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01月29日

    沈津:中華書局也出錯誤百出的書——讀《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小記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tbn-logs/14689722.html

    书丛老蠹鱼的BLOG

    《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嚴紹盪編著。三冊。580元。2007年中華書局出版。印2,000冊。連同附錄、索引等共2,336頁,近300萬字,共計著錄10,800種(一說10,400種)。

    此為國家「十五」出版規划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重點項目、北京大學「九八五」人文學術規畫重點項目。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這套書的新書廣告一出,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即請采購部門即刻發函訂購,我想盡快地讀到它。日本所藏中國古籍版本的數量和質量,那么多年來,一直是個謎,他不僅是我,也是很多版本學、文獻學、歷史學等學科研究者所關注的一個大問題。七十年代初,楊振寧教授返國,他送了我一本《日本の國寶》精裝本,那時這種信息很少,而我對其中的中國的古籍善本特感興趣,請同事翻譯出來,但卻看了不過癮,太簡單了。

    在「哈佛燕京」,有不少日本(各文庫)藏書目錄、書誌解題的專書可供我查閱。我和我的同事在寫作「哈佛燕京善本書志」時,也必須時時翻閱日本的各種善本書目、稀書目錄、漢籍目錄等,以了解更多信息。這些書目雖有部分在我的辦公室,但是要每種都翻,也是麻煩。

    我一直認為日本所藏中國古籍善本中有不少好書,每當我翻閱日本《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時,那很冷的書名會一一映入我的眼帘,憑我的直覺,他處或許都不會有收藏。當時,我實在是希望將來有人能將內閣文庫藏中國古籍善本寫成一本善本書志。我也知道日本的不少寺廟也有很好的收藏,但很少有版本目錄學家予以揭示。

    也正是如此,我也曾夢想過,日本方面的專家學者如能將藏諸日本各處的中國古籍善本,從宋至清,不管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版畫等等,全部重加鑒定、分類,編成一部《日本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那該多好啊。當然,那是非常困難的事。如容易,或可行,日本方面早就做了。

    中國大陸的專家學者也是很難去日本專做此事的,一是這種專家本身就少得可憐,自己單位的事都忙不過來,還有自己研究的題目,加上哪來的巨額經費?日本方面能允許配合嗎?都是難題,所以想都不要想。

    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籍善本確實很多,尤其是美國、日本。1986至1987年,我在美國作研究,看了不少東亞圖書館藏的中國善本書,那時直至今天,我都不敢有將全美所藏善本作一聯合目錄之奢想,因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那需要大量的經費,需要几位真正懂得版本鑒定的專家。而這二樣都無法解決。

    現在,嚴紹盪教授編著的《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終于出版了,這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請看:他三十餘次進入日本,講學之餘,立下雄心壯志,一定要編一本《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其間又克服了許多困難,這種精神值得學習。有道是:有志者事竟成。他不僅對多家日本藏書單位的中國古籍善本進行調查摸底,還將小部分的图书記錄在目,彙集一起,作了備考。他在日本期间,將收藏在日本的「重要文化財」(國宝级的中國古籍)几乎全部經眼,他是中国学者中見到日本藏中国善本古籍最多的人,没有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做了前人所不能做的事,使中國學者及海外的所有漢學家做版本目錄學、文獻學的研究時可以省卻不少時間。

    嚴書的附錄寫得非常好,後記也不錯,寫他的體驗,倒也感人。我只是覺得如果在此基礎上專寫一本訪書記,那一定十分精彩,也一定吸引人,因為有看點。大約是用心去思考,並再付諸於實踐後,有了体會才寫得出,故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但是,話又要說回來了,這么一部花了十二年写就的大書(1987-1999),功成名就之作,還帶著不少出版界人士的關懷,老的不說,就說中華書局的五任編輯室主任的期望也是夠感人的。責任編輯崔文印先生深知其書之重要,所以費了不少心血,修正了不計其數的錯誤,甚至是「恨鐵不成鋼」,拍著桌子对著严教授大吼叱責,這著實令人感動。

    書出了,有關人員都松了一口氣,不容易啊不容易,对严先生來说,是真正地不容易。剩下的問題就是推向市场,接受读者的檢驗了。於是学術座談会,請文化大老们來捧场,各种报紙发出版消息,甚至是整版的篇幅報导。总之,一片叫好声。

    我曾經計算過,如果以一個懂行的專家來寫善本書志,并依照哈佛的模式每天一篇,每篇平均在1,000字左右,每年以200天計算,那《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的10,800種,需時50年,約一千八百萬字。如今以嚴先生一人之力,采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只用了十來年的業餘時間,竟完成了近300萬字如此這般的巨著,那能不令人擊掌歡呼的嗎?他的方法難道不應推廣嗎?他破除了僅迷信專家的「錯誤」,創造了外行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回內行的「童話」。

    老实说,在我看到《书録》以前,我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友人,詢問對此書的感想。朋友告訴我:可能會使你失望,因為達不到「哈佛燕京」对書志的要求。当我翻看了严先生的《书録》,也确实是发現了一些问題,但我也不想張揚。只是写了一封信给「中华」的朋友,告诉他们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当然,「泥牛入海无消息」,也在我意料之中。後來与朋友交換对此《书録》的意見,竟没有一位说好的,就連前南京图书館研究館員、八五高龄的版本学家沈燮元先生买了此书,大呼「不來事、不來事(不行、不行)!外行做的。」而且燮元先生还告诉我,南图善本部某君看了後,也表示了《书録》差勁的看法。

    本來,我也不想將对《书録》的意見写成文章,因为一发为文,会对严先生造成莫大的影响,他是一位謙謙君子,虽然是版本目録学領域方面的外行,但他利用业馀時间,奋发編出《书録》,已经是很蝗菀椎氖铝耍敝须m錯误不少,也算是出於好心,而且别的中国学者是没有机会和緣份去做这件事的,我不想去加重严先生的負担。然而导致我改变看法的却是该书的責任編輯崔文印的文章。

    崔文印在此书出版後,專门为之写了三篇书评,第一篇发在中华书局的《书品》2007年第3期、第二篇刊在《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第三篇登在《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简报》上。請恕我无知,或是少見多怪,我从未听说过一位責任編輯为作者的一本著作出版後接二連三、不遺餘力地撰写书评,這种強力推荐,有没有涉嫌炒作,或王婆卖瓜,或为自已的苦劳張目,我不敢揣想,只是覚得似乎有点过了头了。也正是崔先生的书评,促使我再將严书和书评对照看了一下,居然又学習了不少东西。我深深地感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应该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看來,说真话不容易。

    崔文印在「功不負人---《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说:「本书也有兩項創新,一是注明該書的冊數。二是注明該書收藏在日本何處。」這算是什么「創新」?可能崔先生没有在图书馆工作过,他不知道一張卡片上有书名、卷数、作者、版本、冊数,這是最基本的著録。凡是在图书馆工作的人如果一听书録上有册数也算是「創新」,那还不笑掉大牙。《書錄》是类似日本的部分汉籍善本联合目録性質,您不注出藏于何處,編它又有何用?這種常識性的著錄居然當作「創新」,真不知崔先生对于古籍版本著録是無知?還是什么?

    崔先生專門以《禮記正義》(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谷村文庫藏本)來舉例,証明严先生用按语形式补充正题的叙述。按語云:「按,此本行款格式,与日本足利学校遺迹图书館藏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相同,唯仅存卷六十四。全书縱32.5CM,横20CM。卷中有元人修补,修补葉版心見元人刻工姓名俞荣、茅文庞、茅化等。本版木板于入明後移存南京国子监,卷中间有明代修补。封面系新补,蓝色絹紙。此本大約系民國初年由清内府大庫中流出之零本。」崔云:「对該书的版本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同時还对该书流归日本的時间等作了推断。」

    我以為嚴先生如能写出以上的文字,應該是具备了版本学家的素質,即版本学的知识十分丰富。但他不是版本學家,這種文字非他所能寫得出來,而是应有依據的。果不其然,在某位高手的指示下,我才了解到文中的什么存卷數、尺寸、元人修補、元人刻工姓名、移存國子監、封面新補及藍色絹紙、民國間由清內閣大庫流出之零本之語,全部抄錄自日本學者阿部隆一的《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P.308。

    再請看:崔先生在另二篇大文中又舉了《周易注疏》(南宋初刻本,陸子遹手識本,日本國寶)的例子,甚至用1,600字來證明嚴先生對此書的按語「體現了嚴先生對版本目錄學的學識和考訂之功」。但是,不查不知道,嚴先生的按語全部「抄錄」自《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P.246。

    阿部先生的著作中將藏于日本的中國宋元版經部漢籍作了極為詳細的著錄,嚴先生在《书録》里全部或大量地抄録,且又并不注明出处,而是作为自己的发現和心得,這極易被認為不符合学術道德和学術規範,(過去這種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而崔先生專门為之举例的二種书就已存在著几乎全部「抄録」的事实,那其它数百种呢?是否也属于「自己的发現和心得」!难道崔先生还要我再多举些例子來证明严先生大量的「抄録」吗?

    崔先生还说;「更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部分图书能做到這一点还不稀奇,可貴的是,《书録》所著録的萬种图书都做到了這一点,这就不能不对紹盪兄所下的功夫表示深深的欽佩了。」(以上是严对某书的说明,約130字,是写有批语、跋、存卷等事)嚴氏《書錄》計10,800種,將近300萬字(連同附錄),也就是說每種平均不到300字。請問:一篇書志,除卻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等必須著錄的文字,就在40至100字之間,那剩下的不到200字您能很好地去揭示書中之內容以及其它重要資訊,或您的見解、心得嗎?津按:崔先生是責任編輯,对《书録》中的每一种书的文字都认真读过,但是他不应该讲假话,不应该眜着良心做偽证,這不是一亇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品貭和态度。

    請看:《書錄》沒有內容紹介的书太多了,以集部別集類(明代)舉例,1,335種書中,涉及內容介紹的仅在40種左右,是一個零頭,這個比例真是不敢想。翻遍全書,竟沒有一個作者有簡歷的。想必是严先生没有時间,因為這很費時間的,有不少明代的作者或許只能在地方志中找到。不過不寫內容、簡歷也過得去,湊合著吧。既然是書錄,那著錄的每種善本都應有行款,但翻來翻去,卻是有的有,有的沒有,而沒有行款的居多。還是以集部別集類(明代)來說,共170頁(P.1634至P.1804),著錄的1,335種善本中有行款的僅有30種,也就是說還是個零頭,相去實在太遠。行款當然是鑒定版本的輔助依據,如果数錯也麻煩,也可能沒時間去點,且將就一些吧。

    所以崔先生是闭著眼睛说瞎话!就写了這么三四十种,您就「欽佩」了,难道這就是您所说的「扎实严謹的学风」么?难道那就是您所认为的「那种执著、严謹、踏实的治学精神,不计名利献身学術的勇气,」「亦足以垂范後世」?那么那一千二百种什么说明都没有的,您又怎么说!难道您可以说:我没看見。崔先生,您太不应该了,您不应该用自己的筆去欺骗读者、領导以及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

    崔先生说:「我將紹盪兄的大著与国人楊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和日人森立之的《經籍访古志》二书作了对比,深感紹盪兄的大著不论就其規模还是就其著録的深度与广度來说,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崔先生还以严著和《四庫全书总目》相比,指出:严著所收日藏汉籍10,800种,超过了《四庫》的10,254种。崔说:四庫「耗時十多年得以修成,其著録量与严著約略相等。然而严紹盪先生這部《书録》收典籍10,800种,却是凭他一人之力完成的,這种坚韌的毅力,着实超越前人,而為前人所莫及。」
        
    看來,經过崔先生的妙筆,严先生应该是当仁不让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五千年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又有谁能和严先生抗衡?那些乾嘉学派的精英,什么四庫纂修官,包括紀昀、陆钖熊、翁方綱、姚鼐等人算得了什么?严先生一人頂百,貢献难以估量。一部《四庫》,竟然形成了「四庫学」,多少学者为之研究,又写出多少專书,四庫的研究至今不衰,它发展了中国的傳統文化。我真不明白,崔先生究竟有无知识,竟敢拿《四庫全书总目》來和《书録》相比,那能比吗?那是差了多少倍的等級了。崔不是说严书「在規模上超越前人,不是一倍两倍地超越,而是十倍、二十倍乃至三十倍地超越」吗?数量是多的,但是,大量的书是抄自日本人的目録,而不是自己撰写的书録,如果光是抄自日人的书本目録,谁不会抄?一般大学生也能做,何必有劳严先生親自为之呢?

    再说了,楊守敬是版本学家,他对文献学的貢献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一部《楊守敬全集》,那学術上的份量真是很重。楊氏在日期间,苦心搜访佚书,历尽艰辛,不然長泽規矩也也不会将楊目为「楊疯子」了。即以《访书志》來说,写得非常之好,博雅稹思,考訂精详,堪称簿録学之力作。只要读一下刘昌润先生整理本的前言,就可知对楊氏恰如其分的评价了。崔先生怎么能把严书和楊著去作比較呢?如真要比,那确实是严书著録多多,遠多倍於楊著,這是崔氏所说的「广度」。那么看崔氏说的「深度」(指內容),那就高下懸殊,天差地遠了,严书无法和楊著抗衡,相去又豈能以道里計!
        
    至于崔先生说什么;「這些資料的收集,正是進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它展示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資料都是日本固有的出版物,无非是收集及利用的问题,严先生大量抄録日本学者的成果,反而看不出《书録》中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如果在一些书録中掺入自己的見解,我相信,那是研究者都所乐見的,可是撇开大量的抄録,「多方面研究成果」在哪兒呢?
        
    嚴先生有自知之明,他也多次表明自己是個外行,所以他在抄錄別人的資料時,從不說三道四。就像P.1989《遼海丹忠錄》,95%抄自董康的《書舶庸談》卷八上P.22。但是崔先生則不同了,他說董康是「本來是沒有資格和嚴先生的著作相比較的,因為董康是民族敗類」,還說什么「在這樣的情懷面前,董康之輩還有地自容嗎?」用了別人的學術成果後,還要把別人罵一頓,嚴先生是不做的。但崔先生是否是呢?只是沒罵董康是「婊子」而已。
        
    崔先生的大文力捧嚴書,到底想干什么,為嚴好,還是為己?您想把嚴先生硬逼到一個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高度,那摔下來又怎么辦呢?您負責嗎?崔大言不慚地说:「我相信在一个相当長的時期内,他的這一成就是无可取代的,它的价值必将在学術界長期彰显,并流传下去。」質量是信誉的保证,如果質量不过关,前提已經没有了,再侈谈什么「价值」,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书録》里有什么小疵呢?我也只是隨手翻翻,寫下來供嚴先生、崔先生和研究者參酌。
        
    凡例的第一條,即將二個人名寫錯。「每一種上皆有陸先敕或毛季斧等手識文,便亦確認為本書著錄的對像」,且不說文句不通(文句不通的話不少),「陸先敕」應為「陸敕先」,即陸貽典,敕先為其字。「毛季斧」應為「毛斧季」。即毛扆,字斧季。連凡例都錯,真說不過去。
        
    《書錄》應該將每種善本書之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序跋、內容、特點、牌記、鈐印等等錄下,如能有作者之心得,或指出版本之優劣,或和它本相較之結果,或版本的依據,那就好了。如若僅有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冊數、行款,再抄上几條其它藏書目、志之記載,那很難使人覺得是「書錄」。或許可以看作是「書目」之放大,即備注項加入了內容,當然也可視作善本「知見錄」性質的書。看來《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應該是屬於知見錄,並非真是書錄。
        
    《書錄》重在版本項之准確,這一條如果做不到,那誤導研究者大焉。僅以第一冊第一頁第一種書來說,那是經部易類的《京氏易傳》三卷,版本項作「明毛氏汲古閣刻本」。按,誤。此實為「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津逮秘書》共十五集,收書一百四十一種。第二集里共十一種,《京氏易傳》是第一種。此外如第三頁的《王氏易傳》、《周易舉正》都是《津逮秘書》的零種。
        
    再以P.1394集部別集類(漢魏晉人別集之屬)的第一頁舉例。此頁共計著錄9種善本,稍稍一看,竟有6種版本項錯誤。您若不信,請看:
        
    1.董仲舒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2
        
    2.董膠西集二卷附錄一卷,作「明天啟四年閩漳張燮刻本」。按:此實為「明天啟崇禎間張氏刻《七十二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0
        
    3.司馬長卿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2
        
    4.東方先生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實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3
        
    5.東方大中集一卷,作「明崇禎年間婁東張溥刻本」。按:此實為「明末婁東張氏刻《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6
        
    6.揚子雲集一卷,作「明刻本」。按:此本上有「明汪士賢校」,應為「明萬曆天啟間新安汪氏刻《漢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但汪本應為三卷。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P.1353
        
    此頁外二種為:董仲舒集一卷,作明末刻本;揚子雲集三卷附傳一卷,作明刻本。未有版本依據,疑非單刻本,存疑。再一種為揚子雲集三卷,作古寫本,也沒有任何的揭示,您去猜吧。
        
    按,P。1958新刻诗人玉屑,明胡煥文校,作明刻本。实为明胡文煥(非胡煥文)《格致丛书》本。在版本學中,叢書零種和單刻本是兩種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書錄》中這類錯誤很多,至少百處以上,也即叢書零種當成了單刻本。大凡叢書零種很多藏書單位都不作善本,除非有清代名人批校題跋。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