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1月07日

    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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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著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著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 可恨可喜以德报怨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和1908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1]而没有当回事。

    1909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

    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2]

    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3]。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文献约五千件中的几十件而已这还不包括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各种语言文献和美术品。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4]

    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也可能是伯希和本人把这样珍贵的材料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5]并允许大家拍摄、抄录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因此伯希和这个可恨的西洋年轻人却受到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款待。同年94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一作斧)还有董康、吴寅臣等都是当时任职学部或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一批著名学者[6]。对此伯希和显然非常感动他在巴黎做讲演时说

    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暌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巴黎图书国库支那书籍为十八世纪教士所搜集甚不敷用⋯⋯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者络绎不绝。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一客举觞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闻已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云。此事余辈必当实心为之以餍彼都人士之意[7]

    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巨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25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8]、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9]、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10],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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