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9月13日

    谭伯牛:废除科举——“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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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817,侵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著半旧黑色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二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反照是何等气象。

    1900820,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129,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421,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1901712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829,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取“馆选”(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棵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须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630,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 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8月)。所谓“二千余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后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后,“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后,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后,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的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明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小、步伐太慢。“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后,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后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92,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科举终于废除了。六年后,清朝却灭亡了。

    人有病,吃药,是想早日康复,但不排除吃错药加速死亡的风险。国家落后,改革,是想早日富强,但不排除越改越乱以致亡国的风险。清朝灭亡,不能排除自己越改越乱、他人乱中造乱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却非如此。晚清“新政”,或有称之为“假维新”者。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因为清政府不兑现。

    清政府陆续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政治、军事、法律、实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军事、实业和教育的改革,皆有成效,尤以教育改革最为彻底。但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如先后宣布的“筹备立宪”、“厘定官制”、“三权分立”,皆不过徒有其表,并未付诸行动。教育改革培养出越来越多具有现代国民意识的公民,实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并发展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军事改革则造就了“新军”——虽不可称之为(思想)现代化的军人,但较旧日军队而言,终是一种进步。但是,落后的政治体制不足以承载其他改革带来的巨大冲击。此种现象,可以科幻电影之永恒主角——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为譬,身体成熟,四肢发达,其心智却不足以调控其身体,最终,或发狂而死,或被人捕杀,此外别无生路。“假维新”后的清国,国家与人民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朝廷与军队之间,满族与汉族之间,政治与经济之间,莫不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终于百毒攻心,发狂自戕,至于奄奄一息,再被人补上几刀,一命呜呼。

    不幸中之大幸,则是“假维新”中还有“真改革”(陈旭麓先生语)——废除科举,推广学堂。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须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不妨设想一下,其他方面的改革若也能如此彻底,清朝的结局,或曰民国的基础,或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更好看一点?

    奈何,历史不容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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