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8月01日

    林扶叠:到做减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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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都市报

    以身饲虎的简体中文版

      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也是一件并不怎么美好的事情。可喜的是,这部著作自1961年英文版初版,口耳相传地流布于民间和海外,四十年家国,一鼻子辛酸,如今终于一苇渡江,也算是叶落归根。并不怎么美好的是,这部“简体中文版”,顾名思义,不同于英文版,也不同于繁体中文版。司马迁曾经说过,好的著作,如果不能得到时人的赏识,不如藏之名山,以免受辱;孔夫子曾经说过,道不同不说话,不如乘桴浮于海。由是观之,在当下的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大染缸里,作为著者的夏志清教授,愿意出版自己的心血之作,不亚于以身饲虎,以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使他们发现现代文学的另一种样貌。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的文学史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始,经他的弟子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钱理群诸人的弟子们合编的人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十年来不绝于缕,像千层饼,后者压在前者身上,共同营造出一个盛大的模样,其肌理,换汤不换药,其味道,则是新旧兼具百味杂陈。

      和国内学术界的这一主流文学史研究脉络相对应的,则是独树一帜、岿然独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教授与王教授大致同时开始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都算是改行——王瑶初期以中古文学研究惊艳于世,夏志清所学专业则是英美文学,转行做现代文学研究,都有迫不得已的机缘;都师出名门——王瑶师出清华学派朱自清门下,夏志清则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二人均具备卓越的史识和恣肆的才华;两部著作都有着“开风气”的雄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部著作却在明暗两面“诡异地对峙”。明面,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只能在图书馆里看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则引起诸多媒体和学人的关注,成为市场的热点。暗面,由《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准则,通过他的弟子们代代相传,依旧是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撼山易撼王瑶难;而《中国现代小说史》提倡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则是大山旁边一枝梅,只可为山补景添妩媚之姿,不可阻碍山的雄浑。
        
      对夏志清的故意“误读”

      但是,一统山河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终于回避不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然而,谈论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文章的主题,都是大致相同的两方面内容:一、《中国现代小说史》肯定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二、《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甚至有论者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称之为“改写文学史”。

      “改写”、“重写”现代文学史,是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髦话语。一句话绕来绕去能够说20年,要么是结巴,要么是孱头。所谓“改写”,要有母本,就是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确立于社会思潮与今迥异的上世纪50年代,经过历代弟子的传递以迄于今,虽然不是百代不易的真理,却不能轻易否定,只能以其为本,东一榔头西一棒,穷人家的衣裳传三代,缝缝补补又一年。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繁体版,受其启发,于是有了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出版了“增补本”,将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写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黄河浩浩汤汤,下游引入清流,使河水不那么黄,并不意味着那股清流愿意同流合污,也不意味着那股清流就是黄河的附庸。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史稿》尚未出版,远在异国的夏志清也不会知道以中古文学研究声名鹊起的王瑶已经改行,连借鉴都谈不上,哪里来的对王瑶确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写”?夏、王两部著作,以及各自的学术传承,虽然研究的主题是同一,理念、方法与结果却是两股道上的车。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既要保证主流范式的权威独尊,又要与时俱进,不得不从夏著借水,对主流范式进行增补,然后倒打一耙,不说自己受到夏著的影响,却把夏著置于主流范式之下,称之为“改写”,何其荒谬。相对于当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是“改写”,也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

      由于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谈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陷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必须坚持“主流范式”的理念和方法,守住自己的地盘,只能够王顾左右,舍弃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谈论一下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这是一个保险的策略。时至今日,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也得到了主流文学研究的承认,谈论他们并不意味着否定自己。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只是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皮。而他的理念(“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和方法论(来源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学派),是骨;他对文学的“道德”(“道德”这个词极其危险,也许换一种表述方式更好,比如“普世的价值”)的强调,是精血。以上种种,则被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故意地疏忽了。

      在另一方面,一些文章则陷入一个怪圈:不断强调夏志清的偏见,同时又说这种偏见并没有影响到夏志清对文学的判断——也就是上面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似乎鲁迅、茅盾是门神,只有对他们作揖烧香下跪磕头,才能够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庙堂;似乎夏志清本来应该否定鲁迅、茅盾,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只能够咂摸咂摸嘴,签字盖章认可放行。这种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丑妇也有顺眼的地方,比如眉毛,看到美女,赶忙说“她的眉毛和我的一样,也很好看”,以示自己的不丑和正确,在彰扬自己的审美标准的同时,降低了他人的审美标准。
        
      文学史的加法与减法

      主流现代文学研究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写入,是文学史写作的加法模式——在写作理念和方法不变的情况下,不时地顺应时势,增添内容,作出修正。而这后来的增补和修正,以不损害“底本”为原则。在这一模式之下,文学史的成果越来越庞大,文学史写作提供的饭碗越来越多,作家们被不停地挖掘出来,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和表扬。几乎每一个在20世纪上半期写过字发表过文章的人,都成了作家,都有了价值,都坐上了神龛。

      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个怪异的现象,就是文学研究者成为被研究者的孝子贤孙。文学研究者没有平视或者俯视地拿着显微镜看待被研究者,而是仰视,或者匍匐在地,捧臭脚。一个人研究鲁迅,鲁迅就变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容不得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个人研究胡风,胡风就怎么都是对的,而他的对手则怎么都是错的。这种研究以及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灵魂,把被研究对象当成饭碗,然后膜拜自己的饭碗以使自己获得存在的意义。

      由于有着这类没有灵魂的文学研究者的存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减法难上加难。所谓文学史的减法,意指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沉淀,对文学史上的作者进行淘汰。当时甚嚣尘上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大部分将沉积下去,从而为经典文学的确立让出地方。全唐诗的作者浩浩荡荡近万人,而能够被写进唐代诗歌史的不过百余人,能够被确定为经典的屈指可数。至于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现代小说史,人数更加寥寥。以这种标准来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有点庞杂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指责。《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于1961年,距离现代文学的发生年代甚近。夏志清依赖着其自身的恣肆才华和卓越的赏鉴能力,确立了小说史写作的规范,历50年而不易,足以说明其价值之大。这部著作如今在国内的出版,是一种波纹的“延迟效应”,而在投下石子的河塘的中心,则已经到了投下另一个石子的时候了。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得益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国内译作《伟大的传统》)甚多。该书第一章,利维斯在批评了文学史的加法写作(“那个时代的次等小说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给我们,被人撰文颂扬,被无线电传播,而且透出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说这些作家不仅兴趣广泛五彩缤纷,而且他们就是当世的经典文豪。”)之后,阐释了经典作家的定义:“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定义大致可以简单地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概念来阐释,就是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重估一切价值”和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简单粗暴地理解一下,则是,“文学革命”改变了文学的潜能;“重估一切价值”、“人的文学”促发了人性意识。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基础,也是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这三个概念,均隐含着一个有待阐释与引申的文学理念——审美的标准,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美学尊严”,“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哈罗德·布鲁姆语)。

      以此标准来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史上的诸多作家和作品,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寥寥无几,大体上,鲁迅的《彷徨》和《故事新编》、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部分小说以及萧红的《呼兰河传》,大致可以跻身,但这几位作家,除了沈从文外,作品的数量和深度、广度明显薄弱,作品可称经典,作家自身距离大师的位置还有三米。而茅盾、老舍、巴金等赫赫有名的作家,则更需退避三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减法写作难以实现的原因。毕竟,鲁郭茅巴老曹,是主流范式下的现代文学的旗帜,靠他们吃饭的人漫山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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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书序一篇 2005年08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