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8月10日

    王曾瑜:关于荫补制答戴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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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网

      因近日忙碌,本不想对《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8日戴逸先生对我的反批评,作具体答覆。不料一位学者对我提出强烈要求,说其他问题可以暂不回答,而关于荫补制的问题,本人不作答覆是不对的。今作答覆于后。

      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并非冷僻的问题。例如已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的大师兄漆侠先生早在1959年的《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就已谈及“恩荫”问题。《中国历史大辞典》最初是分卷编写和出版的。我确是参加了《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非全部。其1984年版第322页“荫补”条是徐光烈先生所撰。开头说,“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云云,我重读一下,没有写错。此版没有恩荫辞条。我个人所撰《宋朝阶级结构》一书,此书第248页说:“奏荫或可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等”。第262页扼要论述宋朝官员的荫补特权,说“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断扩大荫补的范围和名目,荫补之滥,便成为非常突出、十分严重的弊病”,如此等等。

      问题在于后来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我没有参加此项工作。此书中新增的“恩荫”辞条,自然与本人无瓜葛。书中对原来的“荫补”条也作修改,但与“恩荫”条自相矛盾。有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说:“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

      恩荫之滥只是宋史研究的普通常识,而《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本已无可巧辩。戴逸先生的反批评反映了至少两点: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他的反批评公示了其学术的“实力”,其效果只是让全国和全世界的史学同行看到,如此一位徒有虚名者,怎么可能成为一部大型古代通史的合格主编?

      历史学本身是实证之学,历史学家必须言之有据,即每一说必须有文献或考古的史料依据。然而戴逸先生的学风十分浮躁,习惯于不读书,不懂装懂,信口乱说。当年我的先师,也是他的先师张政烺先生,与他同去山东大学一次,就很快发现戴逸此项对史学家而言,完全是要不得的毛病。我是在事后才听说此事和张先生的谈话。所以正式在文中提出,希望戴先生得以改正。不料他的全部答辩,还是重犯张先生早已批评的错误。惜哉!

      顺便说一句,也有人指责我的批评,言语过于尖锐。一位好心的朋友为此也提出劝告。我的回答是,学术腐败既已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如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等于不写。对待学术腐败,只能重拳出击。那位朋友经我一说,也认为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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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20-20=0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马亦之 好心人朋友



    提要:本文对“通史风波”中的辩论做了一个清理,并对“金兀术错误说”,“还我河山伪托说”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传说”等问题作了部分论述。



    一位“好心的朋友”来访闲聊。打开电脑,对着《国学网》站上的帖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最近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述录如下:



    好心人朋友:《新京报》发了几大版报导这件事,题目比较吓人,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你怎么看?



    马亦之: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学术腐败”,最后以无聊收场。所以我给这篇谈话起了个题目,就叫20-20=0。就是说二十个质疑一个都不能落实。你说不叫无聊叫什么?你看,争论仅在很小范围进行。媒体很少刊登有关文章。网上的帖子和文章多一些。学术界更没什么动静。有哪个严肃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登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说是他“偶然”看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随手翻了翻宋代部份,感到“太不像话。”于是写了文章,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有什么来历吗?



    马亦之:在网上看到署名陆豫的一篇文章:“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此事始于6月份,《 历史学家茶座》最早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随后转载此文。七月 ,《新京报》记者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批评和反批评文章。



    好心的朋友:有人说王曾瑜先生的批评文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明显是以“反腐败”名义来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



    马亦之:那到说不上什么“背景”。从网上争论的文章看,王曾瑜先生遭到有力的反驳。而几乎没有对反批评者象样的答辩。由此可见,王曾瑜先生说的仅仅代表了他个人,是个偶然的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佐证。我坚信王曾瑜先生当时确实在“随手翻书”。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没看前言部分和其他部分,以为那是本“大部头通史”。第二,他没注意到全书的体例,以及在传说部分已经有标记和说明。所以认定编者是把“传说”当成了历史,这是他的疏忽。



    好心的朋友:是的,如果是有计划的所谓“学术批评”,不至于这么轻率,这么被动,反让人抓住辫子。



    马亦之:但是,陆豫先生的文章还提出了个问题值得玩味。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



    好心的朋友:这不一定属实。即使属实,也不足为怪。如果批评或批判得有道理。任何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不在人多人少。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登不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也都无可非议。



    马亦之: 媒体只能有一个立场。特别是面对大众的媒体。它的立场应该是实事求是,舆论自由、透明、公允。学术刊物可以有学术角度和立场,登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你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学术批评网”是个很有名的网络媒体,还是什么批评的“旗帜”。可你要不就别吭声儿,如果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只刊登批评者的文章,就会被指责为有“猫儿腻”。



    好心的朋友:好在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谁登不登都无所谓。到处有链接、检索,谁都可以看得到不同意见。不是还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刊登各种文章了吗?



    马亦之:我看不惯这种风气。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结果反而惹一身臊。



    好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批评,什么动机,要是批评得有道理,能服人,就能站得住。你怎么说都有理,关键还是道理。



    马亦之:可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差得实在太远。我整理了双方质疑和答辩,用算术做一下减法,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心的朋友:把原文调出来给你。



    第一,王曾瑜先生说《通史》把曹彬称为“儒将”“最为荒唐可笑”,”他认为“《宋史》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马亦之:这个“儒将”,是让王曾瑜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他愤怒指责这个说法为“信口雌黄”,“闻所未闻的新发明”。这也关系到王曾瑜先生所说“硬伤”是否如实。无端先生举出宋代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引《建隆遗事》确凿的记载:赵匡胤曾对曹彬说:“汝实儒将”。无端先生很厉害,他把王曾瑜反辩的路都堵死了。他说“即使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好心的朋友:无端的两篇文章都很有力量。文字平和,也没情绪化的语言。只用史料说话,反驳很有力。



    马亦之:只要他看的《旧闻证误》不是光盘刻录盗版伪本,这个结论到哪儿也翻不了案。



    好心的朋友:你说话太损。



    第二,王曾瑜先生批评《通史彩图版》“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一说,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



    马亦之: 吴大兵,无端等人反驳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下了定义:“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和《通史》的叙述一致。而王曾瑜先生恰恰还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首席专家。王曾瑜先生后来申辩《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错了,说自己没审过那一稿。无端先生等人指责王曾瑜先生“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属于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我注意到,这也是双方辩论唯一的回合。王曾瑜先生是宋史专家,以考证史料见长。在讨论中即使有时把握不准也很正常。可哪个专家能说把资料都看到了呢?



    马亦之:问题在于王曾瑜先生过于自信,过于武断,把话说得太绝,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最后被人奚落为“空头编委”,“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第三,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马亦之:怎么能说全不见于史籍呢?《宋史·何铸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 研究“岳母刺字”的讨论也早有了。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通史彩图版》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据说有一天,,,,,,岳飞刺字和岳飞抗金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很清楚,人家本来就没当“信史”来说。又注明了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算够谨慎的了,怎么能说这是“以讹传讹”呢?



    好心人朋友:第四,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这没说错吧?



    马亦之:王曾瑜先生的翻书的马虎正在于此。人家书中明明大字标记着“梁红玉的传说”,他又没看见。再说,即使较真儿,你说梁氏“史书无名”。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就能算是定论吗?我问一句?谁考出《宋史》里说的“梁氏”真名是什么了?邓先生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正确,历史上经“考证”定论,后又被推翻的例子太多了。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 对于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一般只可存疑,不要轻易确定。更不可随意说前人就是错了。你就是对的。



    好心人朋友:类似的人名问题还有几个。



    第五,网上有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名字的质疑。湘君先生说曾经有人考出,王昭君的名字不对,“嫱”与“昭君”不是王昭君的名和字,《通史》错了。



    马亦之:王昭君,王嫱,《汉书·南匈奴传》有确凿记载:“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元帝纪》又载:“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推测王嫱名字错了。可那是本野史笔记,不是正史,且又是孤证,不足为据。你要否定她的名字,可以。第一,你起码要先把“嫱”字考证清楚。有些人的考据实在不敢恭维。说《汉书·元帝纪》书有王樯,“樯”做“桅杆”解,通“嫱”字。王嫱可能是从四川漂橹坐船来的。可《汉书·匈奴传》曾记载为王牆,“牆”是“砖,垒壁”的意思。“牆”也通“嫱”,那是不是该说王昭君是“翻墙”来的呢?牵强附会,如此考据,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你要推翻王昭君,就该把她的真名考出来才算可靠。不能提出确凿姓名,弄出个以无名取代有名,说不通。人家几部“正史”都叫她“王嫱”,“王昭君”没人说她叫“王氏”。王昭君名字在历史上或许会有记载错误,但在更多的地下文物发掘和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就不能说有错。



    好心的朋友:作为学术研究,把疑问提出来,就是贡献。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习惯说法。



    第六,王曾瑜先生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马亦之:王先生大部分批评都是这个类型的。该书采用部分传说,书中已经做了标记。你可以批评编者不该在书中引用传说,但不能自己没看清,就说别人把传说当成历史。



    “刮骨疗毒”见于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华佗传。说他的医术高明,“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好心的朋友:关羽,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三国志》又有“麻醉”和“刮骨”的相关记载。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刮骨疗毒”未必是杜撰。



    马亦之: 华佗有这个时间和资格,或许还是真事。 退一步说, 你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这件事传了好几百年,就“误人子弟”了?

    好心人朋友:第七,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马亦之: “金兀术” 是指金国完颜宗弼,即金国兀术, 非谓其姓金,后成习惯称谓,史称“金乌珠”,“金兀术”。王曾瑜先生错以为这个称呼始于《说岳全传》。其实宋人,元人,明人,清人典籍中早已有此称呼,并非仅小说家言,南宋徐大绰《烬余录》,元代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明代《智囊全集》,清代《清史稿.列传》的记载,还有清初李玉的文学作品《精忠谱》, 都早于乾隆时期成书的《说岳全传》。既然金兀术不是小说家的发明,已经被人家说了几百年了,《通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好心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如唐三藏,只是说唐朝之三藏, 非谓其姓唐。“金兀术”,“唐三藏”之名俚俗皆知,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更不会由此误导大众。



    马亦之:历史上的传说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凭空杜撰,有的是真实史料经过历代口传存续下来。对于那些有史料依据的传说,其更多的来历可能还只是个未解之谜,有待于发掘和考证。



    好心的朋友:不过王曾瑜先生以学者的职业身份强调以“正史”为根本,否定“刮骨疗毒”至少是不错的。



    马亦之:说句不好听的话,“正史”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拿这个华佗来说。陈寅恪就曾经说“是当时印度神话在中国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无论如何神异,华佗是个神话。这是个靠不住的故事。”作为学术一家之言,他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可是他能推翻华佗这个人吗?还是不够的。因为明明《三国志》有记载。



    好心人朋友:同样,靠一个考证,一篇文章就否定悠久的、具有一定史料依据的历史传说,就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说或定论斥之为“以讹传讹”,显然不妥当。



    马亦之:历史记载中的有些人物和事件经过历代沿革,广泛传播,已经形成特定和凝固的称谓,即所谓约定俗成,一般不能轻易更改。象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被赋予一定审美艺术内涵,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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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史彩图版风波”算术二人谈



    马亦之 好心人朋友



    提要:本文对“通史风波”中的辩论做了一个清理,并对“金兀术错误说”,“还我河山伪托说”以及如何看待“历史传说”等问题作了部分论述。



    一位“好心的朋友”来访闲聊。打开电脑,对着《国学网》站上的帖子,一边喝茶,一边闲聊最近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述录如下:



    好心人朋友:《新京报》发了几大版报导这件事,题目比较吓人,处理的方式也比较特殊。 你怎么看?



    马亦之:说白了,这不是学术批评,也不是学术批判,更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以“学术批评”名义反“学术腐败”,最后以无聊收场。所以我给这篇谈话起了个题目,就叫20-20=0。就是说二十个质疑一个都不能落实。你说不叫无聊叫什么?你看,争论仅在很小范围进行。媒体很少刊登有关文章。网上的帖子和文章多一些。学术界更没什么动静。有哪个严肃的媒体和学术刊物登什么了吗?什么都没有。



    好心的朋友:王曾瑜先生说是他“偶然”看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随手翻了翻宋代部份,感到“太不像话。”于是写了文章,我觉得有点奇怪,你知道有什么来历吗?



    马亦之:在网上看到署名陆豫的一篇文章:“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他说此事始于6月份,《 历史学家茶座》最早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随后转载此文。七月 ,《新京报》记者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批评和反批评文章。



    好心的朋友:有人说王曾瑜先生的批评文章态度这么强硬,而且明显是以“反腐败”名义来的。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



    马亦之:那到说不上什么“背景”。从网上争论的文章看,王曾瑜先生遭到有力的反驳。而几乎没有对反批评者象样的答辩。由此可见,王曾瑜先生说的仅仅代表了他个人,是个偶然的事情。还有一个理由可以佐证。我坚信王曾瑜先生当时确实在“随手翻书”。因为他忽视了两个问题。第一,他没看前言部分和其他部分,以为那是本“大部头通史”。第二,他没注意到全书的体例,以及在传说部分已经有标记和说明。所以认定编者是把“传说”当成了历史,这是他的疏忽。



    好心的朋友:是的,如果是有计划的所谓“学术批评”,不至于这么轻率,这么被动,反让人抓住辫子。



    马亦之:但是,陆豫先生的文章还提出了个问题值得玩味。他说:王曾瑜先生的文章和“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偶然碰在一起发起‘反腐败’。而且这三家媒体都‘不约而同的’拒绝刊载反批评者的文章。因为《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和《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以及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都是同一个人。”



    好心的朋友:这不一定属实。即使属实,也不足为怪。如果批评或批判得有道理。任何媒体和个人都可以口诛笔伐,不在人多人少。媒体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登不登不同意见的文章也都无可非议。



    马亦之: 媒体只能有一个立场。特别是面对大众的媒体。它的立场应该是实事求是,舆论自由、透明、公允。学术刊物可以有学术角度和立场,登什么是自己的事儿。你新闻媒体,有舆论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学术批评网”是个很有名的网络媒体,还是什么批评的“旗帜”。可你要不就别吭声儿,如果有很多不同意见,你只刊登批评者的文章,就会被指责为有“猫儿腻”。



    好心的朋友:好在现在的网络很发达。谁登不登都无所谓。到处有链接、检索,谁都可以看得到不同意见。不是还有很多媒体和网站刊登各种文章了吗?



    马亦之:我看不惯这种风气。明明不是学术批评,打着“反腐败”的名义抡棒子。结果反而惹一身臊。



    好心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批评,什么动机,要是批评得有道理,能服人,就能站得住。你怎么说都有理,关键还是道理。



    马亦之:可王曾瑜先生等人的“批评”差得实在太远。我整理了双方质疑和答辩,用算术做一下减法,看看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心的朋友:把原文调出来给你。



    第一,王曾瑜先生说《通史》把曹彬称为“儒将”“最为荒唐可笑”,”他认为“《宋史》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马亦之:这个“儒将”,是让王曾瑜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他愤怒指责这个说法为“信口雌黄”,“闻所未闻的新发明”。这也关系到王曾瑜先生所说“硬伤”是否如实。无端先生举出宋代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库本』引《建隆遗事》确凿的记载:赵匡胤曾对曹彬说:“汝实儒将”。无端先生很厉害,他把王曾瑜反辩的路都堵死了。他说“即使文中叙述的情节与事实有出入。但李心传并没有否定宋太祖有此旨意,并没有怀疑宋太祖对曹彬‘汝实儒将’的评价。曹彬在宋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儒将’,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今人称曹彬为‘儒将’又有何不可呢?”



    好心的朋友:无端的两篇文章都很有力量。文字平和,也没情绪化的语言。只用史料说话,反驳很有力。



    马亦之:只要他看的《旧闻证误》不是光盘刻录盗版伪本,这个结论到哪儿也翻不了案。



    好心的朋友:你说话太损。



    第二,王曾瑜先生批评《通史彩图版》“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一说,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他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



    马亦之: 吴大兵,无端等人反驳说:《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下了定义:“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这和《通史》的叙述一致。而王曾瑜先生恰恰还是《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首席专家。王曾瑜先生后来申辩《中国历史大辞典》也错了,说自己没审过那一稿。无端先生等人指责王曾瑜先生“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属于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我注意到,这也是双方辩论唯一的回合。王曾瑜先生是宋史专家,以考证史料见长。在讨论中即使有时把握不准也很正常。可哪个专家能说把资料都看到了呢?



    马亦之:问题在于王曾瑜先生过于自信,过于武断,把话说得太绝,就没有了转圜的余地。最后被人奚落为“空头编委”,“偷换概念”。



    好心人朋友:第三,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马亦之:怎么能说全不见于史籍呢?《宋史·何铸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 研究“岳母刺字”的讨论也早有了。我还特别查了一下,《通史彩图版》在书中是这么说的,“据说有一天,,,,,,岳飞刺字和岳飞抗金兵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很清楚,人家本来就没当“信史”来说。又注明了这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已经算够谨慎的了,怎么能说这是“以讹传讹”呢?



    好心人朋友:第四,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这没说错吧?



    马亦之:王曾瑜先生的翻书的马虎正在于此。人家书中明明大字标记着“梁红玉的传说”,他又没看见。再说,即使较真儿,你说梁氏“史书无名”。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就能算是定论吗?我问一句?谁考出《宋史》里说的“梁氏”真名是什么了?邓先生的结论也未必一定正确,历史上经“考证”定论,后又被推翻的例子太多了。汤用彤先生以前讲过一段话:“说‘有’易,说‘无’难,这是我们做实证研究要注意的一点。我们找到一点材料,可以说‘有’,但说‘无’就要慎重,你没有看到,就不能说没有。” 对于史实面貌不清的问题一般只可存疑,不要轻易确定。更不可随意说前人就是错了。你就是对的。



    好心人朋友:类似的人名问题还有几个。



    第五,网上有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名字的质疑。湘君先生说曾经有人考出,王昭君的名字不对,“嫱”与“昭君”不是王昭君的名和字,《通史》错了。



    马亦之:王昭君,王嫱,《汉书·南匈奴传》有确凿记载:“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 《汉书·元帝纪》又载:“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



    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推测王嫱名字错了。可那是本野史笔记,不是正史,且又是孤证,不足为据。你要否定她的名字,可以。第一,你起码要先把“嫱”字考证清楚。有些人的考据实在不敢恭维。说《汉书·元帝纪》书有王樯,“樯”做“桅杆”解,通“嫱”字。王嫱可能是从四川漂橹坐船来的。可《汉书·匈奴传》曾记载为王牆,“牆”是“砖,垒壁”的意思。“牆”也通“嫱”,那是不是该说王昭君是“翻墙”来的呢?牵强附会,如此考据,让人啼笑皆非。



    其次,你要推翻王昭君,就该把她的真名考出来才算可靠。不能提出确凿姓名,弄出个以无名取代有名,说不通。人家几部“正史”都叫她“王嫱”,“王昭君”没人说她叫“王氏”。王昭君名字在历史上或许会有记载错误,但在更多的地下文物发掘和可信史料发现之前。就不能说有错。



    好心的朋友:作为学术研究,把疑问提出来,就是贡献。但最好不要轻易否定习惯说法。



    第六,王曾瑜先生说“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华佗传》均不载此事,《三国志·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马亦之:王先生大部分批评都是这个类型的。该书采用部分传说,书中已经做了标记。你可以批评编者不该在书中引用传说,但不能自己没看清,就说别人把传说当成历史。



    “刮骨疗毒”见于陈寿《三国志·关羽传》。《三国志》,《后汉书》都有华佗传。说他的医术高明,“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



    好心的朋友:关羽,华佗都是同时代的人,《三国志》又有“麻醉”和“刮骨”的相关记载。过去的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刮骨疗毒”未必是杜撰。



    马亦之: 华佗有这个时间和资格,或许还是真事。 退一步说, 你否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意义呢? 这件事传了好几百年,就“误人子弟”了?

    好心人朋友:第七,王曾瑜先生批评该书“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



    马亦之: “金兀术” 是指金国完颜宗弼,即金国兀术, 非谓其姓金,后成习惯称谓,史称“金乌珠”,“金兀术”。王曾瑜先生错以为这个称呼始于《说岳全传》。其实宋人,元人,明人,清人典籍中早已有此称呼,并非仅小说家言,南宋徐大绰《烬余录》,元代武当山《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明代《智囊全集》,清代《清史稿.列传》的记载,还有清初李玉的文学作品《精忠谱》, 都早于乾隆时期成书的《说岳全传》。既然金兀术不是小说家的发明,已经被人家说了几百年了,《通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



    好心的朋友:说得有道理,如唐三藏,只是说唐朝之三藏, 非谓其姓唐。“金兀术”,“唐三藏”之名俚俗皆知,不会引起任何歧义,更不会由此误导大众。



    马亦之:历史上的传说来源十分复杂,有的是凭空杜撰,有的是真实史料经过历代口传存续下来。对于那些有史料依据的传说,其更多的来历可能还只是个未解之谜,有待于发掘和考证。



    好心的朋友:不过王曾瑜先生以学者的职业身份强调以“正史”为根本,否定“刮骨疗毒”至少是不错的。



    马亦之:说句不好听的话,“正史”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拿这个华佗来说。陈寅恪就曾经说“是当时印度神话在中国民间传播,以致最后被陈寿等拿到了中国的历史之中。无论如何神异,华佗是个神话。这是个靠不住的故事。”作为学术一家之言,他的研究有一定价值。可是他能推翻华佗这个人吗?还是不够的。因为明明《三国志》有记载。



    好心人朋友:同样,靠一个考证,一篇文章就否定悠久的、具有一定史料依据的历史传说,就把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传说或定论斥之为“以讹传讹”,显然不妥当。



    马亦之:历史记载中的有些人物和事件经过历代沿革,广泛传播,已经形成特定和凝固的称谓,即所谓约定俗成,一般不能轻易更改。象王昭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已经被赋予一定审美艺术内涵,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意义。就算...
  • 恩荫制“始于宋初”说错了吗?







    无端











    在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中,“恩荫制”是否开始于宋代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批评者把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批评者自以为这一击非常漂亮,于是用老师训导学生的口吻“考问”年纪比他大一轮的“两位主编”:“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意得志满之情溢于言表。不料,《通史》主编反将一军:《中国历史大辞典》不也说恩荫制“始于宋初”吗?而你恰恰是该辞典宋代部分的编委;你这样批《通史》,“是否意识到也给自己扣上‘学术垃圾’的帽子?”



    面对这令人尴尬的反问,批评者一时为之语塞。沉默了二十多天,终于作出回应,但问题已经由“恩荫制”改换成“荫补制”。批评者称:“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他承认确实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在他参加工作的时候,1984年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荫补”条,说“(荫补)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没有写错。后来《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增设“恩荫”条,才出现称(恩荫制)“始于宋初”的错误。而他并没有参加合订本的工作,因而与此毫无瓜葛。据说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已经给他作证:“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你“《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按即批评者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按指《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之说),本已无可巧辩。”竟然还要反批评,我岂能容你!于是,批评者再次以审判官的架势对《通史》主编作出“再审判决”:“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



    虽然网上关于《通史》的争论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我至今没有看过《通史》,不知道《通史》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是怎么讲的,因而不好作判断。但批评者再次抡起大棒,是以否定《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表述为其前提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历史大辞典》关于“恩荫制”“始于宋初”的说法,真的错了吗?



    在古代文献中,“任子”、“门荫”、“荫补”、“恩荫”等词关系密切,意义相类,都是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但它们出现的迟早、含义的宽狭是有区别的。其中“任子”一词汉代已经出现,并延续使用于后世。汉代凡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者,得任其兄弟(“同产”)或儿子一人为郎。“门荫”一词偶见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意指凭借门第循例入官的制度。“荫补”的广泛使用是在唐代及其以后。但唐代的“荫补”一般指“门荫”,宋代及以后的“荫补”则既包括“门荫”,也包括其他形式。“恩荫”一词,宋以前罕见,在宋代文献中才稍为多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恩荫”在宋代取得了它的特定含义。



    《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对“恩荫”下了定义:“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如《文献通考·选举考七》以“任子”为题回顾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形式的发展演变,称:“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禋奏荐自此为例。”这是荫补制中的新品种——“推恩荫补”,时人或径称为“恩荫”。如仁宗嘉祐元年四月诏:“悉罢乾元节恩荫”,并对郊礼的恩荫做了具体规定(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恩荫”一词延续至后代。如清代,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称“恩荫”。这显然与宋代的“恩荫”一脉相承,而此制未见于宋代以前。



    后来,也有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恩荫”一词的。例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宋恩荫之滥”,“恩荫”就不但包含这种推恩荫补,而且包含当时的各色荫补。在这种场合,“恩荫”的含义确实与“荫补”很接近。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全面地进行考察,不难看出:第一,“荫补”含义比较广泛,而“恩荫”则有广狭二义;第二,“荫补”一词既广泛使用于宋以后,亦广泛使用于宋以前,“恩荫”一词则在宋以后才逐渐多起来,宋以前鲜见,偶有称“恩荫”的,其意义也与宋以后的“恩荫”有别[1]。因此,我们不应把“荫补”和“恩荫”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



    在上述诸词中,“荫补”词义较宽、应用较广,所以人们一般用“荫补制”作表示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的概念。作为官僚世袭制变种的类名,“荫补制”可以把“任子”、“门荫”、“恩荫”涵括在内,而“任子”、“门荫”、“恩荫”则不妨作为汉、唐、宋(及宋以后)“荫补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称。这样看来,不但比较严格的意义上的“恩荫制”的确始于宋初,而且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恩荫制”从宋代开始,也是可以的。



    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说宋代“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固无不可,但把“恩荫制”追溯到宋以前(如唐或汉)就不妥当了。批评者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这在辩论中属于偷换概念,是诡辨术的一种。



    《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者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也算是一时之选。合订本是在以前各分册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我想,编者不会随便取消原来《宋史卷》的“荫补”条,代之以“恩荫”条,并对“恩荫”作上述解释的,他们这种安排和解释必有其理由。在我看来,合订本对“恩荫”的解释是有根据、站得住脚的。当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解释和我的理解都不应绝对化,它们正确与否,或正确的程度如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尤其是本人,并非习宋史的,宋史知识很贫乏,难免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即使上述观点有不完善以至错误之处,即使有的学者不接受这种观点,而提出另外的解释,恩荫制的起源也只是一个在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学术问题。既然如此,就是可以讨论的,应该通过开展正常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来解决分歧,逐步求取更加接近实际的共识,任何人都不应以绝对真理自居,而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贬斥为“垃圾”。



    但批评者自视为宋史领域的无上权威,一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当被他抡棍子的人辩解说:“我的观点其实是与你参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提法一致,当心棍子打到自己的屁股上哟!”这时,批评者仍然不肯把棍子收起来,稍为虚心一点考虑别人的意见是否也有道理,而是一面护着屁股,一面忙不迭地不作任何论证就宣称《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错了,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与合订本的关系,反正我对你错是没商量的!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而当他继续抡起棍子,蛮横地训斥试图申辩的人“懵无所知”,把合理的反问说成是“反咬一口,霸气十足”,摆出一副“揍你没商量”的架势时,我们简直就不敢相信面前是一位长期以批“专制主义”相标榜的道貌岸然的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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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电子版)中,“恩荫”一词仅两见: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 致王曾瑜先生的道歉公开信



    王曾瑜先生台鉴:



    余近日在“国学网”上发表题为“王曾瑜先生的”双重标准”一文。经反思核稽,此文有许多错误,举例如下,为此谨向先生表达歉意。

    一, 前时读吴大兵先生“我看王曾瑜先生的”学术批评“一文。深感说理平和,论证有力,顿生敬佩。由此对先生及[新京报]的文章产生不满。余亦出于对“学术腐败,”“学风不正”的愤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先生那篇说宋史研究的文章。“于是就费力地寻找,”终于发现了几段资料,大喜过望,以为找到了攻击先生的借口。拙文本来就不是什么“学术批评”和“学术批判,”而是企图以学术名义,乃至以学术为由诋毁先生的人身攻击而已。余与先生“素不相识,”却不惜笔墨,着意攻奸,想来深感惭愧。此错一也。

    二, 余生愚钝,不懂宋史,遑论通史。议论几大硬伤又插不上嘴,[况且那已属无聊之无聊。]在先生文中看到:“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余欣喜之际,断章取义,拿来批评先生说话夸张随意。拙文企图给读者造成先生有“两个标准”的错觉。所以还特意删掉了先生文中“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先生为人坦荡执白,行为端正,说几分话都在掌握之中,此处并无“两个标准,”应当纠正,此错二也。



    三,拙文引用先生谈论学者一段时,急于找到先生的错漏之处。用了一条材料,称当代学者“完全有条件对中华古史作深入的贯通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史学巨匠。”

    余好揣测,对“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史学巨匠”一句,遍查宋史及通史。“不知从何而来。”本想就此事做个“连续跟踪报导”但事后看了全文,才发现先生前面有“将来的学者”几字。虽没有带黄框标明,却也一目了然。拙文草就于寻章摘句到处找错,心有不满,故而未及细读先生全文。结果把“学术”当成了“垃圾。” 错责先生,深感歉疚。此错三也。



    四,拙文还说到先生关于读书的论点:“二十四史倒不一定通读,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必须通读。”[余以为此说对历史学者而言,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拙文就此讥讽先生对待不同学者要求宽严不一。其实冤枉了先生。上述说法您已在文中注明是“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拙文把前辈的“传说”当成了“史料。”且批评先生不该在“学术文章”里引用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余罗织附会,刻鹄不成反类鹜者,此错四也。

    五,余生近视,识见短浅。前时曾断言六七十岁上下年纪的学者断无“贯通”历史学,文学之手笔。然未曾拜读先生大作,亦未见先生“无虚构”小说为何物,拙文便草率讥弹先生【靖康奇耻】等著作。至于文中“采用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写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社会,告诉人民。”及至“破体之作,”“创新之举,”均为他人追捧之先生誉美之词,先生何罪,实朋辈谄媚之过也,先生学无所遗,兼通文史。昔孔璋啸傲司马长卿,班固轻慢郎中武仲,为时人嗤垢。余讥嘲毁谤,误导读者,却贻笑后人,此错五也。

    六,余生驽钝,吴大兵先生一文既出, [新京报]追踪报道便没了下文。追随先生的几位史家缄默无语,网上帖子且不值一文。窃以为学界已无公义,可以乘机起哄拍砖头。于是冒充吴大兵先生胞弟,编造拙文,企图置先生于绝地。文中原有诬言恶语之词,被编辑视为不雅不敬,已悉数删剔。所幸未刊布于网上,被先生贻笑。至今思悔,不觉幸甚矣!此错六也。

    古之君子,重周轻约。今之文人,其责人也详,其待已也廉。余非君子,安能效法圣贤,远离朋奸。如上忝列,拙文一错再错,实属典型“学术垃圾。”先生一向量大宽容,敬贤携后,人望厚重。想必不会与之铢镏毕较。惶恐之余,略陈固陋,谨托此函,深致歉意。



    顺致

    夏安



    吴小兵
  • 王曾瑜先生的“双重标准”转贴国学网



    王曾瑜先生的“双重标准”







    吴小兵















    最近,网上和媒体上刊登了王曾瑜先生的所谓“学术骂街。”王曾瑜先生的点击率和知名度直线上升。在网上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文章。联想起[中国通史彩图版]一书的是是非非,发现王曾瑜先生的所谓“学术”原来有个“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是中美国际政治关系,如人权问题、反恐问题、核武器问题、国际法问题和经济合作等方面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指一国政府在判断和取舍各项政策时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标准。说白了,就是我说你对就是对,我说你错你就是错。























    王曾瑜先生在最近的“辽宋金史研究与史学发展现状”。一文中说到治学心得:“无非是其实证性,只有实证,才能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公正。。。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















    可是王曾瑜先生在批评别人的文章里却没有按照上述标准,他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引用了部分传说为“以讹传讹”。把蕴涵着丰富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价值的“刮骨疗毒”,“杨家将,”“岳母刺字,”“还我河山”等典故传说当作“学术垃圾”。轻易否定别人的说法,自己“把一分话说成了十分话。”







    王曾瑜先生甚至断言“儒将曹彬”,是“闻所未闻的新发明,查遍《宋史》”“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这个说法最近被人用确凿的宋代史料说破,反让信任宋史专家的[新京报]“以讹传讹,”闹出个笑话。王曾瑜先生自己也让“飞去来器”砸了一下。















    王曾瑜先生不久前言之凿凿地说新一代学者:“完全有条件对中华古史作深入的贯通式的研究,甚至会出现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史学巨匠。一个人终生写数十部、上百部质量颇高的史学著作,以千万字计,是完全可能的。。。史学研究一代胜于一代,这决不是空想”。







    可他在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时却断言:““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







    王曾瑜先生前后两个说法,截然不同。







    王曾瑜先生在讲到治学时说:“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必须继承或借鉴。特别强调治史有个打基础的问题,二十四史倒不一定通读,但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必须通读,这是最重要的基本训练。进而言之,他认为用高标准衡量,学者“就应当通读先秦的典籍。”







    可王曾瑜先生在批评另外一位学者时用的却是不同的标准。他认为如果没读完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学者就没资格指导学生研究[四库全书]。







    同样是谈治学读书,因人有异,标准完全相反。







    王曾瑜先生用轻蔑的口吻议论古代小说中诸如“岳母刺字”,“刮骨疗毒”“还我河山”等著名的典故传说【何况还不是传说】,在王曾瑜先生看来,小说中那些在历史上尚有根据的传说和中国通史无关,都是一些“学术垃圾”。







    可是王曾瑜先生自己却在写所谓的新“历史纪实小说,”他声称自己的小说“是严谨的,完全依据历史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虚构。”【小说不能虚构?不知道写出来的是什么样子?】而且是“采用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写历史研究学术成果”,“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把真实的历史告诉社会,告诉人民。” 据说这是王曾瑜先生的创新之举。”







     以上引文,无需诠释,读后惊诧莫名。







    做学术的采用“双重标准,”做得究竟是哪门子学问?“学术批评”采用“双重标准,”那里还会有“公允”二字?如此“学术”和“批评”,“飞去来器”,恐其无多乎?
  • 从《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看媒体的社会责任



       陆豫



      今年6月 ,《 历史学家茶座》发表王曾瑜先生批评《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学术批评网》转载了此文。七月 ,《新京报》记者张弘采写了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追踪报道一文。此后国内各家媒体和著名网站相继刊登转载了数十篇批评和反批评文章。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中国通史彩图版》风波,成为历史学界和文化出版界共同关心的话题。



      王曾瑜先生著文以学术为由,指责《通史彩图版》为“学术腐败”和“学术垃圾”的典型。文章引起被批评者和读者著文反驳。根据争论文章粗略统计,王曾瑜先生等人批评该书的十几个问题,包括所谓明显的“硬伤”。到目前为止连一个都不能明确定论为错误。批评者所列的“错误”,有的明显是批评者疏于考证自己出错【如儒将等】,有的为批评者强指编者标记引用的历史传说为“以讹传讹”【如杨家将,岳飞等】,有的是批评者指责编者没有采用批评者的研究结论,而采用史学界传统的某种定论【如恩荫制,宦官,明代服饰等。】所列证据都不能算作编者的错误。



      发起这场争论的《新京报》是京城一家面对大众的晚报类媒体。该报用三个彩印版面刊登王曾瑜先生的“学术批评”及记者调查。并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新京报》不惜版面,引用王曾瑜先生带有过激语言的批评文章,其特殊的处理方式很不寻常。可以看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批评,而是一次所谓对“学术腐败”的“打假”。



      但是,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以及报刊,网络媒体发表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意见。在有关《中国通史彩图版》的讨论中,《新京报》没有发表一篇反批评者的文章,反而骤然停止采访和“跟踪报道”。由于王曾瑜先生等人的“学术批评”指责失实处太多,以致引发如此巨大的反批评意见。这在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学术批评领域前所未有,十分罕见。



      其实,《新京报》的记者和编辑在播发批评报导之前,至少应该浏览一遍《中国通史彩图版》。和原书对比一下批评者的意见是否确凿有据。如果《新京报》记者多一点社会责任感,或请教一下读过全书的历史学家,或和编者做个核实调查,或许不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面对大众的新闻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担当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责任。新闻媒体作为舆论自由,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学术批评的言论载体。虽然不能充当裁判者,但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功能,却掌握着制约批评和反批评双方的话语分配权。因此,新闻媒体需要在公正,透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的社会责任就是进一步加强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公平意识。否则,以“学术批评”为名的“打假”就难免变成庸俗的“制假”。



      如果说一家京城小报对宋史专家王曾瑜举证的“批评”严肃性过于信任还可以理解的话。严肃的学术刊物《历史学家茶座》就完全不同。这家刊物以反对“学术腐败”为己任。但是,象王曾瑜先生指证的那些学术“错误”以及那种漫骂的文字,任何一个严肃的媒体都不可能全文照登。该杂志的主办者和编辑都是治史专家,这使人很难相信他们此时的职业水准和社会责任感。



      被称为 “学术界一面旗帜”的《学术批评网》是网络平台上最著名的学术批评网站。据称是学术批评领域“维护学术尊严、重建学术规范、推进学术繁荣”的一面旗帜。学术批评网的地位,在目前的中国学界是无可取代的”。但是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严肃的《学术批评网》可以照登王曾瑜先生不够严肃的文章。而且连续刊登五篇批评文章。却不能给被批评者和持不同学术意见的人发表那怕是一篇文章的机会。甚至连作者投稿都不予理会。



      一份严肃历史刊物,一个著名学术批评网站,一份小报,一个“枪手”【也许是出于巧合,】偶然碰在了一起。《史学家茶座》的创办人是肖黎,据说《学术批评网》的负责人也是他,帮王曾瑜联系投稿的还是他。不约而同地发起“学术批评”,不约而同地拒绝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巧合仅仅是王曾瑜先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通史彩图版》。巧合也仅仅在于他们对那位主编的著述插不上嘴。于是在他主编的一本通俗读物里找所谓的“错误”。当发现一无所获之后,又都不约而同地不擦屁股就扬长而去。正如罗厚文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所说:“有些人并未揭露弊端,而是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吹毛求疵,尤其对较有成绩的学者狠下杀手,所"杀"者又往往不是什么弊端,甚至也不是学术"观点"的争鸣,根本不涉具体内容,刀下专斩有名之将。这类评论者悬空定一标准,然后说某书某文并未达到这一标准,因而属于粗制滥造、问题严重云云,则这样的"学术打假",正不啻"制假"。笔者遗憾地看到,如果没有足够的自律,即使是以反“学术腐败”著称的学者和媒体工作者,他们的个人尊严和社会责任感也会一时严重缺失,化为灰烟。由此,我们自然会对当前一些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产生忧虑和担心。



      相反,在这场讨论中,也有立场鲜明,主持公道的媒体和网络平台。博客论坛就在首页刊载了吴大兵先生的学术反批评文章。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刊登了不同意见的文章。《新闻晚报》记者采写了相关报道。特别是《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为此开辟讨论专栏。集中刊载转载了数十篇讨论文章。编者按语称:“本坛的方针是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给不同意见同等的机会,让大家通过讨论自己教育自己,自己判别是非,本坛不充当裁判员。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推动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