篇》引《名士传》)。山涛在晋朝主管吏部,为了引用咸任吏部郎而与贾充有一场坚持的冲突,只是终于没有成功。(这是下文的一个题目。)从郭奕对羊祜的亲密忘形到他对阮籍的“心醉”。足够透露祜与奕和阮籍、山涛一辈的爱好的相同。

     

    祜在晚年策划平吴,最靠两个人帮助。一个是在中枢参与谋议的张华,这就是凭一篇《鹪鹩赋》被阮籍叹为“王佐之才”而有了声名的人(华本传)。他那篇文字本是借一个“育翩翩之陋体,无玄黄以自贵”的微寓比喻他自己朴素的身世,倾吐他不凡的意气。他所歌咏的“飞不飘扬,翔不翕习,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尽管是淡泊静守的哲学,但他所礼赞的“匪陋荆棘,匪荣苣兰”,“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还是表达着坚强不屈的情志。这又当然不只寄托着一个人的怀抱,而正发抒了一个广大方面的心声,所以一篇短赋便得到阮籍重大的赏识。华的父亲(平)是渔阳郡守,但华少年孤贫,曾过牧羊的生活,所以他後来最能鼓励穷贱的人才。他虽是修谨有礼,伹当然是阮籍那样放达的名士的朋友和追随者。另一个帮助羊祜的人是与张华同时赞助灭吴计划,在祜死前被荐举接替南方军事的杜预。这又是一个有受压抑的身世的俊杰。预的父亲恕因为得罪司马懿而被免作“庶人”(《魏志·杜畿传》附恕传)。预自己少年微贱,所以豪放不受拘束;在送他出发到荆州去的集会上,称为“名氏雄俊”的杨济竟觉得“不堪”而离席(《世说·方正篇》)。读史的人便不难推测祜和华、预的关系绝不只是二三个人间的投合,而代表着祜与一群自由色彩的名士们的盟谊。

     

    羊祜、山涛这两个人的家世和禀赋的重要差别,加上他们政治凭藉和趋向的基本一致,便使祜显得是一个比涛更复杂些的人格,一个似乎是包括一切的人格。祜不只是比涛对司马氏姻戚更近,他的清华的门第更不是涛的“小族”可此。祜与涛同样有深沉的性格,而祜的似乎全德的天资又不是涛的仅以“识度”过人所能及。在曹氏与司马氏的对抗中,祜与涛都有亲曹的倾向,只是祜更有十分触目的表示;他们在入晋以後当然同样有那些不忘魏室的份子的支持。祜的门第虽高,他却正是涛所代表的非世族份子的盟友。他自己以“孝思过礼”,“恂恂若儒者”知名,却和拘谨的山涛一样又爱好目然放达的倾向。因此他可以说是一个包括了种种难得兼备的,甚至于似乎互相矛盾的因素的人格。而这一切便似乎样样要引到一件事情,引到羊祜在政治上一出来就显得十分重要而成为在晋朝有资格竞争政府大权的人物——但他绝不是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凭着任何居间地位得势。在司马氏皇权之下,他是那个偏袒旧朝,反对阀阅,标榜自然的名士阵线所要拥护的领袖。

     

    只是山涛终可以说是一个比祜更重要的人物。因为在祜成为那样重要的角色时正是涛站在他的背後,而且,到了争衡的一个有决定性的时机,正是涛站在一个有决定性影响的地位,虽然是落在挫败的一方。但这点消息还要经重重探测才能估定。

     

    司马昭在咸熙元年(264)正月西征在蜀叛变的邓艾,只到了长安。因为艾和接着他叛变的钟会失败得迅速,昭当月内便回到洛阳,随着在三月便以相国晋公进爵为晋王。第二年五月炎立为晋王太子(二十岁),八月昭病死(五十五岁)。炎的受禅就在这年十二月(改元泰始,入266)。

     

    《晋书·羊祜传》叙钟会在蜀被诛之後祜拜相国从事中郎,应当是咸熙元年正月司马昭回洛以後的事。这篇传接着写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随後就是武帝受禅,祜“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这段记录已可表示羊祜在禅代之际似乎一步成为一个显明的重要角色,但其中还有幾个疑点要追究清楚,才能更多估量祜这一步前进的意义。《晋书·文帝纪》载司马昭在咸熙元年五月奉魏帝命建天子旌旗之後,晋国已置御史大夫至中领军等官。羊祜自相国从事中郎升任的是晋国的还是魏朝的中领军?祜迁任这中领军在咸熙元、二年里哪一段时间?是什么情势使祜自相国的谋议之职一步进到“悉统宿卫”,“执兵之要”的地位?中军将军更是禅代告成後特设的新职(注三一),一个崇高的统宿卫的名号。祜又为什么得这崇号?

     

    读史的人虽然容易误认羊祜自相国从事中郎迁任的是魏朝的中领军(注三二),《晋书·司马望传》(孚传附)却清楚地载着望(懿侄)自魏末到晋初多年是兼中领军不动,可见祜在禅代之前迁任的绝不是魏朝的,而是晋国的宿卫统颁。祜本传没有记明他“迁中领军”的确切时间,但王隐《晋书》的残文在祜“迁中领军……事兼内外”下还有“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二句(《书钞》六十四引),已可使人推测晋国的中领军的任命是十分临近着禅代发动之时的一步安排,是应付那个禅代”大事”的一个必要手段。

     

    《晋书·武帝纪》载着咸熙二年九月(司马昭死後一个月,禅代前三个月)晋国才任命了丞相(何曾)、御史大夫(王沈)、卫将军(贾充),而没有提到中领军;又载着十一月(禅代前一个月)“初置中护军以统城外诸军”(注三三),也没有载出这中护军的任命。这都不是当日史官或後世修晋书的人的遗漏,而正足以指示晋国的中领、中护这两个关键武职的任命都还要等待到一个最後的时机。魏末统率禁兵的是先以卫将军,後以骠骑将军、司徒兼中领军的司马望;统率京都“城外诸军”的是中护军贾充,在禅代前三个月还加了晋国卫将军的头衔。因此晋国的中领军、中护军的实际任命就将是宣布接管只在名义上还属于魏朝的京城内外全部武装力量,那也就应该是到了禅代已经发动的时候。旧史虽没有写明,贾充统率城外诸军的权力在禅代之际总是保持不动(注三四)。他以晋国卫将军兼魏朝中护军在禅代发动时如果变成兼晋国中护军,那只是名义的转移。羊祜的迁任晋的中领军则是一件更重大的事。因为晋国当然早有自己的宿卫(注三五),晋的中领军便要统率晋的宿卫,更去接管魏的宿卫。《羊祜传》写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便不是写一个魏朝中领军的份内职掌,而是写祜在禅代发动时自受命为晋国中领军起的一整串重大而迅速的行动:就了中领军职,一手统率晋国与魏朝的宿卫,走入宫廷去执行职务,掌握了京城内全部兵力的指挥权力,控制着宫廷内外两边的局势。王隐《晋书》的“大事既毕,辞不复入”两句写的便是祜的一整串行动在禅代大功告成之後的一个收束,虽然他并不能真得到退休。

     

    禅代的告成又必然引出羊祜的军衔的进级。这不单是对祜的“佐命”功勋的酬报,也是宿卫统属的新情势的要求。司马望在魏末和晋初(拜太尉)一直保持着兼中领军的地位,可见魏朝的宿卫在禅代之际没有脱出晋室这位近属的掌握。羊祜以晋的中领军“悉统宿卫”,在禅代大事进行中便暂时成了望的主将。因此晋武帝的新的朝廷便要设置“中军将军”这一个新的职官,一个高过中领军的禁兵统帅。这才能够一面使望保持以兼中领军控制魏朝旧宿卫的权力,一面使祜有总统宿卫的崇高地位。

     

    从祜的迁任晋国中领军到他就新朝的中军将军,可以断定是从禅代发动到告成之初的短暂时间里包含着许多重大行动的一段发展。这段发展足以显示羊祜在禅代之际一步成为一个显明的重要人物。他虽然不必是能实际操纵晋国与魏朝两部分宿卫武装,但他与统率城外诸军的贾充已可算有对等的声势。中军将军的崇号更只是为他而设,所以在仅仅两年略过之後,到泰始四年(268)二月,他从中军进到政治中枢(尚书左仆射),这个总统宿卫的军职就已撤消(注三六)。这也更加托出羊祜在禅代过程里的特别地位。他在迁任晋国中领军之前的约两年里只是相国从事中郎,他的本传说他在那个职位是“与荀勖共掌机密”。但他在禅代之际一步成为这样显明的重要人物,便可见他本身在政治上具有不是仅仅那个“掌机密”的职位所能表示的份量。读史的人可以想象他在当时洛阳的一般人心里,在宫廷内外的军心里,一定有他的不平常的影响力,被认为必须借重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他才被要求在那重大的关头担当一个非常的任务。

     

    然而,仅看史传上羊祜在禅代之际的地位和行动,以及他在禅代後的升进,还不能估定他那样的影响力的根源和他的政治方向:他的影响力是单单他个人的,还是正显出他是魏末相对抗的政治势力的一方的代表人物?他是纯然顺应着皇权转移的大势,还是帮助两个对抗的势力寻求妥协平衡?他是在政治的对抗中凭着居间的地位得势,还是代表着一个方面在求妥协平衡中更作新的进取?山涛在禅代之际没有羊祜那样显然煊赫的声势,但是他在接近禅代的约两年里,在禅代告成之初,也曾担当不止一件非常的任务,反复显出他具有在皇权转移中必须借重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他的政治方向也是仅看禅代之际还不能估定,他在当时的被借重却巳特别透露了他与将要消逝的魏皇室的不平常的关系。

     

    司马昭西征叛变的邓艾,带着魏天子同去,山涛以大将军从事中郎受委任暂作军司马,领五百亲兵镇邺,因为那是曹氏王公所在。《晋书·文帝纪》和《山涛传》都记载着涛镇邺这件事,涛传还写着昭在出发前对他的叮嘱,“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然而曹氏王公早在魏朝盛时已受了压抑宗枝政策的折磨(注三七),自司马懿死前被一律安置在邺城以来更是像囚人一样没有力量(注三八),所以司马昭这时虽然要作小心的布置,山涛的五百亲兵并不像有严重的军事镇压的态势。涛的被借重应该不足表示他的威棱,反倒似乎可以显示他与魏室的亲睦。司马昭带魏天子西行,当然不是怕这软弱的君主留在京中会自己发难(像高贵乡公那样),而应该是怕洛阳的反对势力若有可乘的危机时刻要利用皇室行动。他委任山涛镇邺,也不会是怕在邺的那些没有力量的人起事,而应该是怕洛阳有人果然企图不利司马氏,又当魏天子不在,便要从邺城皇裔中找一个可以拥戴的角色。因此他对山涛的特别委任便不是要靠那五百亲兵的武装力量,而大概是靠涛在洛阳和邺两面的政治影响力,靠他对魏室的亲睦,阻断那些曹氏王公被洛阳利用的机会,消除洛阳可能有的野心形成的一个必需条件。司马昭离洛阳时总放下可靠的留守武力(注三九),但是他还要有了山涛镇邺这一步安排才算有万全的部署。所以他对涛说的“後事深以委卿”便有切当的用意,彷佛说整个後方的安危正系于涛赴邺的使命。

     

    司马昭从顺利迅速的行役回来,随着由晋公进爵为王。当年十月,炎立为世子。第二年五月,世子进为太子。《山涛传》载着昭曾“以涛为乡闾宿望,命太子拜之”,又叙出一个理由是昭为了立长子炎或立次子攸(继伯父师)曾有所犹疑,在问过裴秀的意见之後又问了山涛才确定“太子位”。只是《武帝纪》所载的继承决定的事更准确:昭的犹疑是在定世子位时,即是咸熙元年的事,而立炎的确定是靠何曾等的“力争”。涛本传所载的涛受了咨询,而且他的赞成立长也有帮助决定的作用,还应该是可信,但是他与何曾站的地位不同也可以看得分明。何曾与司马氏有不可分的运命,曾在魏末又是重臣(司徒),他帮助司马昭立自己的直系继承者既是当然,他的“力争”与他的地位也相称。山涛虽与晋室有亲,但是他得司马氏的任用很迟。为了晋世子的事在涛之前受咨询的裴秀是尚书仆射,而涛不过是相国长史(由从事中郎迁)。然而这就格外显出涛是一个具有不寻常的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司马昭命炎拜涛,说他是“乡闾宿望”,也就令人想到是含了更深的用意。昭一定不仅是看重那一层乡闾的关系,也不仅是要表示感谢涛帮助了继承的决定,而是看重并且要表示感谢涛,作为一个有大影响力的人物,对晋国地位的尊重与对将要到来的禅代的承认。

     

    等到禅代告成,涛又单独受命以司管诸侯的主官(大鸿胪)名义送让位的天子到邺。这正表明涛被看作是前朝最後所亲赖的旧臣的代表,甚至于是那个旧朝的遗留势力的一个象征。不过山涛究竟只是以一个有亲魏室色彩也有影响力的人被利用来帮助皇权转移的完成,还是作为一个大政治势力的代表将要在新朝之下为他所属的方面担当重要的使命?涛在魏末这样被司马氏借重又与羊祜在禅代之际的骤然煊赫可有什么关联?他们可是有共同的背景,又可是有共同的方向?这一切只看史传上的禅代之际也还都不能估定。

     

    新朝的最初两年多里,羊祜在政治上实在是猛骤前进,可以说是紧追着贾充。充在禅代後放弃了统率城外诸军的权力(注四〇),但由卫将军升到车骑将军,加散骑常侍,任尚书仆射,已是位势极重而总握着最高行政实权的人物。同时任尚书令的裴秀虽有名望,但似乎不是实际上的要角。到了泰始四年正月,就是禅代後第三个年头的开始,秀升作司空,充便接替作尚书令,仍保持车骑的兵权和常侍的近职,随後并由常侍进到侍中。羊祜则在同年二月解除禁兵统率权,由中军将军转为卫将军,受命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由同时受命为地位较次的右仆射,年月都据《武帝纪》)。《羊祜传》还载了武帝以祜为仆射的诏命,说祜在中军“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而要他担任的新职是“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这就是羊祜已到了在中枢行政权力上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

     

    只是祜在这个地位的时间极短,又与贾充的久任成了十分的对照。依祜本传的记载,他是因为武帝“将有灭吴之志”而受命去都督荆州军事,时间是在泰始五年(269)二月(据武帝纪),距他就任左仆射不过整整一年。而且他是到了荆州便要长期留下去。直到死前不久因病请求回到京城(咸宁四年,278,五十八岁),他在镇守南方的任上整十个年头(注四一)。

     

    充则自泰始元年便是尚书仆射,四年起是车骑将军,守尚书令,八年起是司空,仍守令职,咸宁二年(276)起是太尉录尚书事,直到太康三年(282)三月病死;算来他以逐步增强的地位掌握中枢大权超过十七年。祜作仆射时是卫将军,在都督荆州任上进位车骑,紧接着因为军事一次挫折贬为平南将军(注四二),到咸宁二年又升为征南大将军,三年封南城侯(不受,年份据《武帝纪》)。但这些荣赏都不能帮助他同到中枢。祜本传在他力辞封侯得许之後叙他“每被登进,常守冲退”,因此“名德远播,朝野具瞻”,“缙绅佥议当居台辅”,只是武帝“仗祜以东南之任”,所以这种议论便被搁置。到祜病死前回京,山涛(已是左仆射,吏部尚书)才建议祜作尚书令,但祜已到了最後的日子(注四三)。另一方面则尽管朝廷中似乎布满贾充的政治敌人,在祜离开尚书後两年多也有任恺等排除他的谋划,在那次谋划失败之後又有庾纯那样对他的爆炸性的攻击,甚至在他死後还有博士对他的极端贬议,而充在世时的继续当权可算没有遭过真正的摇动。

     

    以祜与充的遭际这样相此,便可以推测祜在泰始五年的离开中央虽说是负了准备平吴的使命,却是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里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一次决定性的挫折。祜作仆射是到了在中枢政府上与贾充可以抗衡的地位,而他的离开尚书便是他在馀生里永久丧失了回到中央政府的机会。然而祜的这一步挫折,如果是确实的,在历来读史者的眼里却也许幾乎是完全看不出了。不只是可见的史传都不点出祜的政治上的挫折,而是以祜与充为主角的一次最高的政治争衡,在晋朝当时,在祜生前和身後,绝不容宣告。如果羊祜的被排在当时朝廷里不是没有人理会的,充在祜出京後也自己表请“立勋边境”经皇帝慰勉,才“从容任职”(充本传),正是要洗除他有主谋的嫌疑。一次排除贾充的谋划演到公开的地步,庾纯对充的攻击更是公开的,另一方面缙绅议论祜“当居台辅”也是公开的。《晋书·任恺传》写着那次排充的谋划失败之後恺的友好(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等)与充的亲近(杨珧、王恂、华廙等)闹到“朋党纷然”,竟使武帝要召宴充、恺,替他们调和,而他们因为“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但是充与祜的相抗还是绝不能提起,因为那才是争衡的真正焦点,标示出两个人物,两个势力,对中央政治大权的竞夺。

     

    祜本人在朋党对立中的偏向也并没有掩饰。他的本传明写他“嫉恶”邪佞,因此“荀勖、冯紞之徒甚忌之”,其实荀、冯就是充的嫡党。但是祜本人还有重要的行动掩饰他与充的相抗。《贾充传》载着那次以充都督秦、凉的任命撤消之後武帝对充说出祜曾“密启留充”,因此充还对祜致谢,说“始知君长者”(注四四)。这段记载也许反泄露羊祜虽在荆州还与中央的政治有牵连,充致谢的语气更表示出他对祜的猜疑,伹是祜的“密启”正是争衡中的一个主角掩饰他本身地位的作法。排除贾充可以说便是有利于羊祜,所以祜不待这个谋划的成败揭开便要作留充的建议。他的“密启”如果不能遮蔽当时人的眼目,却还足以混乱後世读史者的理解(注四五)。而一篇《羊祜传》用力写祜的准备平吴使命,写他在南方军中的闲雅风度,他的感人的德性,他的澹泊的襟怀,他的诗人的气质,以至他死後在荆州百姓和吴国将士中引起的悲痛,正好塑成一个可钦佩可同情的完美的英雄典型。这篇传记也许正隐托着祜的无限抑郁,以及为他立传的人的无限不平,但传中文字的苍凉只令读史的人兴起感叹,却恐怕更理会不到,也不屑去理会,祜後半生在政治上的大挫败。

     

    只有《山涛传》里一节极简短而含糊的记载可以说包含了武帝朝初两三年里一场同时牵连着涛和羊、贾的争衡的消息。这又不是一

    分享到:

    历史上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