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8月11日

    劉超:“清華學派”及其終結──譜系、脈絡再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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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紀

    一 緣起與內涵

      自二十世紀末以降,隨著「聯大熱」的興起,對晚近大學教育的研究漸成顯學;加之對知識份子的研究的繼續升溫,「清華學派」亦漸為人所關注。陳平原、趙敦恒、黃延復、齊家瑩、徐葆耕諸先生在其大作中均已提及此點1,且都強調了其重要性,但大多是一筆帶過,未及深究。究其緣由,也可理解:一是時間跨度大,史料太多;二是人物譜系龐雜多變,牽涉到的院校甚多,不易把握;此二點為直接的、學理上的原因,而第三點則為隱在的學理之外的原因,特別是涉及到某些政治歷史的因素(如「清華學派」的最後嬗變就很難從文化層面獲得完全合理的解釋)。

      但是,要研究晚近學術史和教育史,這又確實繞不過這一重要的歷史存在。因為這是大學教育的變遷、政治文化嬗變的一個特寫和縮影,這不僅與清華有關,而且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一流名校和一流文人學者。而沒有相當的史料爬梳、史實考辯,要知其大略已屬不易,要有所創獲更是難上加難。筆者對此關注有時,略有陋見,現就教於方家。

      有學者認為,所謂「清華學派」是指清華文科的教學和學術風格2,此一說法自有其道理;但若質言之,它可能有著更豐富多義的內涵。筆者以為,所謂「清華學派」,至少涵蓋了如下層面:一、一個特定的學術(文化)流派;二、一種治學為文的風格(取向)和文化氣質;三、一種教育模式和辦學理念。在「老清華」中,許多理工科學者亦有相當的人文素養(如華羅庚之擅詩文、顧毓秀之精文理),善文科、有人文精神者絕不限於文科專業者,那麼,所謂「文科」也就不是一個專業意義上的範疇,而是一種素養、識見意義上的尺規。因此「清華學派」確以文科為主,但又不絕然限於文科。就此而言,「清華學派」也就隱然標示了一種新的辦學模式(通才教育)和教育理念(精英培養)。

    二 脈絡與譜系

      鄙意以為,「清華學派」不是一個學籍教職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一個思想(知識)上的譜系。此派人物也就不止於清華師生,還包括與之有關聯的一大批人,比如某些北大人士,以及西南聯大的人物。如胡適雖是長期執教於北大,卻是清華出身,且與清華研究院深有緣源;周一良雖是燕京出身,卻常在一牆之隔的清華聽課,受教於陳寅恪,且日後亦曾受陳及胡適之指教,歸國後更是就任於清華,自是躋身此中;湯用彤先生長期就職於北大,但早年為清華留美生,也與清華深有淵源;浦江清等雖出身於他校,後來也結緣於清華。──因此,對此派的外延也就不能僅從學籍教職層面去理解和框定。

      在「清華學派」的發展歷程中有幾個重大事件,與之相應的則是幾個關鍵性的年份:

      1925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創立,吳宓親主其事,王、梁、趙、陳四大導師先後登台,清華研究院開始運作;同年,朱自清離浙北上,落戶清華。朱於五四前後(1920年)在北大畢業,僅有本科學歷,且主事新文學創作,而無突出學術成果。朱以中學教員身份出任清華教授(年僅二十七),足見清華不以門戶、學歷為限,勇於吸收新鮮血液,接受新文化的薰陶。自此,「儒林」與「文苑」開始攜手,並存於清華。

      1928年,羅家倫出長清華,力行「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軍事化),清華脫離外交部而直屬國府管轄,擴大了辦學自主權。至此,清華初具現代綜合性大學的格局,其文科建制日臻完善。此後,大批文科名師持續湧入清華,並保持了長期穩定的教職,如楊振聲、蔣廷黻、潘光旦,黃節等等。其中多數是甫入清華便逕評為教授。而按慣例,教授受聘他校後最初只能是副教授。其氣魄之大,冠居全國3

      1937年,日寇橫行,抗日軍興,眾校西遷,清華與北大、南開三強合一,組成西南聯大。

      1952,全國院系大調整,地處天子腳下的清華首當其衝,由一個綜合性大學改造成一個多科性工業大學。學科建制的根本性嬗變,極大地紊亂了其文化生態;失去學科支撐的「清華學派」元氣大傷,頹勢日顯。

      文革期間,「清華學派」不僅學科建制蕩然無存,且一大批「老清華」大受衝擊,離開文化崗位,或老死或病逝,或被邊緣化或被捲入政治,如陳夢家自殺(1966)、李廣田去世(1968)、吳晗自盡、陳寅恪逝世(皆在1969年);馮友蘭、周一良等加入「梁效」,等等。

       90年代前後,大批「老清華」年事漸高,政界、文界的「老清華」大都漸然淡出歷史舞台,如政界之姚依林、蔣南翔和文界之王瑤、俞平伯、吳祖緗、曹禺、季鎮淮、錢鍾書、韋君宜等均告去世,「清華學派」走向終結。

      大致而言,「清華學派」始於20年代中葉,終於90年代末葉,時間跨度達七十年餘年。其最主要的載體乃是清華國學院和清華文學院;文學院中,尤以文史哲諸系為最。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清華學派」形成了相當完整的譜系,而這一譜系又以特定的學思傳承而形成了精密的網路。只是,在既有的研究中,對這一譜系的代際界分尚不明朗;而沒有對基本譜系的把握,就無法對其脈絡有基本的瞭解。因此,出於研究需要,筆者對此做了初步的梳理。

      一般認為,朱自清先生的入教清華揭開了「清華學派」的序幕。只是朱氏「但開風氣不為師」,入得清華後才開始學術起步。因此,「清華學派」的開創並不始於朱,而是肇始於國學院的建立,其第一代掌門人當為王、梁、陳、趙四子。四人年齡相差甚大,年歲最長者為梁(1873年生),最少者為趙(1892)。其時,王、梁年約知命,而陳、趙均逾而立──這在一般學人當是治學起步期,而早慧的陳、趙二子則已進入學術豐收期(陳雖述而未作,但已然是氣象煌煌)。細言之,四人大致出生在1870-1890年前後,在清季度過了至少約二十年時間,而這二十年,一般就構成其學思的啟蒙期。他們在西學東漸的語境中,完成了各自的「童子功」訓練。這樣一個成長背景,決定了其無一例外地接受過較為系統的國學訓練,具有相當的國學根柢。此外,四子均有遊學經歷,廣讀西書,識見甚廣,這就奠定了其西學造詣。這樣,學貫古今、才兼中西的一個文化格局,就在晚近的中國標舉了一種全新的治學路向,從而基本奠定了「清學派」的文化格局和學思境界。

       這些學者雖然為數甚少,但影響極大,在1925-29年的數年中,又薰陶了一批優秀學子,從而為清華(乃至中國)後學的發展拓寬了道路。其中,王力、吳其昌、浦江清、趙萬里、蔣天樞、羅根澤、劉節、姜亮夫等,均在後一時期成為「清華學派」的悍將。

      至於其時的李濟、吳宓則在學術上也已初具氣象,其學術上的大豐收將於後一階段到來。

      如果說「清華學派」第一代成員寥寥,那麼緊隨其後的第二代則聲勢頗壯。此時,吳宓、李濟等人已碩果迭出。另有眾多極具水準的名師,在1930年前後都已雲集清華,且大都處於學術上的豐收階段,「清華學派」的學術豐收也就此開始。其中代表人物極多,中外文的有楊振聲、楊樹達、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劉文典、黃節、吳宓、錢端升等;歷史學中有蔣廷黻、劉崇鋐、雷海宗等;哲學方面則有金岳麟,馮友蘭、鄧以蜇等,甚至梁漱溟等人也被邀來兼課4;社會學則以陳達、吳景超、史祿國為翹楚(稍後有潘光旦、李景漢等)。這些學人,學術成型於1930年前後,而其出生時期則約為1890-1900年(黃節、劉文典略長,生於分別生於1873、1889年,學術成熟亦稍早,但調入清華時間較晚,因此,尚未躋身第一批隊)5。這代人大都在「五四」前後完成了大學的基本訓練,學術的奠基、思想的取向也在這一階段初具雛形。「五四」前後是一個極為特殊的轉型時期:武昌首義,清廷崩潰;民元之後,社會文化基本處於激進化的轉型中,在這向左轉的過程中,青年群體尤為激進,大都體認出「激烈的反傳統」取向。在此背景中,他們接受了國內的學術訓練,獲得初步啟蒙後,又負笈海外(多為歐西)接受系統訓練。經數年之醞釀,學術已開始起步。因此,他們大都專心治學,有相當的專業素養,亦不乏公共關懷,其中一些人構成了二三十年代「新月派」的骨幹6

      當然,以上只是一個基本的年齡段限,並不排除年青後生的崛起。此中,有一個異數,便是張蔭麟(1905年生)。此公屬於早慧的天才,年僅十六便入清華,此後幾年中在《大公報:文學副刊》、《清華學報》、《學衡》等一流刊物上發表大量文章,並於1925年前後初露大家氣象,開始了其學術豐收期。在「清華學派」的譜系上,他也與馮、金、朱、聞諸子同屬第二代。可惜的是,此君家境貧弱,用力過勤,不善惜身,為情所傷7,天不假年,在第四代學人碩果漸豐之時,不幸病歿8

      其時,曹雲祥、羅家倫、梅詒琦等相繼主事清華,從全國名校網羅名師(多為全職),並吸納大量歸國留學生。此等氣魄,在南北各國立、私立名校中,絕無出其右者。

      以年度計,主要有:

      1922:梁啟超、陸懋德

      1924:錢端升、吳宓

      1925:王國維、陳寅恪、吳宓

      1928:楊振聲、劉文典、俞平伯、陳福田、錢稻蓀、馮友蘭、鄧以蟄、馬衡9

      1929:黃節、蔣廷黻、葉公超10

      1930:傅增湘(沅叔)、溥侗11、羅常培、徐耀辰、楊宗翰、許地山、張崧年(申府)、商承祚、顧頡剛12

      1932:聞一多、雷海宗、許維遹13

      1935:潘光旦14、李景漢15

      以學校計,則為:

      北京大學:梁漱溟、劉文典、鄧以蟄 燕京大學:楊振聲、馮友蘭16、顧頡剛

      南開大學:蔣廷黻、劉崇鋐、雷海宗、李濟17

      北師大:楊樹達18

      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吳宓、葉企孫19、顧毓琇20

    這表明,其文、哲二系主要借師於北大、燕京諸校;史學系班底主要「搬」自南開,而理工科則假手於東大。在此後二十來年中,吳宓為清華培養了萬千英才,而葉企孫則為清華栽培了近百名院士(學部委員、外籍院士),開創了中國數理學界的半壁江山,這定然冠絕中國21

      至此,大批中堅人物悉數到場,清華文科的基本格局基本奠定,其特徵為:大師辦學,名師執教,文理兼顧;國學與西學並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並舉。「清華學派」的氣象日漸呈現出來。

      此後的第三代人則在1935年前後起步,他們大都生於1900-1910年(集中於1905年前後),20年代就讀於清華,多為清一色的清華留洋歸國生,如王力(1900年生)、賀麟(1902年生)、雷海宗(1902年生)、陳銓(1905年生)等。另,俞平伯、蕭滌非、余冠英等也與清華深具淵源。此代人年歲略近前代(如俞與朱自清素有交誼,且僅小二歲),但仍屬後一批隊,主要是因其學術成熟稍晚,且受教於前二批隊,與之有師承關係。此時身為陳寅恪門生的浦江清、吳其昌等人開始學術豐收,受教於趙元任的王力、吳宓門下的賀麟、陳銓已學有所長。同屬清華出身的林同濟(1906年生)此時尚在海外,但後來也與賀、雷、陳構成「戰國策」派四驍將。與之相應的,在文學方面,則有「清華四子」(朱湘、饒孟侃、孫大雨、楊世恩)22、李健吾23和曹葆華等24

      稍後的第四代則為全新的一代,他們大都於30年代在清華園受教育,如文學院「四才子」之三錢鍾書(1933屆)、夏鼐(1934屆)、吳晗(1934屆),以及「清華四劍客」李長之、林庚、季羨林、吳組緗,另有曹禺、楊絳、楊聯陞、費孝通、王瑤、馮契、史國衡、趙儷生、何炳棣,另有出身他校的吳於廑、張岱年、陳夢家等25。清華資深教授吳宓的「龍虎豹」之二(錢鍾書、曹禺)都湧現於此時,共和國史上鼎鼎有名的「二喬」(胡喬木、喬冠華)「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也出現於此時。此派人物,大多生於1910-1915年間,成長於一個急遽變革的時期,但受過極好的訓練,並未荒廢學業。其學術多起步於40年代,正逢動亂。此後數十年社會不穩定,這對其研究不免有負面影響,多少滯緩了其學術收穫期。26所幸其中不少學人,天假其年,得享高壽,因此在晚年仍梅開二度,重煥「學術第二春」,如錢鍾書、季羨林、費孝通、王瑤等27。這批學人對此後新中國數十年的學術產生重大影響,1978年後最初的一大批學界領袖、資深教授,多是這批人(80年代最初的一批「新生代」學人也多為其門生)。這也是清華歷史上大家湧現最多的時期之一。此後,學術界在數十年中專家甚多,但再難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有原創性(有開創性和總結性)的大家,此後數十年都再未走出「後大家時代」。

      其間有一批人深受「新啟蒙」影響,在「一二五」前後走上了社會政治革命的道路,成為數十年後中國政壇的明星,如「二喬」、姚依林、蔣南翔、於光遠等。當然,以學-政二分的眼光看,這與規範意義上的「清華學派」已有距離。

      緊接此後的是西南聯大。聯大八年,三強合璧,傲視海內,人才出爐率亦奇高。有一大批生力軍為日後躋身「清華學派」做好了必要的訓練,學術中有殷福生(海光)、鄒讜、王浩、季鎮淮、任繼愈、黃楠森、王永興、張世英,以及朱德熙、王栻、袁方、羅榮渠、李賦寧、許國璋、楊周翰、王佐良等;而文學一途,亦有卞之琳、汪曾琪、馬識途、穆旦、鄭敏等,他們都已先後完成了其學術或文學上的準備,正走向成名成家之路28。此代人大致生於1915-1925年間,但是,天不遂人願:1949年,他們年約而立,而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起步階段;1957年他們多近不惑,這本該是一個學者的豐收時期;1978年後,他們已漸入暮年,這是文科研究的成熟期,卻是個體生命的衰老期。幸有一批人堪稱頑健,在1978年後再度出山,與前一代聯手,演繹「夕陽紅」(文人如汪曾祺等亦如此)。

      此為末代「老清華人」,他們與前一代共同構成了三十年後中國知識界的元老。不同的是,他們大都囿於時勢,命運多舛,接受過最好的「童子功」訓練,但極少有緣留學深造29,且在生命中的幾乎每個重要關頭都未逢其時,屢遭磨難,蹉跎歲月。執是之故,此代學者後天不足,專業造詣略遜前代,基本上難以出現真正的大家,且在此後基本上長期被「改造」,其成長困難可想而知。

      儘管如此,仍有一大批人經過卓絕努力而有所建樹,實屬至為不易。細言之,此「末代人」有幾大特點:

      一、在學思境界上,一般都多專家而少大家。原因如前所述。

      二、在學科分布上,基本集中在人文學科(與文史哲、語言學),而社會學科則寥寥無幾,鮮有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方面的人才,相對而言,作為法學家的肖蔚雲與作為社會學家的袁方,當為其中有數的社科名家。其原因不在聯大之培養,而在50年代社會科學的被取消,使年青學人學無所用,久費成荒。作為資深學者的陶孟和、陳達、費孝通(社會學人類學)、錢端升、樓邦彥(法學)、羅隆基、王造時(政治學)、陳序經、陳岱孫(經濟學)等人(多為清華人),大都處境不佳,或被邊緣化(相當一部分淪為「右派」)。這與出身延安的紅色文化人的境遇適成反差30。相反,雖為民主人士卻轉事左翼的馬寅初(經濟學)則境域頗佳。

      三、此代學人中留在大陸者與留學海外者差別甚大,如王浩、鄒讜,以及此前的楊聯陞、何炳棣等,大都較多地發揮了各自的學術個性和專長,而留在大陸的學者則一度困於時勢。同是主事哲學的聯大人,殷海光與何兆武、黃楠森就差別甚大;極具詩才、頗具氣象的穆旦也滄桑歷盡,最後英年早逝。

      四、此批學人中為以後培養和保留了一大批外語人才,如王佐良、李賦寧、許國璋、楊周翰等。這為三十多年後中國西語人才的培養保存了火種。

    三 源流與變遷

      如人所言,老清華的美化程度甚高,海歸派佔相當比重31。清華學派確乎深有西學背景,但與國內其他名校關係亦頗密,其中主要是北大、南開及東大南高(中央大學)及私立的無錫國專。清華與北大、南開關係之深自不必說;與東大亦較有瓜葛,領導如羅家倫、顧毓琇、吳有訓,教授如吳宓、梁實秋、浦江清、陳夢家等均結緣二者。清華與中山大學也關係甚密,如王力兼長中大文學院,從而創立了國內第一個語言學系;後來陳寅恪亦南下轉事中大。

      因此,所謂「清華學派」,就不只是「清華的學派」,而是中國大學體系(知識界)中的「清華學派」。

      既然「清華學派」不完全是學籍、教職意義上的概念,那麼,它到底是怎樣的概念呢?這要對其譜系做一細察。從其譜系來看,該派成員來源主要有三:

      一、出身清華的文人學者。此中多為「老清華」,少數是在他校讀完本科(或同等學力)後轉考清華研究院(特別是東大、北大和無錫國專的畢業生),32 但這為數甚少,因國學研究院前後四年僅七十多名畢業生33,僅半數於其時清華每年所招本科生;也有極少者為他校轉學到清華讀本科的(如在北大預科畢業後考清華)。

      二、在清華(含聯大)供職的文人學者。事實上,這一批教師約有半數出身於清華;另有一些是他校畢業後任教於清華的,如北大、南開、東大(南高)等。其中,有一部分外籍教師也可躋身此列,如吳可讀(Pollard)溫德(Winter)、噶邦福(Gapanovitch)等。

      三、與清華學人私交較密、因緣較深的其他學者。此一部分隻佔極少數。

      因此,「清華學派」成員的主體仍是清華學生與教師,易言之,清華本身即是「清華學派」的人才基地,而北大、南開、東大、無錫國專等則構成其基本的預流。如是一來,「清華學派」便有源有流,有「派」可「流」。

      抗戰以後,三校雖言北還,但局勢日亂,1949年大批人員南下,多少削弱了清華的力量。三年後,局勢驟變。院系大調整中,國立大學一家獨大,教會大學、私立大學漸告終結。地處京師的名校首當其衝:燕大、輔仁等被撤並;清華、燕京的文科被歸併至北大;燕京、輔仁已付闋如,清華成為巨型的純工科大學,北大則為老牌的文理大學。外界強力以其銳不可擋之勢,衝擊了文化生態,改變了中國的文化格局。是時,頗有淵源的「中國人民大學」已破土而出,成為社會主義的紅色聖地34。京城高校出現了「人北清師」的格局35

       文科編制的撤銷,基本消除了「清華學派」賴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清華學派」氣脈大亂,亂相頻生,五代而衰。此後的清華文科凋零殆盡,面臨著重生之大任。

    四 內涵及其表徵

      以上的譜系梳理,可以見出「清華學派」之內在實質與精髓乃在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這是陳寅恪頌王國維之語,但又何嘗不是夫子之道或「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呢?第一代掌門人開創的學風在此後得到了貫徹,清華學派由是薪盡火傳、生生不息。

      上述分析,折射出該學派的基本特徵:

    1 譜系極完整,延續性極好

      這與老清華特有的人才機制有關:領導求賢若渴,教師愛才如命;一方面「培養優秀人才」(學生),另方面「留住一流人才,吸引傑出人才」(教師)。因此,師生共進,人才輩出。但這有賴於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清華學生凝聚力強,有共同氣質;二是清華教師重視教學,隊伍穩定──這在教師流動性極大的民國時期,其穩定性可能是獨有的。20年代中葉,五四落潮後的北大有大量名師南下滬寧穗漢諸地36,而清華文科建制日進,規模日壯,處於上升階段,大量名師湧入清華,極少有人捨清華而取他處37。而且,這種「有進無出」的態勢一直維持了數十年,直到後來才橫生逆轉。

      名師的雲集,使其學派極為完善。陳寅恪等人影響了幾代學人,特別是國學院的幾乎每一屆學生,且對此後的錢鍾書、季羨林與周一良影響亦深;身為國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更是重視教學38,數十年如一日,先後指導了蕭滌非、王瑤諸人;聞一多不僅培育了季鎮淮,還提攜了此後的朱德熙等;吳宓、陳福田門下除了二三十年代的「龍虎豹」而外,還直接培養出李賦寧等人,而李氏又為數十年後中國外語教學的發展貢獻巨大39

      當然,該特點的深層原因乃是老清華的體制優勢。一是選拔機制上,常規與破格相結合。老清華素以擇才極嚴著稱,但對特別優秀的人才,也可「不拘一格選人才」。如錢鍾書數學僅得十五分,而中英文特優,清華予以破格錄取;華羅庚亦無正規學歷,但熊慶來慨然允其入學;吳晗也被胡適推薦至清華;錢偉長英語考試不佳,未被北大錄取,而由其叔父錢穆推薦到清華。二是晉升制度上,不惟資歷、唯才是舉。本國教師與外國教師、本校出身與外校出身平等對待,對優秀教師敢於直升教授。三是福利制度極為優渥。按清華制度,本校教授每五年可有一次定期帶薪休假出國進修(如朱自清於1931年開始的「歐遊」即是如此);這在其時亦是絕無僅有。

      值得注意的是,「清華學派」中相當多人出身清華,但基本上克服了「近親繁殖」的錮弊,這也與其用人機制有關。一般說來,教師的延聘途徑主要有:一、清華畢業後留校助教,漸次晉升(如吳其昌、李健吾、林庚、王瑤、季鎮淮、朱德熙);這只佔一小部分。二、清華畢業後放洋深造,然後回校供職,如「庚款留學生」趙元任、胡適等,以及吳宓、聞一多、賀麟、張蔭麟、錢鍾書、費孝通、華羅庚、陳省身等;這一部分比重最大,大多成為三十來歲的少壯教授,事實上構成了後期的中堅。三、本校畢業生在外校任教(任職)後返聘回清華,如羅隆基等。四、從它校(包括國外)延聘。其中,北大出身者最多,如朱自清、俞平伯、劉文典、馮友蘭等;另,南開、東大出身者也相對較多;長期服務於清華的外教亦不鮮見。

    2 以年齡言之,具有年輕化趨勢

      一般而言,在早期的清華,學生入校時多為十五歲左右,七八年後二十出頭即放洋深造;數年後即獲得碩博學位,學有所成後即回國,此時仍年未而立。一流的本土教育,一流的歐美訓練,造就了一流的學人。因此,他們大都成為年約三十的教授,如早年放洋的胡適、聞一多、梁實秋等,這批人皆為人傑,屬學界一時之選。在改行新制的清華大學,學生入學時多為十七八歲,但學制僅四年,多數畢業生仍可在二十出頭就留洋,「海歸」後也不過三十來歲,很快可以晉身教授。如:李濟二十七歲始任教授;葉公超1929年初抵清華就任教授,年僅二十五;賀麟歸國後任北大教授,年僅三十出頭;張蔭麟歸國後為清華教授,年僅三秩晉一;沈有鼎與張蔭麟同時晉為教授,年僅二十八40;陳銓升為教授時,年僅而立41;「本土派」張清常升任教授時,年僅二十九42;至於錢鍾書,更是在二十八歲就受聘為教授;邵循正、任華等人也都在三十歲左右升為教授。甚至「本土派」的余冠英、蕭滌非也在三十多歲就獲得了教授。對外校出身的也一視同仁。出身東大的陳夢家號曰「史學天才」,也在三十出頭榮升為教授43。及至聯大時期,佔半壁江山的清華學人,也多是留美博士出身。清華北還之後,李賦寧、與楊絳(季康)均被聘為教授,李僅三十二,楊亦年方三十八,實屬相當年輕的女教授。至此,錢氏夫婦均為清華少壯教授。44既便是1952的院系調整後,王瑤也以其卓異的成果而被評為北大教授,年僅三十八。一旦評上教授,學者便無太多職稱、生計之憂,便於專心教研。毫無疑問,這樣一批三十來歲的教授確保了「清華學派」持續強勁的後勁。

      不僅如此,「清華學派」在外校亦影響甚巨。例如,抗戰期間,成都燕京大學有所謂「四大名旦」,即陳寅恪、吳宓、蕭公權、李方桂,無一不是此派中人45。其時,清華出身的端木蕻梁,1938年就任復旦大學教授時,年方二十六。

      因此,在全國範圍來說,「清華學派」擁有一批最年輕、敬業的實力派教授,這就類於「五四」前後的北大,擁有一批年輕才高(平均三十來歲、有留洋背景)的教授,當是最有活力的。所不同者,只是當時北大的「五四青年」熱衷於「談政治」,「讀書不忘救國」;而清華少壯派則是安心於「做學問」,「救國不忘讀書」。而此時,清華的年輕教授、外籍教師的比例,均為全國之首。

    3 以學風論,兼顧文理;兼修文(化)體(育);兼資人文社科;兼通古今中外。要求既嚴,素質亦全

      這在清華的課程設置上就可得到反映46。清華極重文理的交融和文(化)體(育)的兼顧(如梁實秋就因體育未及格而推遲一年畢業,錢偉長也因體弱而差點被拒收)47。文科學人多才多藝,如聞一多的擅書法和金石篆刻;不少以理科為業的學人也兼擅文史,如華羅庚、顧毓秀等,這也並非罕見。

      清華重新學而不輕舊學,興西學而不廢國學。重西學,首先是重外語。早年清華教育中極重外語,其對外語要求之嚴,是素享盛譽的;加之早年只招一二百人,所以往往只有極少數外語極好的學生才能入讀清華。清華研究院也以其極高的外語和國學的要求讓人嘆服48。後來,大學部只還一度力倡學生們兼修第二外語。及至聯大時期,清華文科研究所畢業生均須通過第二外國語考試49。這樣的一種氛圍,催生了大批通曉多種外語的奇才:老一輩的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稍後的梁實秋、更年青的邵循正、錢鍾書、季羨林(甚至周一良)等人,都兼通六七門甚至二十餘門外語。這種現象,作為個案的出現可能有其偶然性,但作為普遍的現象,也許就有其體制上的必然性。當然,重西學(洋化程度高)的同時,也不輕「國學」。這種文化氛圍和辦學(教學)模式鑄就了一大批通才和大家。執教清華的教師中,橫跨數學科的人亦不為少,如陳寅恪長期兼跨國文系與歷史學系,還曾一度兼課於哲學系;錢端升二十五歲則兼事外文與歷史學兩系50;張蔭麟二十九歲就兼任哲學系與歷史學系教師51。「本土派」本科畢業的李長之,二十餘歲就在一流名校中承擔了文史哲藝、中外文的教學;52吳澤霖亦曾兼任社會學與人類學兩系教授53。於今而言,兼通文理,精通外語,幾乎是成就大家的必備條件。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此後數十年中,成就卓異大家中,幾近半數都出自老清華。

    4 兼盛文藝與學術

      清華國學院草創之初,即強調要「研究高深學術」54,此與北大(「研究高深學問」)相近55。如果說最初的(留美)預備部還多有「預備」性質的話,那麼稍後創立的大學部(本科及大學院)則貫徹了這一宗旨。大學之要乃是研究學問(學術),但多才多藝的「清華學派」成員,卻並不以「學術」自封。他們不僅是精於學思,而且是才學兼勝;既精於學問,亦長於詩文。事實上,清華研究院及清華文學院的多數人物都盛產詩文,且品質不低。此中自以中文系最盛,數十年中歷任系主任幾乎皆為文章大家,吳宓、楊振聲、朱自清、劉文典、聞一多、李廣田大都如此。吳學兼中西,文章亦好;朱一直專事創作,在五四前後已是新文學名家,創作實績斐然;劉既是文史大家,亦是古文高手;聞早年已是清華才子,後為新詩名手、「新月」派悍將。日後出長清華的李廣田雖說學歷略淺,創作、評論卻是成就頗豐,散文尤工。國文系的教師們亦復如此:俞平伯不僅以古典文學研究見長,年方弱冠即為知堂門下之才俊,與廢名等人並為「四弟子」,與朱自清同為新文學名手;放洋歐西、復又任教清華的王力亦是隨筆名家,曾同時為數刊物開專欄56;陳夢家與張蔭麟並稱「史學天才」,早年即與聞一多同為「新月派」鉅子,二十歲便出詩選,後又以古文字學名世。出身清華、供職別處的曹葆華、端木蕻梁亦是此中代表,不僅長於創作,亦頗有研究。身兼文史二系教授的陳寅恪,則尤善古詩;張蔭麟治史極有創獲,早年已是與錢鍾書齊名的文論奇才;年青才俊的吳晗深研明史亦工於雜文。外文系陳銓精於德文,卻於翻譯、文論、政論無不擅長;卞之琳等更是年歲輕輕而久享文名。當年「清華四劍客」(季羨林等),在數十年後都成為有數的才學兼勝的大家。吳宓門下的弟子多有通才,不僅長於創作、亦精於翻譯。當然,更令人稱奇的是那文學院的「才子」錢鍾書,作為一代大家的錢鍾書,更是罕有的奇才。

      「清華學派」才學之全,造詣之高,影響之大,都是極為罕見的。當然,上述諸特點的形成,其基礎乃是清華本身的精英教育優勢。這與其說是人為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天賦地利的碩果。以20年代前期而論,清華每年招生數不過一二百,而報考者則在萬人以上57,這種約百分之一的錄取率,從根本上保證了清華的生源品質。而保持低錄取率,正是創建一流大學的基礎之一。若無一流生源,再多名師巨匠也徒歎奈何。惟有名師育英才,才可保障這種教育模式的運作;沒有低錄取率,何來高成才率?

    5 專業精神與公共關懷

      清華學派雖崛起於「五四」之後,但仍秉承了五四精神。學人們治學甚勤著述極豐,卻並未藏身書齋、埋首故紙堆,在專業之外,他們也關心民瘼。雖然其政治觀點可以商榷,但其公共情懷不可抹煞。如果說五四前後是北大獨領風騷,那麼三十年代前後則是清華不甘人後。五四以降,學(文)人問政者甚蘩,其中北大最是活躍,先後有過「新青年」、「新潮」、「獨立評論」等派;相應的「新月派」及「戰國策」派則是清華學人的動作。二十年代的「好人政府」基本上是北大學人的政治實踐,而後來的政治實踐就多了清華的身影。其時,在「談政治」或「幹政治」中,胡適、張君勱、王世傑、王寵惠、丁文江、羅隆基、蔣廷黻、吳景超、翁文灝、陶希聖、顧毓琇、何廉等都曾涉足,這其中就有不少與「清華學派」素有淵源。

      此外,「清華學派」也有「相容並包」之氣度。這不僅表現在內部的寬容上,而且重要的一點是善於聘請外校教師來兼課。如梁漱溟自不必言,就職於北大的錢穆等人也常被邀為講座58或授課59。1936-1937年度,清華歷史學系出於學科建構的需要而設「中國地理沿革史」,但本校並無史地研究的專門家,因此特從校外聘來譚其驤(燕京畢業),此時譚僅二十六歲60。──我們知道,五四前後的北大,浙、皖兩派勢力奇大,乃至於讓極具能量的蔡元培也不易制衡;特別是其時的國文系,馬氏兄弟、沈氏兄弟、周氏兄弟等章(太炎)門友徒幾乎左右了全系,讓外人極難入足61

      由此可見,如此穩定的名師隊伍,如此年輕的教授團隊,如此優質的精英培養,如此寬鬆的文化氛圍(教授治校),為「清華學派」的發展奠定了無與倫比的基礎。

    五 尾聲:嬗變與終結

      長期戰亂,導致基礎教育薄弱;加之擴招,大學生源亦受影響。清華亦不例外。1947年,「教師人數減少,學生人數激增」,「學生程度比戰前稍差,此為全國學生普遍現象,任何學系皆然」62。時勢對教研影響日增,正常教研安排極受影響。五年後,清華、燕京文科併入北大。「清華學派」的學(文)人不復如初,悉數肢解到北大、科學院等處,學派之「流」被腰斬。

      如果說1952年的院系大調整只是在學科建制上根除了「清華學派」的根基,剷除了其文化土壤,那麼,此後數十年的人事代謝,則在人脈上消解了「清華學派」的傳承。從此,「清華學派」漸成歷史,但見故人去,未見新人來。嬗變既已開始,終結可豈避免?

      1949年,一批資深教授遠走海外(如胡適、羅家倫、蕭公權、李方桂等),亦有青年學子遊學歐美,從此再未歸國(如楊聯陞、何炳棣等)。儘管如此,其在譜系上仍屬「清華學派」,且基本上貫徹了「獨立、自由」之精神。因此,「清華學派」在海外猶有餘脈,薪火殘存。但是,時光流逝,作為正宗「清華學派」傳人的那幾代人年歲漸長,先後離世。雖然他們大都學有傳人,如蕭公權之傳汪榮祖、楊聯陞之傳余英時、殷海光之傳陳鼓應,海外學界亦有數「小虎」63,說來,雖與「老清華」不無淵源,但離真正的「清華學派」已太過遙遠了。及至今日,真正意義上的「清華學派」,在海外已是餘脈漸絕,薪盡火未傳。

      1949年,原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遠赴北美;1969年,另一導師陳寅恪病歿廣州,國學院導師盡去,「清華二龍」僅餘其一;1978年,原國學院主任吳宓病逝。至此,清華研究院故人俱盡。四年後,吳宓門之「虎」(李健吾)病故;十四年後,吳門之「豹」(曹禺)西歸;又二年,吳門之「龍」(錢鍾書)駕鶴西歸。「二龍」俱失,「雛龍」安在?!國學院已成往事,文學院亦然歸塵。

      1984年,金岳霖去世;1988年,梁漱溟去世;1990年,俞平伯去世,老清華「首席院長」馮友蘭去世;至1994年,「清華四劍客」已折其半。2001年,周一良去世。至於學派的其他傳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昏黃。作為個體的某些老清華人仍然存在,只是,作為「學派」的碩學鴻儒「老清華」,已然不復存在。

      事實上,早在1998年錢鍾書先生的逝世,便已宣告了「清華學派」的終結。

    註釋
    1

    分別參見以下資料:陳平原《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範大學2000年版);黃延複《水木清華: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簡稱《水木清華》);齊家瑩編《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年譜》);徐葆耕《釋古與清華學派》(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紫色清華》(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謝泳《大學舊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

    2見「朱自清的文學活動」,《水木清華》頁401。
    3當然,這與清華獨特的晉升、福利制度和選才機制有關,而且也有賴於必要的客觀條件。其時北京有「師大窮,北大老,清華燕京可通融」之謂,足見清華財力之頗厚。
    41927年1月18日,國學研究院舉行第七次教務會議,會上,梁啟超提議請「對於儒家哲學研究頗深,現正研究『人心與人生』問題的梁漱溟」來校做長期演講,於是,聘梁為專任講師,任教一學期。而我們知道,梁不僅三十出頭,亦無正規學歷。見《年譜》頁45。
    5《年譜》頁90、69。
    6需注意的是,十餘年後的「新月派」中胡適、梁實秋、聞一多、徐志摩、羅隆基、潘光旦、餘上沅等幹將無一不是清華人。他們都在「五四」前後數年中完成各自的思想啟蒙和訓練。因此,其中可能有一個潛在早期啟蒙背景。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者,在後來「談政治」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姿態,顯然有「五四」「新青年」這樣一個遠在而潛伏的背景,這可以說是其早期思想的餘脈和迴響。
    7關於張早逝的原因,一般學者只歸諸身體因素;劉夢溪先生在考辯賀麟先生的著作時,則指出:張早年單戀十來年,心受鉅創;婚後又生婚外戀,因此,張氏以情傷身。見劉夢溪《學術思想與人物》頁38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年譜》頁14。
    9《年譜》頁68及69下注。
    10《年譜》頁87、89下注及頁90。
    11《水木清華》頁120-121。
    12《年譜》頁97-99。
    13《年譜》頁121、122。
    14《年譜》頁155。
    15《年譜》頁170。
    16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67-68,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年譜》頁11。
    18《年譜》頁37。
    19「葉企孫──清華物理系的締造者、理學院的奠基人」,《水木清華》頁79-86。
    20「顧毓琇──廣識博通的工學院院長」,《水木清華》頁86-92。
    21同上注15。
    22見「清華新詩歌」,《水木清華》頁433。
    23《水木清華》頁420。
    24《水木清華》頁446
    25其時清華其他方面亦是人才輩出,如「二喬」、「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何澤慧、華羅庚等,蔣南翔、姚依林、於光遠等日後亦成為重要人物,文學方面則有端木蕻梁、韋君宜等。
    26當然,這也是因人而易。社會動盪對那些事業早成者(如錢鍾書)或移居海外者(如楊聯升)則影響較小,但大多數學人尚無此幸。
    27當然,此時再度出山者並不僅止於「清華學派」,亦有一批與北大淵源甚深的人物,如張中行、金克木、鄧廣銘、程千帆等。另有其他學人如周谷城、鐘敬文、施蟄存、錢仲聯、徐復、周予同、何茲全等等。  
    28與文科相應的則是大批理工人才的湧現,特別是「物理四傑」(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尤為引人矚目。
    29筆者在查閱原始資料時,發現此間出國深造主要是理工科學人。而此前的清華「三錢」、聯大「物理四傑」無一例外都赴美接受過一流訓練。域外的訓練對學者成長的意義於此可見一斑。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職員卷),雲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0同為經濟學人的陳翰笙、薛暮橋、孫冶方、于光遠諸子的境遇,與前者適成比照;號稱「學者」的陳伯達更是一度大紅大紫炙手可熱。此中況味,自可體味。
    31見謝泳《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份子》頁6,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另可參見謝著《逝去的年代》(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版)及高增德、趙誠、智效民、丁東等人的有關著作。
    32以1925、1926年計,共取學生60人(含備取6人),以母校計(不含1926年度備取生4人),東大畢業生8人,北大2人,無錫國專2人。見桑兵《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145。其時,清華大學部年招本科生約為150人。其中,1925年為132人(報到93人)。見《年譜》頁11。  
    33見趙敦恒《清華國學院紀事》,載《清華漢學研究》,第一輯,頁340。
    34有關情況,參見周成旺《使命:中國人民大學的世紀傳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見阮宏林等著《我崇仰 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歲月裏》頁4,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36如1919年陳獨秀去京回滬,1926年胡適、魯迅均離開北大;1927年李大釗被捕犧牲。足見新文化領袖此時大都風流雲散。1925年前後數年中,其他學人亦紛紛南下,以文科諸系論,則有梁漱溟(1924)、吳梅、黃侃、黃節、林語堂、徐志摩、陳源、顧頡剛等碩學名師。名師之流失,無異于大學之「失血」。因此,廿年代中後期京城氛圍一度低迷,而此時清華卻開始崛起。
    37當然,這並不排除極少的例外,如1936年7月2日清華的評議會就決定解除張申府的聘約,原因乃是張對「時事」介入太深。1940年,張蔭麟嫌清華待他不公而去浙大。分別見《年譜》頁188、14。
    381942年下半年,朱授新課「文辭研究」,雖只一二人選課,但他從不缺席、遲到,且認真為學生改筆記。他極不同意教師只「研」不「教」,認為:文化是繼續的,總應該為下一代人著想,如果都不肯為青年人服務,下一代怎麼辦?見《年譜》頁267。
    39見辜正坤《於無聲處悼李賦甯先生》,《北京大學校報》2005年1月5日。另,可見《松竹氣韻 星月心境──林庚先生喜過九十五歲生日》,《北京大學校報》2005年3月5日。
    40《年譜》頁186。
    41《年譜》頁10、175。
    42《年譜》頁156、303。
    43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員名冊」,上引《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職員卷)頁134、181。
    44《年譜》373。  
    45見智效民《想起蕭公權》,《胡適和他的朋友們》頁166,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6老清華素來注重總結辦學得失。早在1931年,朱自清在《中國文學系概況》中說:「我們只定英文為必修,似乎不夠用。下年度想增設第二外國語……」蔣廷黻在《歷史學的概況》眾說:「清華的歷史學系向來是合中外歷史為一系的,並且是中外歷史兼重的。」「清華歷史系,處理兼重中外史以外,還有一種特別:要學生多讀外國語文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多識一種文字就是多識一個世界』。」這不止是空喊口號,而是力行貫徹,後來清華史學奇才的湧現就印證了這一點。見《年譜》頁106、107。   
      及至1936年6月27日,馮友蘭在《清華週刊》嚮導專號上載有《文學院概況》一文。內中說:「本院各系……於課程中,除各系專門課程外,尚有各學院一年級公共必修課程。在此公共必修課程中,有自然科學及中國通史、西洋通史等課程。」僅此可見一斑。見《年譜》頁187。
    47詳見各期《清華校友通訊》(清華大學出版社),其作者多為老清華校友。
    48關於此點,可參見桑兵「陳寅恪與清華國學院」,《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頁136-16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另,欲深究其源,可參見羅志田《國家與學術:清末民初的「國學」論爭》,三聯書店2003年版。
    49《年譜》頁311。
    50《年譜》頁4。
    51《年譜》頁14、186。  
    52李長之本科畢業後即從事教學,歷任雲南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大學教師,年僅二十餘歲。所授課程有中文、英文、美術史、哲學概論、文學批評、西洋美術史、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史、邏輯、倫理學。以一人之力而橫跨文、史、哲、藝諸領域,其才學可見一斑。需指出的是,這樣的例子,在「清華學派」中亦非鮮見。見《水木清華》頁469。
    53《年譜》頁368。
    54《年譜》頁8。
    55有趣的是,1930年代創辦的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則旨在「培養國學師資,造就高深人才」,見徐雁平《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述考》,《中國學術與中國思想史》頁586,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可見,對「國學」與「高深」的訴求,成為民國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主題,亦折射出其時學術研究的基本去向。
    56主要刊物有《星期評論》、《中央週刊》及《生活導報》,王氏後來所出《龍蟲並雕齋瑣筆》即由此而來。見《年譜》271-272。
    57半世紀後,清華留美生李方桂(1902-1987)對此仍記憶猶新。詳見李方桂《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58《年譜》頁149。
    59從《國立清華大學一覽(1934-1935)》中可見其歷史學系的課表,內有錢穆課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正是其時錢穆的主研課題之一,足見其時教(學)研(究)相長之況。《年譜》頁151。
    60《年譜》頁183。
    61關於早期北大的詳情,詳見蕭超然等著《北京大學校史(1898-1949)》(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其氏國文系教師除上述諸兄弟外,還有陳漢章、黃侃、劉師培、黃節、鄧實、陳去病、錢玄同、劉半農等,幾乎皆為章太炎之故舊門人。
    62梅貽琦《復員後之清華》(續),載《清華通訊》復員後第二期,轉引自《年譜》頁332。
    63如余英時、林毓生、杜維明、許倬雲、汪榮祖、張灝、張光直等。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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