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8月14日

    韩宗完:日记里的杨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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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2003年第11期

            湖南人狂,狂到在岳麓书院挂副对联: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人也的确有狂的本钱:王夫之、曾国藩、魏源、郭嵩焘、王闿运、齐白石,各个领域都有超级大腕。由此看来,杨树达在湖南名人中算是异数了。他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师承上,王、段又追随休宁戴东原,因此以风格论,杨树达实疏于湘而近于皖。章太炎尝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树达字)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爱其文字遂想见其人,近来翻阅积微翁回忆录,方知遇夫先生文章虽力戒湘人之狂谰,其持身则不脱湘中名士之孤傲。杨先生15岁始作读书日记,直至晚年,除偶有散佚,大体保存完整,其回忆录即据日记删定。

      一个完整的杨树达活在他的日记里,很多形象,我们在《高等国文法》和《积微居金石论丛》里看不到。

      遇夫先生的“新知”

      是30年代的事。那时候,北平的国学界新旧分明,壁垒森严。趋新者笑老夫子顽固;守旧者斥新少年浅薄。杨树达的文字训诂之学自然被归入“旧”阵营。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忽发奇想读起了新书,大概是些翻译过来的政治经济学文字。一时间,无分新旧,闻者咸以为怪。杨树达不以为然。日记里有一条,他对治旧学诸友说:

      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不说也;若检斋(即承仕),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

      看来他是把自己划入旧学一系的,而且是那种当与新书绝缘的“旧中之旧”。在他眼里,章太炎的弟子反而“新”的味道更多些。这几句辩护的话说得好,既维护了老友,又表明了立场。可骨子里,他对“新书”还是看不入眼的。

      吴承仕的“新书”读了一年多,找老友谈心得。他说《诗经》里头“抱布贸丝”的“贸”字大有学问。那个年代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因此只说“贸”。要等到有了货币,才有“买卖”两个字。杨树达当天的日记里只淡淡记了一笔:“检斋近日颇读经济学书,故悟及此。”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把老朋友的新见解归功于经济学,这种没有文献根据的揣测,他一贯的态度是一新耳目,姑妄听之。

      30年代的遇夫先生,在很多人眼里是一旧到底的,甚至在他自己眼里。其实,遇夫先生是有“新知”的,无论早年,还是晚年。

      杨树达生于1885年,那年中法战争刚刚结束。十年后,甲午海战,中国败得莫名其妙。中国人突然发现孔孟、朱陆、二十四史在外国人的舰船和商队面前派不上多大用场,于是,实学大兴。而湖南最得风气之先。

      1897年4月,湖南提学江标创办实学会,教授算学、地理、英文,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新知。13岁的杨树达希望入会修习算术,苦于学费无所出。开学的日子,算学教习讲授开方术,杨树达笑谓其兄:“此不甚易乎”此语惊动主事者,杨氏兄弟遂得以免费入学。

      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与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合力创办时务学堂。考取第一班的有四十人,杨树达即其一。同学中有李炳寰,他是第一名,在庚子起义中殉国。第二名叫蔡艮寅,后来改名,就是蔡锷。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是梁启超。杨树达记忆最深刻的,是梁先生用《孟子》及《公羊春秋》为教材,力倡民权革命,教材虽旧,却透出了摧枯拉朽的新思想。

      杨树达后来的经学路数与梁任公的今文学说大异其趣,他也终究没有成为李炳寰、蔡锷那样 的慷慨悲歌之士。不过他毕生追求的“旧”学问里面,却也时时透出些求新的锐气,还有那 么一点当仁不让的霸气。

      戊戌变法失败,中国学生开始到国外寻找他们的新知。湖南士子去日本的居多。杨树达考取了公费名额,1905年,过武昌,经上海,登陆神户,转至东京。临行前,他向祖父再三保证只留日一年便回来参加乡试,考取功名。哪知在日本一住就是五年。在日本所学,当然是以“新知”为主,日文、英语、算学,似乎还读了一些教育学、心理学著作。因为后来杨树达还翻译过一本日文作品《儿童个性之研究》,这是日记里提到的杨氏惟一的翻译成果。此外,在日本,他还接触到王国维的著作,可惜那时他只对静安先生谈教育的文章感兴趣,而那些文字又都是得自洛克、休谟以及康德,对中国学生而言,这依然是“新知”。

      1911年,武昌起义,清政府的公派生没了经费,杨树达只好回国。先当了一段英文教员,很快转教国文,此时的他,年届三十,埋首故纸,算是正式开始了学术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杨树达的少作《老子古义》。1918年,南北战争方酣,南帅唐浩明逃离长沙,一时间市民惶恐不安。杨树达的日记写道:

      余念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及“兵者,不祥之器”诸语,始辑《老子古义》,凡十五日而竟。

      所辑虽是“古义”,但读其感时伤怀的自述,倒依稀辨得出文章为世而作的今文家的影子。类似的话在日记其他地方很难再见,这大概是年轻时代的“新知”在遇夫先生身上最后的回响吧。几十年后,身为旧学宗主的遇夫先生被时代牵引着,还得学习另外的“新知”。

      1949年,杨树达早已名满学界为国民党教育部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85位院士之一,当然,还是湖南大学的资深教授。1950年,湖南大学改为人民湖大。学校迎来许多新教师,也带来许多新学问。遇夫先生也不能关起门来翻旧书,得学点“新知”了。比如,社论总得读吧,哲学也得知道一点,特别是社会发展史,要了解,老先生不能老脑筋。

      新时代还要写新文章。像抗美援朝这种大事,遇夫先生不能不理。于是,遇夫先生写了一篇《倒行逆施的美国》。第一,美国人建国的历史是争自由、争独立之历史,入侵朝鲜,是自忘历史。第二,杜鲁门意欲反抗社会主义之潮流,是欲为20世纪之梅特涅,必败无疑。慷慨激昂,像极了新中国的社论。给文字换换风格,对语法大师而言,毕竟不是难事。

      遇夫先生还在学习哲学。读罢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遇夫先生佩服极了。他觉得自己这位湖南同乡和列宁、斯大林一样,都是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大学问的人物,他觉得中国文人一直期盼的君、师合一,王、霸合一的时代到了。

      遇夫先生也在读社会经济的启蒙书。而且他也积极地把新知识用到自己的旧学问中去。

      1951年5月19日日记写道:

      读《社会通诠》,简明透辟,可证古文字者极多,殊可喜!

      1951年6月6日日记写道:

      阅《妇人与社会主义》,谓神话反映历史,余因悟西王母盖代表女权时代之女王也!

      他读了解放出版社编写的《社会发展简史》,觉得简明可喜。立刻动手修改自己的文章,把《周代社会文字》改名为《金文与周代社会》。半个月之后,人民湖大的编辑来给遇夫先生提意见。在《金文与周代社会》里,遇夫先生说封建社会天子亲耕是为百姓起了带头作用,不大对头,根据社会发展史,帝王劳动,哪里是带头,他们起的是麻醉作用。遇夫先生当下修改文章。那晚他在日记里写道:

      余知有阶级观点而不能用,闻尹(编辑姓尹)说,乃恍然!

      遇夫先生的无奈

      1950年10月的一天,杨树达翻看先前的日记,忽然翻到民国二十一年,也就是1932年的那本,上面记着黄侃、陈寅恪等人对其学术的赞语。遇夫先生感到一种久违了的兴奋,倒不是因为那几句赞美,而是因为那些故人真懂学术,他们的话,搔到了痒处。要不是偶尔翻到,这些往事他早已忘了。

      其实,那些日子遇夫先生的心情应该还不错。学校评定工资级别,遇夫先生当然最高,和院长同级。新来的领导也都挺像样子,公开表示支持学术,出版刊物。新学生、新教员还懂得尊老,劳动节、教师节,凡有大的场合必忘不了礼待老先生。所以,遇夫先生的心情真的应该不错:“热泪纵横不自休,暮年喜见此年头!”他的诗里这么写,几乎顾不得仪态与修辞。

      可是,遇夫先生多少都有些个无奈,尤其是翻看先前日记的时候。谈不上什么今昔之感,反正好年头里也总有点不如意。领导上对遇夫先生当然礼敬有加,但对遇夫先生的学问似乎不大重视,人民湖大看重的是对人民有用的学术,搞古文字的,说话连嗓门都粗不起来。遇夫先生自己努力学习“新知”,运用“新知”,却总感觉力不从心。最重要的,他发现能和自己讨论学问的人一下子少了。吴检斋、沈兼士早已物故;余嘉锡、陈寅恪一南一北相隔千里,而且都病着;郭沫若、马叙伦是领导,偶尔回信,也全是些场面话。总之,遇夫先生连“搔得到痒处”的恭维都听不到了。

      自从1920年在北京谋得教职,杨树达靠着一杆笔在学术界结下不少文字缘。从章太炎到胡适之,都与他有过学术讨论。向来狂傲的刘半农,在北大的课堂上说: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树达为第一。刘文典的脾气那么怪,也承认治小学者当以杨某为正宗。陈寅恪是史学家,叹服杨树达的汉书研究,推他为“汉圣”。如此种种,遇夫先生都细细记在日记上。说实在的,遇夫先生并不觉得朋友们都是恭维,他对自己的学问,心中有数。

      杨树达的学术文字绝无湖南文人笔底常有的狂躁,但他的性格里却不缺少湘士当仁不让的豪情。有年轻人夸他文字之学欲与太炎先生比肩,他回答:“不必有此事,却不可无此心。”有朋友提醒他在著作的序言里说大话似可不必,他却说:

      人曰余为大言者妄,百年之间不为一大言者愚。余伺其间,遇有两三分可为大言之时而一为大言,乃所谓时然后大言者,不亦可乎?

      他相信自己的文章值得读,值得称赞。他自己的日记里记了不少此类轶事。

      1934年,他在清华教书。一次从清华坐车进城,同行的一位同事劈头就说:“我对于遇夫先生钦佩之至。”这倒让遇夫先生吓了一跳,赶忙说:“客气,客气!”对方反而急了:“这不是客气,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在公车里读他的著作,读到出神,竟让扒手掏了腰包。当然,他也不是受不得批评。当初和胡适讨论《诗经》,就自认受到很多启发。自己每有新书寄赠友人,也都盼着朋友能有所教正。但无论赞赏与批评,关键是要“搔得到痒处”。

      还是回到50年代,这段日子,遇夫先生兴奋之余,又有些无奈。

      自己的几本书,出版都不太顺畅。先是《积微居金文说》,考古研究所和编译局因无法筹措稿酬而推延出版。遇夫先生认定这是国家重理轻文所致。《积微居金文说》拖了快一年,正赶上“三反”,耿直的遇夫先生写信给编译局,质问他们是否官僚主义。但还是没有确切的答复。一天,遇夫先生校读了几段金石铭文,然后在日记上写道:

      此事,在今日余有一技之长,然非世人所重也。

      自信里边透着无奈。

      《积微居金文说》终于可以出版了,但是两位老友陈寅恪、于省吾的序文都得删去,原因是观点立场有问题。遇夫先生照办,他知道,这不只是重理轻文的事了。

      此前,考古学家夏鼐来看他,两人谈起北京的状况。科学院一位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者马学良,出版一本新书,在序言里录了一首歌颂法国传教士的碑文。书出后,陆定一发现不妥,立刻全部收回,连给作者的赠书都收回,郭沫若、罗常培还做了自我检讨。那天遇夫先生若有所悟,他的日记里,讲完这段事后批注了一句:“以此近日出版事愈慎重故。”

      遇夫先生自己的书也要接受审查。科学院对《积微居金文说》还算客气,审查人认为这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字“最好的研究之一种”,但是也有缺点:“有一两处微露封建观点。”

      接下去的《积微居甲文说》和《积微居小学述林》就麻烦了。审查人写的审查报告,褒奖和批评全然不得要领,而且不知为什么,还要责令大幅度删减。

      遇夫先生也看不出审查人有辨别优劣的能力。

      1952年6月8日日记写道:

      编译局寄到《小学述林》审查意见书,主大删改后出版。于余书佳处未能了解也。

      遇夫先生不是不愿接受审查,他是希望将著作公布于社会,接受天下饱学之士的审查。可是 ,如今的出版事业要慎重对待,没那么简单。遇夫先生动气了。

      1952年8月15日日记写道:

      再寄《积微居小学述林》于科学院,请再审查。原审查人于训诂及语源之学并无研究,学力不足,故矢口乱道,将有作无!

      遇夫先生干脆自己开列治学路数与著作之长附于书稿之后。“原审查人所说全非事实”、“原审查人妄施驳诘”、“原审查人不认识训诂功深之文字”,遇夫先生顾不得许多了。

      见还是没有起色,遇夫先生直接把信写给毛主席。主席把信交给科学院,令其酌情处理。遇夫先生知道这下会得罪不少人:

      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其实,遇夫先生也晓得,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不太可能实现,这和科学院的人有没有天良,关系不大。

      当然,杨树达毕竟是杨树达,他的书最后总会出版的,其间的波折,就不必计较了。可是遇夫先生那些日子多多少少是有些无奈的。他中年时曾写过一首诗,咏苍蝇拍的:“少有匡时志,无端老我儒。平生疾恶意,赖汝一时舒。”够无奈,也够讽刺。可现在不同了,几本书的挫折,再怎么说也谈不到“疾恶”,这是新时代的新问题,要适应,要理解。理解了,适应了,就是进步。一天晚上遇夫先生抛开《汉书补注》抛开《经义述闻》抛开金石拓片,捧起《联共党史》:

      今日阅读《联共党史》,时有开悟,心情为之小变。或者是进步处邪?

      是进步?不知道。至少,遇夫先生心情好些了。

      遇夫先生的“自我批评”

      那是1946年,学生特为杨树达62岁生日填了首曲:“但凭那数茎白发,换取了摩天声价。一领旧宽袍,两支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既俏皮又准确。特别是后两句,“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杨先生在学问上是真有这等气魄的。只是,棒打叔重,显得火气大了些。话又说回来,日记里的杨树达的确是有些湖南人特有的火气。

      在学术上,自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下,任何一本小学著作,在遇夫先生眼里都要接受检查,不通的文章,身价再高,也得被他“一顿打煞”,就拿黄侃来说吧。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连太炎先生都得高看他一眼。黄侃是真有学问,《说文解字》烂熟于胸,他发誓五十之前不著述,可惜才到50岁就去世了。正因如此,他在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几乎成了神话。

      黄侃和遇夫先生有过几次面谈,也通信,更多的是由学生代为传达自己的赞赏。可是遇夫先生总觉得与黄先生交流起来不太畅快,特别是谈学问。在文字学上,黄侃一生都恪守章太炎《文始》定下的法则,不敢稍有逾越。而遇夫先生认为《文始》牵强附会之处太多,写了几篇文章为其纠缪。文章寄给黄先生,等待回复,却迟迟没有音讯。后来黄先生的弟子传话说黄先生表示定当熏沐复书。可这封回信,直到黄先生去世都没有写出来。遇夫先生提起此事,总说:“当是季刚熏沐未毕耳”,这话多少有失厚道。

      黄侃一向自诩当代小学第一人,遇夫先生不买账。1935年10月,遇夫先生从报上得知黄侃去世,当即在日记上对其学问做了一番“盖棺之论”:

      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孽乳先生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

      几天之后,遇夫先生又在日记里纵论乾嘉学术传统。他说考据之学大体分为吴、皖两派。吴派的性格是恪守古书,抱残守缺,皖派则具有实事求是的解放精神。皖派传人显赫者很多,从王念孙、王引之到段玉裁、俞曲园,最后归结到章太炎。前面都是铺垫,笔锋一转,遇夫先生又提起黄侃:

      季刚受学于太炎,应主于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空无多增益也。

      不管说什么,死去的季刚先生是无力申辩的了。但遇夫先生还不罢休,1939年,他写了一篇文章《温故知新论》,是谈学术方法的。其中提到有两种方法不可取,一是不温故而求知新,胡适即其代表;还有一种是只温故而不能知新,还是在说黄侃。

      到了1943年,季刚先生已经去世八年了,遇夫先生夜中不寐,又想起这位故人,兴致颇高,起来作了副联语:“无周公之才,既骄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吴。”遇夫先生火气真够大的,火气一大,就不太厚道了。不过,这些毕竟只是写在日记里的私房话,最重要的,遇夫先生的火是冲着学术发的,只要出乎本心,也就无需顾忌。

      学术上,遇夫先生的眼里真是容不得沙子。

      1951年7月,人民湖大文学院教授杨荣国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文章。文章里引用的甲骨文、金文错误百出。遇夫先生又生气了,他当即作文质问。质问文章没有公开发表,领导私下里给杨荣国看了,让他自行检讨。遇夫先生对湖大领导说,杨某学力不宜任教授,可以图书馆长或总务长任之,以免贻误青年。领导很为难,未置可否。遇夫先生在日记里记下此事,然后说:

      余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号召为此言,而不能用,则余之责任已尽矣。

      如果就此结束,遇夫先生就不是遇夫先生了。他还是觉得教授职责重大,不可草率。在湖大解决不了,索性上书毛主席。这一次,主席没有答复。后来有同事告诉遇夫先生,“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遇夫先生这才幡然醒悟,后悔自己太过孟浪,他赶忙给主席写信表达歉意,主席终于回信了:

      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是较好的。

      主席的意思很明白,新社会的教授,思想当然是第一要件,至于学术的争辩,遇夫先生已经 自行解决了,很好。

      杨荣国教授当然没有改任图书馆长或者总务长,不多久升任湖大文学院院长。这时正值全国思想改造运动,遇夫先生能有这样的转变,还是不错的。1952年7月19日,遇夫先生收到了湖大师生写给他的意见书:自高自大、轻视他人、专家学者思想包袱极重、强调业务学习、喜爱奉承等,一共六条。遇夫先生读了又读,把意见书抄在日记上,又注上一句:“皆切中余病!”

      三天后,遇夫先生开始起草自我检讨书,写了十来天,改了好几次。8月4日,遇夫先生向历史系师生作公开检讨。先从历史讲起,讲了平生最大的错误、最可痛恨的事,一直讲到全体师生的那份意见书,诸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等等,遇夫先生说,这些都是极端错误,急需改正。那天的日记写着:

      检讨毕,同事同学多人与余握手道贺,幸获通过。

      遇夫先生长出了一口气。

      半年后,遇夫先生的日记里又有这样一条记载:

      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

      已经作了自我批评,可是,遇夫先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让自己的眼睛容下沙子。

      这就是日记里的杨树达,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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