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8月11日

    单世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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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国

            毛泽东善做文章,喜欢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与蒋介石斗,因而在他的“英雄时期”,也伴随着几个会做文章的秘书,像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等。晚年他仍然信用演员出身的江青和写文章发迹张春桥、姚文元,遗憾的是他的秘书中,却只有像张玉凤这样“收收发发”的人物了。

      自1941年2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胡的命运就与毛紧紧联系起来。“红楼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判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心影听潮生。”这是胡70自寿的诗句。1991年下半年,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的启发和鼓舞,胡开始组织人员写作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回忆录。围绕40年代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问题,胡与编写组先拟定了一些题目,然后由他和写作者谈话,再由写作者写出初搞,最后由他审阅修改。1992年9月胡逝世,这部未完成的书稿分“谈话录”与“初拟稿”两部分由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取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1 民主的“样子”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它的本质是集中而不是民主、是“一元化”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多元化的民众意愿。但由毛修改定稿、1941年1月边区第二届参政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却有远为丰富的民主内容。

      比如“三三制政策”纲领第五条:本党原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立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及边区行政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页137)

      纲领还有保障人权、实行自由贸易、奖励私人企业、对官员实行“俸以养廉”原则这些共产党掌管全国政权后闻所未闻的内容。边区的一切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控制,《施政纲领》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考证,但无论是非共人士参与政权组织的规模还是非完全公有制的经济形式,当时的边区都代表着共产党制下民主化的最高程度。

      边区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区”,共产党要和国民党斗,民主是一个旗帜。制定这个纲领的动机是要“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页135)“样子”是做出来给外人看的,并不是真的要实行。至少,当时的参议员就不一定能保得住生命。1947年9月21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就由康生主持批斗;9月26日,边区参议员牛友兰又受到批斗:他的鼻子被铁环穿起来由他的儿子牛荫冠牵着游街,牛被活活斗死。(1)值得注意的是,刘少白是经王若飞介绍入党的秘密党员,他的女儿、女婿(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均是著名党员;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后来的中组部长安子文;至于牛友兰,不但本人积极输财支持革命,其子牛荫冠也为晋绥著名党员。刘、牛都是革命之家,仍免不了批斗,那些“民主人士”还想真的“参政”?

      2 皖南事变与毛泽东

      1941年的“皖南事变”诚然是“千古奇冤”,但由于中共处置得法,军事上的失利转而成为政治上的胜利。胡归纳为四条:蒋介石消灭新四军的阴谋破产;争取了中间派;国共两党的地位正发生有利于中共的根本性变化,中共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其实还可以补充一条对党内整风的意义。经过遵义会议以来几年的经营,毛泽东已成为党和军队的实际领袖,但他的思想和意志还没有彻底落实到党和军队之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耿耿于怀地说:“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2)同时他与王明等“国际派”的较量也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因此才要在1941年开始“整风运动”。“整风”的对象,是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上来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及此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中央领导,不把他们整下去或改造过来,毛就不能巩固他的权威。发起运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皖南事变既提供了理由也提供了契机:项英的失败证明他所代表的路线是不行的;项英的失败使毛可以派刘少奇去掌握新四军,使王明等人失去潜大的实力支持。

      事变发生几天后的1月15日,毛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页191)

      对于敏于政治斗争的毛泽东来说,“皖南事变”使项英的错误“扩大起来”,军事失败的本原是路线错误,这就是没有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左倾路线。毛泽东把“皖南事变”变成党内整肃的有力支持。当他认为项英在江西苏区时犯了左的错误、在抗战初期犯了右的错误时,作为整风主要对象的王明已经呼之欲出了。这当然不是毛泽东的任意联想:在苏区,项英就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大将,对毛泽东不以为然;抗战初期,他的东南局隶属于王明的长江局。代表毛掌管整风的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延安存在着一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信任来瓦解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成员,中央不久将讨论他们的错误。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透到延安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3)

      新四军的失败和项英错误的暴露,使王明难逃被彻底清算的命运。正像西路军血洒祈连后,张国焘再也没有实力与毛抗衡一样。

      3 历史的用处

      40年代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王世杰曾对周恩来说:

      你们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是不会这样搞的。(页10)

      从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历史是延安整风的主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崛起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按胡的说法,启发毛使用这一手段的,恰恰是整风的主要对象王明:“王明在延安时,重印了他1930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提出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这就要算历史帐,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页45)

      整风要清算党内的教条主义,要清算一批从莫期科回来的留学生。此前,他们已经向毛臣服,一般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对于毛来说,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全党肃清他们的一切影响以便让毛泽东思想来挂帅。因此,随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路线之争也就提上了日程: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的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辑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48)

      一堆历史文件就有这么大的效力,在于这些材料是毛泽东搞的。

      其实毛本人,由于多年在报纸都看不到的山沟上打仗,对中央情况也不甚了然。正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中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的问题。”(页48)1941年秋,毛在《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中,认为四中全会主要的和根本的方面是好的,第三次左倾路线是从“九一八”才开始的。除了团结方面的考虑外,主要原因是: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对王明小组织也不很清楚。对博古的错误虽然知道,但还牵涉一些同志,他对这些同志的来龙去脉是逐步弄清楚的。……中央整风,回顾了历史,提出了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问题。……《决议》最初从四中全会说起,后来说不够,往前说到六大,后来还说不。……说到党的成立。(页67)

      这就建构了以毛为代表(另外还有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与以陈独秀─ 瞿秋白─ 李立三 ─ 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格局的党史,毛后来的思想有许多变化,独此一路线斗争史,他终生确认。

      历史问题清算了,现实的权力分配也就清晰了,错误路线的代表者要一一检讨才能留用;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刘执掌主要权力。

      总结历史是为现实服务。延安时期的最大现实,是确立毛的领袖地位,是清洗一切与毛不同的人物和思想。《决议》并不是完全客观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几十年后认为,《决议》过分突出了毛泽东,有的地方还抹煞了历史,比如农民运动就不是毛的发明:“在毛主席以前,有的同志已经从事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已办了几期,不能说党不重视农民运动。”(页68)

      如果不过分突出毛泽东,历史又有什么用?

      4 整风的压力

      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毛在报告中没有点名地概括批判了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等都作了至少一次的检讨,他们都承认1932─1935年间,中央路线的错误,但对王明集团起的六届四中全会有不同看法,还有人认为它基本正确,王明顶得还很厉害,“各说各的,没有统一思想。”(页199)毛泽东的目的没有达到。1942年2月21日,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页232)── 毛泽东不会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但仍要说“一致认为”,表明他还得牵就一些,表明整风还需加温。

      毛有的是办法贯彻自己的意志。会上有异议,就先停下来,在会外下功夫:

      ── 重新解释历史。会后即成立历史清算委员会,从历史上证明王明等人一贯错误,总结出党内路线斗争的规律;

      ── 重新组织队伍。当时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是王明的人居多,毛必须撇开现有的政治局和书记处建立自己的班底。一是重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后期,毛即要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对刘的一路行程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刘回延安后不久即成为仅次于毛的书记处第二把手、总学委副主任,鞍前马后地为毛泽东效力;1941年9月已成立了以毛为组长的高级学习组,但当时任命的副组长王稼祥恰恰是毛要清理出局的人物,1942年6月12日重新成立领导一切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康生出任副主任。后期整风由毛、刘、康牢牢控制;

      ── 以组织清洗配合思想清理。整风学习是一种号召,真正的恫吓还是组织清洗:

      1942年6月,毛说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坏人”;8月8日,又说中央党校的2500中,已挖出250个特务,估计还不止,“恐怕是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的数目”;而行政学院,“除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4)教员和学生本不是整风的主要对象,但毛通过康生制造的恐怖,想说谁是特务谁就是特务。

      特务如此之多,靠整风动员时说的读书学习是无济于事的,“总学委”的真正任务就绝不是指导学习,而是审干、肃反,说到最后也就是碍人、抓人、杀人。原广东省书记任仲夷当时在北方局学校学习,他和党校负责人杨献珍有一段对话:“我向他建议说:‘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5)杨献珍不是恫吓任仲夷,党校如果只是读书学习,那就不能承担“整风”的责任。党校既然是“格别乌”,党的高级干部哪个不胆寒心怯、缴械投降?

      审干肃反的恐怖在1942年7、8月达到高潮后,毛于1943年的9月再来和王明等人在会上算帐。

      9月7日会议开始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首先发言,点名批判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路线,但这还不能令毛泽东满意。9月13日,康生发言,对前几天的会议提出批评,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联系历史来检讨王明的投降路线,这就要追溯到王明等人的上台,追溯到四中全会,解决41年会议不能解决的问题;二是联系实际来检讨,要求受王明影响的长江局、东南局(博古、周恩来)等人起来揭发;三是要自我批评,就是要服输,要自己认罪。康生发言后,毛发言说有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指王明等人,经验宗派指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毛要求他们:

      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页290)

      内力是自我认识,外力是揭发批判。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的毛泽东,说话已经无需顾忌:不要打了才说,不打自招才好。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关于‘两个宗派’的发言,另外还有一些过激之词,有些批评也很不恰当。但当时不可能表示异议。”(页288)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审干已经发明了一种斗争逻辑:“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的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甚至是反革命问题。”(页277)反革命的大棒在头上悬着,会场外早已是一片恐怖肃杀,谁还敢表示异议?

      于是,10月14日再开会时,博古、罗迈、张闻天、周恩来都作了以自我否定为中心的整风检查,有人不满意,他们就二、三次地检查,直到毛泽东认为可以放过了。比如,周恩来检讨后,“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页297)周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反复地、诚恳地检讨,终获毛的恩准,“七大”后重新进入核心,但当年的错误,成为终生的金箍咒。

      5 任弼时的崛起

      任弼时1940年3月与周恩来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随即受命领导“七大”筹备工作。41年9月任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43年3月,成为中央书记处三个书记之一(另两位是毛、刘)。胡乔木认为,任弼时之受信用,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二方面的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些微妙的关系,其他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页70)

      什么微妙关系?第一,资历老意味着在党内有威望,说话有人听。第二,他先是中央领导后是二方面的领导人,与毛的一方面军没有直接关系,1932年的“宁都会议”前后作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他是反对毛的,甚至还给毛了个“狭隘经验论”的称号,用他既可避嫌,也可反映出“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第三,毛、任之间有过愉快的合作。1930年,毛泽东在苏区大“打AB团”,1930年11月项英代表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后,纠正了毛泽东在“肃AB团”中的过火做法,并部分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1931年4月,任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到达江西苏区,全权负责处理由于“打AB”过火而逼出来的“富田事变”。下车伊始,代表团就坚决支持毛泽东而反对项英,恢复并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力,与毛密切合作联手部署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肃AB团”。第四,他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给党内的印象似乎有国际背景,却又不是王明集团的人;

      党是一个战斗集体,它需要选拔立场坚定而又干练有为的干部。但既然是一个集体,是一个山头林立、派别纷繁的结合体,仅仅靠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是不能聚合紧密的,这就要求选拔干部要考虑到各个山头、派别的利益,平衡各方势力仍是任用干部的首要因素。

      任弼时的崛起主要在于他能起“其他人起不了的作用”,与刘少奇、康生相比,任不是毛的心腹亲信,对他的“信”取决于他的“用”。如果不能“用”,就要请他下来。转战陕北时,任弼时为中央纵队司令,因部队去向问题而与毛吵得很厉害,尽管任的出发点是为了毛的安全,但他居然敢与毛吵架,就不得不把他的位置让给不敢和毛吵架的周恩来。

      6 还得看苏联脸色

      对毛与王明等人的斗争的理解之一,是毛对中共独立性的维护。但实际上,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服从远远超过通常的理解。这一点,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延安整风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这一概念的有功人员,或极受重用(刘少奇),或受到谅解(如王稼祥)。“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毛与党内“莫斯科派”较量的成果,是他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我们党提出毛泽东思想后,苏联始终拒绝承认这个提法,苏联报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成了一个禁区。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它在发表时都给删掉。既然苏共是如此思想,而中国革命又离不开苏联的帮助,从大局出发还必须搞好与苏共的团结。出于这样的考虑,不仅‘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并且在1956年八大不提了。直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论战后,中共中央才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页329)

      1949年1月,毛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就要求把草案中的“毛泽东思想”换成别的词;1949年3月,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讲,不要把他和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并列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大套,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就不好。”(页328)1950年,毛在修改《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时,一律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有用语。

      毛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口头上不讲,并不是心中不坚持。毛一直非常看重自己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相信他所开创的革命道路对落后国家的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建国一个月,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而且,不提“毛泽东思想”不等不歌颂毛泽东,就在他挥笔删去“毛泽东思想”的这一时期,还在宣传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提法(6)

      所以,毛对斯大林肯定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时,毛深受鼓舞;而当1954年,英共在翻译《毛泽东选集》,删去一篇文章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段话时,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7)1956年的“八大”上,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共在理论上的贡献,毛干脆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

      中国革命确实有自己的一套,只是由于苏联的压力而不能讲,以毛这样一个不服输的坚强性格,当然心潮激荡。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越来越不把苏联当回事。中苏意识形态论争的种子,在它的蜜月期就埋下了。

      7 美国

      90年代中期,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书在中外都产生了影响,它所表达的民族主义情绪受到不少批评,有一篇批评文章发问道:中国什么时候对美国说过“是”?49年以后我们就“一边倒”,从来没有屈服于美国,因此现在说“不”就不是什么国力强大后与美国的分庭抗礼,而是老调重弹,这种调子弹多了,对中国进入世界文明主流没有什么好处。

      这篇文章的大致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说我们从未对美国说过“是”,就与史实有异了。

      1943年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的外交以美为主、英为次,美英对我们也有些帮助。如新四军事件,许多消息能立即发到美国去。(参见页111)

      1944年7月4日,是美国168年国庆,毛泽东要胡为《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庆祝美国国庆── 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文中谈到美国革命、独立,对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对美国评价很高。“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页88)

      也是在这个7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毛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格外重视。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偶尔用一下,大飞机起降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安全抵达,毛主席亲自草拟了一分电报,详细说明了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以及各种标记。”(页335)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战友们》,“战友们”这一关切称呼是毛亲自加上的。

      1945年底,马歇尔来华斡旋国共冲突,中共对他印象很好,当时传说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美国人十分敏感。为此,毛要周恩来带话给他:“我要出国首先要去美国。”(页88)

      毛主席对马歇尔的态度始终非常慎重,从未听到毛主席说过马歇尔的坏话,即使后来我们与美国当局的关系很坏了,也没有说过他个人什么。(页429)

      当然,毛并不真的对美国的自由民主感兴趣。7月4日的社论中说:“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页336)毛对美国的称颂,原是有相当的实用考虑的,他希望美国能实际支援中国的抗战和战后的建设。至少在当时,他还没有让意识形态的狂热取代现实功利的考虑。

      8 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

      1945年,毛本不想去重庆谈判,“那个时候,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斯大林执意要求,我还是去了。”(8)对于中共来说,谈判的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毛还与国民党人士广泛接触,顺带完成了对国民党的考察。他所形成的判断是: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可以吃掉的。(页419)回到延安后,毛又说蒋:

      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未有之事。说他是坚决反革命,我看不见得。(422)

      写作回忆录时,胡乔木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赢得人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9 “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50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48、49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页517)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1947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拨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1917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1949年1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页545)

      一言九鼎,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没有提社会主义。

      然而,仅仅3、4年后,1952年9月24日,毛就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毛在审阅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的结论时,用批示的形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然推翻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并批判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设想;1956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转向如此之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没有什么认真的研究,只是从书本上照抄下来。“按《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1925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1926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1933年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共花了8年时间。按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的情况,苏联192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被完全消灭,时间则为13年。”(9)毛历来反对照搬苏联教条,但在这样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上,他却亦步亦趋地模仿老大哥──当然也有不同,原来的设想是10年到15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算是留了一点机动时间,但实际上,即使算到大跃进的1958年,过渡时期也不过只有5年。

      第二,无论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成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毛也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未停止,但在大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利用掌握了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加上农民的合作经济,毛认为共产党就可以领导经济,在全国各个领域推行自己的主张了。

      10 “晚年问题”

      自斯大林暴政部分披露之后,“晚年”成为毛泽东的忌讳。庐山会议期间,周小舟、李锐有过毛“很像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此事被揭发出来,引起轩然大波。8月10日,乔木奉命到会作了一个“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发言。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斯、毛:

      (1)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则从未犯此错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他的发明,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产物;

      (2)斯大林晚年在党内不讲民主或很少讲民主,连中央全会都不开,毛却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经常开扩大的全会;

      (3)斯大林晚年搞个人迷信,毛与他相反,不许祝寿、不许以个人名命地名,毛的塑像一律不许在公共场所陈列;

      (4)斯大林的肃反错杀了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毛没有杀过一个中委、一个将军、一个党代会的代表;

      (5)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苏联农业30年没有超过沙皇时代的最高水平;毛虽然六十多岁,精神比许多青年人都年轻,真正是生动活泼,一往无前,简直可以说是辩证法的化身;

      (6)斯大林晚年有大国沙文主义,毛对别的国家一向很尊重。(10) 

      事实上,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但“晚年”的行径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1)脱离群众,作为毛式群众路线典型的大跃进,恰恰是压服、驱打群众的运动;不但人民群众,连政治局委员也很少能见到自己的领袖。

      (2)党内没有民主,延安整风确立了毛在党内的独尊地位;1956年反冒进之后,连此前稍微可以向毛反映一点不同意见的刘少奇,也不能向毛进言了。1958年北戴河会议,王稼祥不同意搞公社决议,他与刘少奇谈了,刘要他向毛反映,王不敢。后来刘少奇反映了,引起毛极大的反感。从1966到1975年,“人大”没有开,宪法没有变,但国家元首却被毛置于死地,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

      (3)个人迷信,毛制造个人崇拜的手段要超过斯大林。林彪的说法是所有革命导师中毛最伟大,他的“肚子里可以开飞机”。(11)

      (4)毛的党内整肃丝毫不亚于斯大林,30名政治局委员打倒27人;书记处17人打倒14人;10个元帅除病故、休养的(刘伯承实际上在1958年也挨了批)和林彪外,全部被打倒或靠边站,冤狱遍于国中;

      (5)毛在好动爱斗上确实比青年人更青年人,但其结果只是造成“天下大乱”,农业产量在他生前从来没有超过集体化之前的1952年,从1953年12月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到70年代末,“中国农民中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吃饱过肚子”。(12)

      (6)毛的较少有“大国沙文主义”,因毛在国际共动史上毕竟没有斯大林的地位,为了在斯大林之后充当国际共运的中心,当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在中国很多人饿死的情况下耗散了亿万资财支援世界革命。

      毛喜欢也善于读史,为什么没有从近在眼前的斯大林吸取教训?他确实批评过斯大林,1956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毛说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王明路线、抗战初期“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不准打内战、1949年不愿订立同盟互助条约。其实,1927年之前,斯大林就整过中共,只是那时毛还未掌权,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毛也试图分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认为斯大林有形而上学的观点,如不承认对立面的统一,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等等。

      问题是,“秘密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斯大林滥杀无辜、肆行恐怖统治的违法犯罪行为,毛却根本回避这一点而为之辩护:第一层,斯大林肃反杀了一百万人,但其中确有一些反革命,这就应当受到肯定,至于那些被冤杀的人,属于扩大化。第二层,之所以发生扩大化,毛认为在客观上,共产主义事业空前伟大、前无古人,犯错误是难免的;在主观上,则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第三层,思想方法的片面也不是故意的,而是“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上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所以,空前绝后的国家暴政、大规模的杀戳,说到底是好人犯错误、好心办错事。这就是《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说的:“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由于毛没有从国家制度和法律上反省斯大林的“错误”,却以客观上的“难免”和主观上的好心来总结斯大林的教训,所以他尽管对斯大林蔑视他感到感到愤怒,但第一条便是保护斯大林,检起被赫鲁晓夫丢掉的“刀子”,把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于是,21年后,又是乔木告诉人们:“毛主席在很长的时间认为,他就是中国的斯大林。”(13)1980年,乔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的晚年,论据差不多也就是1959年他否定的那几条。不知乔木此时可曾想到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毛、斯对比。既然毛泽东就是斯大林,那么毛的“错误”也可以用“难免”和“好心”,用认识上的片面性来豁免。乔木认为,发生“文革”这样的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14)还是认识问题、思想方法问题。

      有意思的是,当赫鲁晓夫受到中共影响试图肯定斯大林时,曾说过“当斯大林犯错误、破坏法制时,他依然深信自己这样做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15)而《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毛泽东“在他犯有严重错误的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句话的语式和内容都是毛当年评论斯大林时用过的。“悲剧”的实质是好心办错事,如此既否定其“晚年”,又保护其总体。

      所以毫不奇怪,“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16)其实这不只是远见问题,而是刻意轻视科技,并以此自豪:“斯大林的两个口号没有辩证法,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17)毛确实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更要引以为戒。”但正如毛在成都会议上说的,十大关系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他们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18)相同的原则就是坚持苏联式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同的方法是时时抓在手上可以恣意整人的的“阶级斗争”、强迫群众的“群众运动”。两相结合:“‘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他们在几届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没有出现过那种“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大量饿死过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19)技术、文化之类在毛看来简直就五文不值,甚至还有反动作用,“书读得越多越蠢”是毛的口头禅。据于光远披露,陆定一曾对他说:“建国后,我在党内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应该提出在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领导干部,凡是没有大学毕业的,统统要进学校,读到大学毕业程度。那时大多数人还比较年轻,书还读得进去。如果那时我这么做,党中央接受了我的建议,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场文化大革命也许可以避免。”(20)陆定一当然有自己的责任,但即使当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毛也决不会理睬,倒是陆本人可能会提前被打倒。

      在科技方面没有斯大林有远见,但在个人崇拜上却青出于蓝。在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乔木说过: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作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个版面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21)斯大林焉能不自叹不如?

      11 乔木与毛泽东

      乔木以毛的秘书而成为党的理论家,“难免”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毛的语言。1981年,他在《当前思想战线上的若干问题》中这样批判电影《苦恋》:

      像对于《苦恋》这样显然存在着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我们的文艺批评界的许多同志竟然长时间内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直至让它拍成电影。在《解放军报》发表批评以后,一些同志除了指责这些评论文章的缺点以外,仍然不表示什么鲜明的态度。这不但是软弱,而且是失职。……我们再不能容忍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了。(22)

      这种语气很像毛泽东。毛在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产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1954年在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中说:“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1950年《清宫秘史》公演之初,毛不但说它是卖国主义的,而且还通过江青要求发动批判,但为中宣部拒绝。当时的乔木还特意说: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23)1985年9月,乔木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否定了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不过身为党的领导人,对《苦恋》还是要批的。只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文艺批判也要有变化。第一,不叫“批判”而叫“批评”;第二,不是“投降”而是“失职”。从毛泽东到胡乔木,既是批判传统的继续,也是批判方法的更新。

      胡乔木简历

      1912年6月1日生于江苏盐城县鞍湖乡。

      1930年在清华大学参加青年团,“九一八”后参与领导学生运动。

      1932年在盐城入党,从事宣传组织活动。

      1936年后在上海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长。

      1937年7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宣部、战时青训班、毛泽东干部学校工作。

      1941年2月任毛泽东秘书。

      1948年4月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中宣部副部长。

      1949年后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

      1979年后,任中央委员、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

      1992年逝世。

      注释:

      (1)参见:《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页359─360,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引自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376,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

      (3)(4)(8)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153、153、217,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5)参见向明:《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页191,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6)(16)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页3、74,海口:南方出版社,1998。

      (7)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页533─534。

      (9)薄一波:《若干重大事件和决策的回顾》上册页224─22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参见李锐:《庐山会议真面目》页345─346。

      (11)(19)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页395、188,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12)杨继绳:《邓小平时代》页17,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3)(14)(22)《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页147、130、46─468,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5)引自刘晓:《出使苏联八年》页21,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7)(18)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页403、386,南方出版社,1999。

      (20)参见于光远:《好学深思的胡耀邦》,广州:《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

      (21)参见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11届三中全会上》,载《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23)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3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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