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9月14日

    张伟然:对学术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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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与思

     在邹逸麟先生近出的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的封面,细细地印着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学术大厦本来是一代人一代人累积起来的。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这段文字出自该文集的自序,本来是用以说明该文集的编辑缘起,现在将它摘引出来放在如此显要的一个位置,笔者玩味之余颇受震撼。

    无疑,它言说着的是一代学人欲说还休的辛酸和无奈。

    《椿庐史地论稿》是邹先生在年届七十之际编定的平生第一部论文集。如所周知,很多他学生辈的学者早在几年前已纷纷推出了个人的论文集,有些人还出版了好几种之多;然而,作为一个长期带领后辈冲锋在学术第一线的学者以及学术领导者,却从未得到过那种出版个人论文集的机会,——他尚且如此,他的同辈人更可想而知。以致在这本《论稿》出版之前,他的前辈早已有集,他的后辈也已陆续有集,唯独他们这代人却很少结集。

    这里面有一个普遍性的偏见,很多人以为这代人的学问无足观。理由是,这代人自50年代迈出校门,便不断遭遇各种政治运动,到文革中更是索性中止了业务学习。先天既有所不足(念完本科就算到了头),后天又发育不良(进一步的深造机会干脆就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中趟过来的一代学者,其总体成就自然难以令人抱过高期望。

    确实,这代人被耽搁的时间太多了。以邹逸麟先生个人而言,从1962到1974整整12年的时间里,也就是他28-40岁的人生黄金时段,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邹先生在这部《论稿》的自序中沉痛地写道:“在这十二年里我没有写出过一篇东西,大家随便翻翻国内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目录,就可知这是我国大多数学者普遍的现象。”

    但应该指出,这并不是那一代学人特有的境遇。凡经历过那一时代的,无论老辈(建国前已成为学者的),还是稍晚一辈(恢复高考后经过研究生教育而成为学者的),都相应地被割去了生命中那段不短的本应该用来做学问的时间。

    近读陈平原先生一篇学术对话《关于八十年代》,他讲:“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所谓“我们”,指的是文革后较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一批幸运儿。他还就那批成长于30年代的学者加以阐释道:“这些人大都受过较好的中学、西学的训练,是正规军,不是游击队,跟日后那些靠大批判起家或者从大批判入手接受高等教育的,无论学养还是境界,都大不一样。”

    也许陈先生所从事的领域较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而他很注意所谓学术传统。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有那么一些工作与意识形态较少牵连,那么,时间——显然是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更能够制约一个学者的成长。时间,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劳什子身上时,恐怕有些想法得稍作些改变。文革后较早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那批人,在被迫浪费时间这点上与他们的上辈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区别,只不过他们幸运地捡回了一次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而已。

    应该说,邹逸麟先生也算是相对比较幸运的,尽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曾共同经历一个不幸的时代。他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山大历史系名师荟萃,他有幸问学于杨向奎、童书业、张维华、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诸位名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57年初便和王文楚先生一道,随谭其骧先生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

    以一个本科生的起点参与编绘历史地图,起初自然难以担当重任,好在一切有谭其骧先生悉心指点。而且,谭先生的指点让邹先生一直享受了30余年。这是何等令人艳羡的福份啊!——固然,在那个反智主义盛行的年代,能够将这种指点转化为受益自有受益人本身的卓异之处。谭先生从指点最基本的入门典籍着手,先是指导邹先生编绘最基本的某朝代政区表,后又指导他撰写专题研究论文,一步步地硬是将一个生手培养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研究的专门家。

    邹先生终身没机会接受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但在追随谭先生从事大型集体项目的过程中,他受到了恐怕正规研究生教育有所不及的极严格、正规的专业训练。他从1959年开始发表论文,这与他的同辈人相比算很早的。从《论稿》中收录的这篇《从唐代水利建设看与当时社会经济有关的两个问题》来看,尚不无稚嫩粗糙之处,但时隔3年,他便发表了《唐宋汴河淤塞的原因及其过程》这样大气、深入、重要的文章。别说当时,就算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在27岁之年发表如此水准的学术论文呢?

    从1962年后的12年间,邹先生没有发表论文的机会,但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4年,他就在《文物》上发表《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这在那个时代里,仍然算十分难得的学术机遇。而且更难得的是,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毛泽东主席亲定的项目,其编绘自1966年6月初被迫中止,到1969年6月便恢复了工作。就是说,文革10年,当全国绝大多数学者被迫接受肉体苦刑和精神磨难的时候,邹先生参与的这个项目组只有3年的时间与业务绝缘。

    因而,当1978年举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都在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忙碌的时候,邹先生已经在发表《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等重要论文了;进入80年代,当同辈人有些还在苦读研究生之际,邹先生已经凭藉《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等大制作成为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线中坚力量。

    这里面,应该说有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发展历史的独特性。自1934年“禹贡学会”在北平成立以来,从年龄上,到邹先生这一代大致已算第三代学者。其中,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先生为第一代,他们出生于1911-1912年;小10来岁左右的为第二代,主要有文焕然、吴应寿、徐兆奎、王北辰、陈桥驿、钮钟勋、黄盛璋、石泉、曾昭璇、何业恒等先生;再小10来岁、30年代出生的为第三代,这批学者的数量较多,除邹先生外,还包括王文楚、张修桂、赵永复、马正林等众位先生。然后比他们再晚的为第四代。这纯粹只是着眼于年辈,如果同时考虑到建树,那么上述第二、三代只能作为同时代人合而观之。因为几十年内大家都象腌咸菜似的被腌在那里,大个十来岁并不见得便比别人早做十来年学术贡献。其显例如何业恒先生,他生于1918年,从年龄上应该算第二代,但他直到1979年才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出道与第三代相比都不算早,他在历史动物地理方面做出显著成绩已经是到了80年代中叶以后。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第一代学者为这门学科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思维体系:以历史学加地理学的资料及方法,研究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他们言传身教,做了很多荜路蓝缕的工作。可惜他们人手太少了。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都很伟大,但毕竟只有三个人而已。因而仅凭他们这代人的努力根本无法把整个学科的骨架给撑起来。这一使命历史性地落在紧跟上去的那些学者肩上。

    就学术问题的提出过程来说,历史地理是从传统的沿革地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沿革地理自民初进入大学课堂,它讲述的主要是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此外也附带讲点河渠、都邑,大体不超出历代正史《地理志》所包含的内容。谭其骧先生在追述由此向历史地理的重大转变时说,30年代禹贡学会同仁已经认识到,“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把研究广度从疆域、政区、都邑、河渠等几个项目扩展为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各个领域;二是把研究深度从满足于考证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推进到探索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但是,建国以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直在风雨飘摇中,历史地理学所取得的成绩其实有限。因而在1950年,侯仁之先生仍需大声疾呼将大学历史系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区别在于:“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

    应该说,真正为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带来发展契机的,是建国以后一些重大科研项目。不仅推出重量级成果,而且培养人才、锻炼队伍。其中最早、最重要的当推由谭其骧先生具体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它从开工到正式出版,前后耗时30年,整合了十几个单位、近百号人的集体劳动。这项工作起先只是想重编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即把杨图的历史部分移到现代底图上;但我们知道国人过去绘的历史地图其实是很少科学性可言的,于是乎,历代政区的存续时间需要厘定,历史地名的空间定位需重新考证,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关系需重新清理,而河湖水体、海岸线、沙漠等自然要素的变迁更是需要从头爬梳。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恐怕很难评估中国历史地理学现有的学科基础究竟有几分是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奠定的。这8册图集的内部本完成后,70年代后期谭其骧先生主持《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写,当中有过半的内容便直接来自编图的成果,而那本著作,正是当时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迄今尚无一部更新换代的同类著作)。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完成至少可以标志政区地理这一分支学科的成熟,同时它也启动了许多方面的专题研究。到80年代中叶《中国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展开工作,便是分十几个图组按专题进行的。并且,无论自然还是人文,举凡与空间相关的历史资料绝大多数是通过历史政区定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成为各分支学科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定位参考依据。例如,对历史交通线路的复原离不开政区考证,而对社会、经济、人口的历史研究尤需了解历史政区单位甚至还需对面积进行估算。正因为如此,这部图集的意义早已超出历史地理学领域,被认为建国后史学界最重大的两项基础工程之一(另一项是标点二十四史)。

    在谭其骧先生主持的所有这些科研项目中,邹逸麟先生当然是绝对的主力。自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不久,谭先生让他爬梳唐以后东部平原地区的河道变迁,以黄河和运河为中心。因而在这部《论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专题论文达15篇之多。其中半数以上是窄而深式的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的鸿篇巨制。尤其上面提到的那篇《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它在《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中达5万多字,自发表后,一直被当作论述黄河历史变迁的经典依据。

    本文开头所引邹先生那段自序中的文字曾提及其工作的学术史意义,其实,历史从来都是活生生的。自创建伊始,历史自然地理的知识架构便存在着明显的两大重点,其一是历史气候中的冷暖变迁,二是历史地貌中的水道变迁。而黄河变迁、运河变迁无疑都是水道变迁中的重头。尤其前者,堪称重中之重。从这一意义而言,邹先生在《论稿》最末一篇文章《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那句话真真算得上掷地有声:

    希望后人超过我们,而不能绕过我们。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超过邹先生这些工作都将是非常困难的。识趣的最好还是索性“绕过”——另寻一块适合自己才性的地方写写文章,倒也快乐。

    80年代中叶以后,邹先生将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到历史时期的产业、经济、都市以及与此相关的区域、环境、人地关系等地理问题,因而《论稿》中接下来的几组论文都是这些方面的专题研究,凡16篇。笔者对经济地理一干问题素乏专攻,在此自以藏拙为妙,不过就兴趣相投的《江淮平原的人文》、《论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及今后发展》诸篇来说,每次拜读都得到一些新的感悟。这些文章有生气,高屋建瓴,见解透辟,文本宏大而结构清朗,内容复杂却举重若轻,确实非老辈不能为。

    并且,笔者深有感触的是,邹先生分析问题,从来不简单地就事论事,总是着眼于当时整个的历史地理背景——历史的、地理的,然后从中提出个人的发现,进而分析原因、探讨影响。他的文章特别有历史地理味。所谓历史地理味,不是那种将历史文章涂抹一些地域色彩或在地理文章中掺杂某些历史名词,而是一种很醇正的能同时运用历史学和地理学两维思维的既历史又地理的味道。——惭愧,这种味道竟然让人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近十几年历史地理学界推出的林林总总的各色新作,无可讳言地已离这种感觉渐行渐远,内中以复旦同仁为尤。这是值得引起足够关注的。笔者当然不敢鼓吹固步自封,只是,在学科发展与舍己耘人之间,我们有理由找到一个大体的平衡点。

    相比之下,味道之类或许还可以归结为学术转型的问题,更令人不能不深思的一个问题是:到底该怎样对待学术?笔者时常为此感到惘然。翻阅所谓时贤的著作,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着“名”、“利”二字:胡说者有之,卖弄者有之,抑人扬己者有之,拉帮结伙者有之,直令人有“学术者,打狗杖耳”之感。邹先生在《论稿》中,身体力行地为我们给出了他无言的诠释。

    《论稿》中共有3篇述学的文字,除自序和上文提及的那篇《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外,还有一篇《追念恩师谭季龙教授》。在这些文章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治学历程,也总结了一些为学的体会。笔者对此最强烈的感受是,饱含着深沉的对学术的诚敬。他叙述个人经历,从不吹嘘自己天才英纵,或者本来鲁钝异常而后济以非人的勤奋,他只是质朴地讲述他走过的路程,以及当中他的感受:有辛酸,有幸福,有收获,有遗憾;用以告诫年轻人:“应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他的语调是恳切的,恳切得一如他在每次开学或毕业典礼上的致辞。而每次提及自己的成绩,他都是谦抑地打着折说话。这种气度,很惭愧,我们也得坦承:久违了!——到底是跟谭先生几十年跟出来的啊。

    其实还不光述学的文字,邹先生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同样怀着深深的诚心敬意。他的文字朴素、平实,既不虚张声势,也不抖机伶,总是着意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条理化,降低读者理解的难度。古代文章学理论中有一条原则“立言以诚”,很多人以为那只是对文学语体文章的要求,其实对科学语体的文章来说,又何尝不当如是。

    2005/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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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一个真正的学术领头人不仅要有一流的自我研发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领导一个团队,干成几个集体大项目而不内讧和散摊才是帅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