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0月10日

    末名:“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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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国国家档案局收藏的一批中文档案,编号FO682,原系英国驻北京公使馆保存的清代中英来往外交文件。对于此批中文档案的发掘利用,首推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他据抄录所得编有《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64年版)等书。此后,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黄宇和(J. Y. Wong)得英国学术院支持整理此批中文档案,于1983年出版有《鸦片战争时代中英外交文件提要》(Anglo-Chinese Relations, 1839-1860, A Calendar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British PRO)一书。黄宇和只以英文作提要,而佐佐木正哉则抄录中文原文,所以更受中国学者欢迎。

    《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二一零件,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42年9月1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与署乍浦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三人联名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照会。其时乃双方签署《南京条约》后三日,照会中说,“从此万年和好,两国无争矣。惟贵国所定条款,期于永久遵行。而中国亦有盟言,必须预为要约。盖事定其初,后来可免反复;言归于好,无话不可商量。兹将所拟各条照会贵公使,希即一一照复施行”。

    佐佐木刊布的这个照会,受到两个中国学者的特别重视。
    首先是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中,他这样表述,“它是我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潜藏着不亚于清朝在战争中军事失败的外交失败”,所以要“详细具体地引用”。(第492-496页)

    不过,尽管表现出如此这般的重视,茅海建对待这个照会还是有些漫不经心。其一,他说,“照会分正文和附单。正文提出了交涉的理由”,“照会所附清单中,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是从何说起?照会从左到右竖行书写,起首某某某“为照会事”,结尾“右照会”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十二项交涉内容明明在“右照会”的右边,怎么就成了照会所附的清单?其二,第二一零件在完整的一篇照会之外,另排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无头无尾,但从最后一句“想贵公使亦以为然也”,合理地推断,应该是中方写给英方的。这段文字与照会同列于一个文件中,佐佐木虽未明确交代,但合理地推断,应该是照会的附件。茅海建对这段文字未予关注,其实不应该不予关注。因为这一段文字是关于领事裁判权。而在十二项交涉内容中,茅海建最重视第八项,因为这一项“干脆将对英人的审判权主动拱手予英方”,“利害关系实在太重大了,我不得不照引全文”。同样涉及领事裁判权,两段文字的表述并不相同。为什么要分别说明,照会里是一种说法,而附件里是另一种说法,总该有所疑问吧?

    接下来是郭卫东。他在《近代中国利权丧失的另一种因由——领事裁判权在华确立过程研究》(《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表示,茅海建把这份照会看成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言虽过重”,但“不无某些道理”。与茅海建不同的是,郭卫东注意到“在照会后,耆英等人还单附一段言词对此条(照会第8条)作进一步解释”,而这段话的“利害关系实在太大了!要命处有三点”。至于耆英等人为什么要附一段文字说出比在正式照会里更要命的话,他并没有提出疑问和解释。

    (二)

    为什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要命的外交文件”?因为,从耆英等人的这个照会出发,二位学者提出了非常有趣的观点。

    《天朝的崩溃》出版之前,茅海建就在《鸦片战争与不平等条约》一文(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中提出,《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英本可不再订约”,但“清政府由于对国际知识和近代外交的无知,主动提出一些纯属中国主权范围之内的问题,与英国商议,为英国所利用,反生出许多新的波澜来”,这样才造成“许多权益的丧失”。《天朝的崩溃》则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

    郭卫东不那么绝对,但他基本上赞同茅海建。在《江南善后章程及相关问题》一文(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中,他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方采取的主动的外交行动,也是事关后来历史发展诸多方面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外事交涉,不能排除战争失败等军事因素对交涉的影响,但它更主要的是一场外交较量。如果说,作为战败国,中国不得不接受《南京条约》,身为签约者的耆英等人的责任是有限的,那么,善后交涉作为清政府主动的外交行动,耆英等人的责任实属重大”。在前揭1997年论文中,则说,“出于策略的需要,英国侵略者推迟了领判权这一重要特权的提出,事情本可止于此。但是,在英方暂时放弃的情况下,中国的涉外司法权问题却由清朝官员率先提出主动出让”。(按:仅就逻辑而言,这一判断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既然英国只是“推迟提出”,怎么就敢肯定“事情本可止于此”,既然说英方只是“暂时放弃”,又怎么可以说是清朝官员“率先提出主动出让”。)

    二位学者的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也得到相当的肯定。例如,《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建国50年学术研究的回顾中就对他们的观点有特别的介绍:“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特权中,竟有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让的。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以至丧失国家重大利权而不自觉。如领事裁判权的出让”。(《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但实际上,二位学者对所提出观点的论证非常勉强。

    1、为什么《南京条约》之后“中英本可不再订约”?茅海建前揭1992年论文说,“根据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规中的战争法惯例,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此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不得再提出有关战争赔偿的要求,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必须符合和约的文字和精神。也就是说,此后清政府完全可以根据和约的规定,拒绝英国的没有和约依据的侵略要求,并可以根据和约的文字和精神,提出自己的要求”。

    这段话讲得似乎理直气壮,但只是在抽象地谈论国际法,不是在研究历史。何况,这国际法说得也非常不地道,第一句就大有问题。首先,当时并不存在着通行的国际法规。其次,成文法和惯例法相区别,“国际法规中的战争法惯例”不知该作何解。对此,茅海建后来也有所认识,所以《天朝的崩溃》将这句话改写为“按照当时的西方和现时的世界所通行的战争法惯例”。但仍然有问题,因为国际法早已经废弃了战争(战争实际上仍然存在,但在国际法上不叫战争、叫武装冲突),现时的世界当然不可能有通行的战争法惯例。更重要的,“和约一旦签订,两国关系即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既然如此,“此后”的事情怎么还会扯得上“战争法惯例”?不管地道还是不地道,抽象地谈论国际法而不对历史事实进行说明总不是历史学家所应该采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2、因此,郭卫东在《〈江南善后章程〉及相关问题》一文(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中说明:“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签订前曾制定过两套条约草案。第一套草案包括有五口通商、永久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赔款、中英官方往来平等、取消公行垄断等要点。此案是英方的第一选择,其中的关键是割让岛屿。如果中方拒绝,则实行第二方案,以同意中国不割让领土来换取英国在华的另几项特权,包括:英人在五口有长期居住贸易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江宁谈判的结果是,英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第一方案,霸占了香港,所以后一方案并未列入《南京条约》”,“正是因为在《南京条约》中攫获的权益甚至超过了英国的原定设想,所以约成后,英方并不准备立即再进行什么善后谈判。善后谈判的动议是由中方首先提出的。”

    所谓英国政府制定的两套条约草案,乃是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发给执行侵华行动的二位全权大臣懿律和义律的第一号训令中的一个附件,所以又被称为巴麦尊的对华条约草案。茅海建受到启发,在《天朝的崩溃》书中将巴麦尊的条约草案与《南京条约》相对照,进而得出结论:仅仅签订一个《南京条约》,中途走马上任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就“超额完成了英国政府交予的任务”。
    不过,这样的判断仍然只是不讲逻辑的推理游戏。对此,张建华在《巴麦尊的对华条约草案与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侵略要求》一文(载《北大史学(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巴麦尊的条约草案并非一直是英国政府指导侵华行动的正式文件”,因为“从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提出对华条约草案,到1840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二年半的时间里,英国的外交大臣和驻华全权大臣职位各经历了一次人事变动,随之而来的,对于英国的侵华行动,英国的外交大臣又有二次新的训令授予新的驻华全权大臣”;关键是,“巴麦尊后来实际上否定了他最初在条约草案中提出的两套方案二者只择其一的原则”;无论如何,“仅以此前巴麦尊并不约束璞鼎查的训令与条约草案为依据来分析璞鼎查的有关意图与实际作为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3、《天朝的崩溃》又说,英国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在收到《南京条约》后,“在训令中表示对璞鼎查工作‘深为赞许’,并‘完全认可’”。其依据为阿伯丁1843年1月4日给璞鼎查的训令(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十四,三联书店1957年版)。这个训令是英国政府在收到《南京条约》以及璞鼎查在签约后一段时间内所写的共8份报告(第38-45号)所作出的反应,训令说:“我已经把你的公函进呈女王,并且我奉女王陛下的命令通知你,女王陛下,既经得知你在条约签定之前同中国全权大臣谈判的详情,以及在签约后,为把两国间关系置于一圆满基础上而采取的措施,对于你处身于这种困难环境中所表现的才能和热忱,深为赞许,并且完全认可你的一切处置。”前揭张建华论文指出:“十分清楚,璞鼎查向中国提出的侵略要求包括两个方面,即在条约签定之前的谈判和在签约后采取的措施,英国政府认可的是璞鼎查在签约前和签约后的全部作为。而有的学者却从种摘取‘深为赞许’、‘完全认可’等词语用以说明英国政府对《南京条约》所得表示完全满足,这显然是不够妥当的。”

    4、茅海建和郭卫东不能提出任何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英国满足于《南京条约》所得,甚至不能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间接证据。而相反的证据倒是十分好找。

    1843年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在华战争的尾声——扬子江战事及〈南京条约〉》(The Closing Events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The Operations in the Yang-Tse-Kiang and Treaty of Nanking),日记形式(自1842年4月26日至8月31日),作者是一个参战的英国军官,名洛克(Granville G. Loch),即张喜《抚夷日志》提到的利洛。此书的史料价值,在邓嗣禹《张喜与〈南京条约〉》(Ssu-Yu Teng, 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Chicago, 1944)一书中已得推崇。后来齐思和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鸦片战争》(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更亲自将此书最后三章翻译为中文,以利洛《缔约日记》为名收录。此书记载:1842年8月26日(《南京条约》签字前三日)是“璞鼎查与钦差们磋商并最后决定条件内容之日”,“英国方面向中国钦差大臣们明确指出关于最后关税的解决,英国人的眷属在各通商城市及其附近居住的问题,完全取消行商的垄断,以及由我们自己领事管理商业的问题,都因需详细讨论,故暂时不谈。但是这些都是极关重要的问题,将来提出讨论时,如中国方面加以拒绝或抱拖延态度,必至严重影响两国间方在开始的和平”。就这则材料,朱树谦《〈江南善后章程及相关问题〉辩正》一文(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评论:“这无异是说,如果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得不到解决,英方将不惜再次动武”。这个评论当然不无道理。

    其实,这则材料,郭卫东在前揭1995年论文中已经注意到,但只是用来强调英方的“暂时不谈”、“留待将来讨论”。对于朱树谦的批评,郭卫东在前揭1997年论文中辩解说,由这则材料来看,“英方的逼迫显而易见,但英国所提出的‘领事管理商业的问题’毕竟与领判权不是一回事。很难想象,耆英会根据这一恫吓不作出商业上的让步,却作出司法上的让步”。其实,郭卫东完全应该知道,英国人所谓的领事管理商业的权利当然少不了裁判权。因为在同一篇论文中,他引述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说:1833年8月2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整理中国及印度商务案”,“议案第6款饬在广州或是附近设置一个具有刑事和海事法权的机构,该法庭暂由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主持,它有权对在中国领土和中国海岸30英里内的‘公海’犯罪的英国人予以英国法律的审判,这是英国在华建立领判权的最早法令性文件”。

    (三)

    虽然受到严厉的质疑,二位学者仍然坚持他们原有的观点。郭卫东新著《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的相关章节,仍为前揭1997年论文原貌。而《天朝的崩溃》在10年后重新印刷出版,内容原封不动。因此,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探究和说明。

    让我们回到让二位学者产生奇思妙想的源头,所谓“中国近代史最要命的外交文件”,即佐佐木正哉所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的第二一零件。其实,这个略显奇怪、引发新论的文件是值得核查的。

    经过核查英国国家档案局保存的原件,果然发现问题。原来,第二一零件混录了两个文件。

    1、第二一零件所录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42年9月1日)耆英等人致璞鼎查照会,经查,原件尚存,原件白纸折页毛笔书写、盖有关防,系正式照会,并无附件。此件首末页各有粘纸作为封皮,首页封皮有墨水硬笔书写的编号(No.92)和英文提示,另有铅笔书写的编号(114.31A),末页封皮亦有铅笔书写的编号(114.31B)。此件现编号(FO682/1975/79),标注在封袋上,乃黄宇和整理之编号(黄宇和的提要书,对每个文件除标注现编号,亦标注原编号,原编号即铅笔书写的编号)。

    2、第二一零件所录耆英等人照会之外的一段文字,经查,亦有原件,原件黄色竖行稿纸毛笔书写,有粘纸作为衬底,底面粘纸上有墨水硬笔书写的编号(No.73)和英文提示,另有铅笔书写的编号(113.27)。此件现编号为(FO682/1975/74a)。

    这一件必须进一步说明,先录其文:

    五处码头,既听英人居住通商,自必设有领事官,总司其事,所有英人应均听受领事官约束。凡与内地商民通易货财,以及购买日用饮食诸物,均须彼此公平交易,不可稍有抑勒欺负。中国本地方官,亦自向商民一律严加约束。其英人有须离会馆赴邻近乡庄交易买卖者,须由领事官给予符验,以备稽考。其黑兵经英人带来服役,自不能无,但性非驯顺,管束稍疏,即易生事,应只令侍侯服役,勿令与民间交易货财,更不得散赴乡庄闲游兹扰。内地军民,亦不得贱视欺凌。倘有买卖不公抑勒诈欺等事,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此系为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结好起见。两无偏怙,亦两无窒碍,想贵公使亦以为然也。

    佐佐木正哉录文有一些错漏,如“抑勒”误为“抑勤”,“应只令侍侯服役”误为“应令只侍侯服役”,“由地方官究治”漏一“由”字,等等。但这些错漏还不足以形成误导。

    关键是此件的作者与日期,因为文件本身并无说明。佐佐木正哉的资料篇将两个文件混录在一起自不必再说。黄宇和的提要书(第69页)不能确定此件的确切日期,只粗定为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公元1842年8月。这批中文外交文件,在黄宇和整理编号之前,已分别有墨水硬笔和铅笔书写的两种编号,两种编号均大体以时间先后排序。比较此件与其它文件原有的两种编号,判断其日期早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42年9月1日),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黄宇和将此件的作者定为中国官员,却有疑问。

    黄宇和关于此件的英文提要是这样写的,“中国人提出的领事法庭细则:领事将驻五口监管英人行为。遇有争讼,案犯是中国人,由中国官员惩处,是英国人,由领事惩处”(By-law proposed by Chinese concerning consular courts: consuls are to be stationed at five treaty ports to supervise conduct of Britons. In a dispute, if offender is Chinese, he is to be punished by Chinese officials; if British, he is to be punished by Consul.)。

    由最后一句“想贵公使亦以为然也”,当然可以合理地推断此件出自中方。但黄宇和疏漏了原有的以墨水硬笔书写的英文提示,这句话是“我提出关于领事以及禁止外国人在乡村游历的细则”(I proposed bylaw respecting consuls, and prohibition against foreigners wandering about in the villages.)。这个“我”不可能是中国人,因为能够在这些文件上用墨水硬笔书写英文的只可能是英国人,而且是当时的英国人。最大的可能,“我”是熟谙中文、在谈判中担当重要角色的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其实,在各种规格和形式的谈判中,通过为对手拟稿提出己方要求,是常见的方式。只要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最后一句“想贵公使亦以为然也”而产生的疑惑就可以迎刃而解。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参照,那就是1844年的中法交涉。细节可参见卫青心的著作《法国对华传教政策》(黄庆华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及张建华的论文《中法〈黄埔条约〉交涉——以拉萼尼与耆英之间的来往照会函件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再看内容,耆英等人在致璞鼎查的照会中这样表述:

    英国商民,既在各处通商,难保无与内地民人交涉。狱讼之事,从前英国货船在粤,每以远人为词,不能照中国律例科断,并闻欲设立审判衙门,如英国之呵压打米挐一样。但查乾隆十九年佛兰西人[左口右时][左口右雷]氏一犯,钦奉谕旨,令其带回本国,自行处治。即道光元年英吉利国兵船水手打死黄埔民人黄姓之案,亦经阮督部堂奏请,令英国自行惩办,各在案。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案件,应明定章程,英商归英国自理,内民由内地惩办,俾免衅端。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区别。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一贯坚持对来华西人(特别是伤人致死案件)行使管辖权。对此,其它西方国家皆服从,惟有英国抗拒不遵,并通过立法设立在华法庭,只是(从西方的法律观念出发)没有中国方面的同意而不能实际施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俾免衅端”,才不得不自找台阶,同意“英商归英国自理”,但也没有体贴到明确“由领事官究治”、坐实领事裁判权的程度。最后声明“他国夷商仍不得援以为例”,这正是迫于英国压力的体现,又哪里谈得上“主动出让”?

    (四)

    由佐佐木正哉所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的第二一零件所引发的故事实在太不寻常,我忍不住要说,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要命的外交文件。

    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发生差错,历史学家也难免被错误的史料误导。但只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许许多多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还是那句老话,你尽可以大胆地假设,但你不应该不小心地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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