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20日

    王曾瑜:答《文汇读书周报》许嘉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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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政烺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他说戴逸先生“没有学问”,就是很重的批评。我过去说戴逸先生治清史,不能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的主编。从戴先生的答辩看来,我过去对他的学问估计还是偏高了。应当感佩张先生的见识,自愧弗如。张先生和我的师生关系是亲密的,但应当申明,我决不是很争气的学生,我治辽宋金史,张先生的绝活我一项都不行。

    如果戴先生能虚怀若谷,事前找一位宋史专业博士生,为他搜集相关史料,并作讲解,他的答辩水平肯定会高一些。可惜言之已晚。

    不久前,北京大学为美籍华人学者张春树先生举行宴会,我有幸参加。我对众人说。看来《中国通史》彩图版肯定会写在当代史学史上,成为可耻的一页。如今既有戴先生的答辩,益信此言不谬。不论有多少文字为之叫好称绝,有多少文字对我围攻,也是枉然。如谓不然,可视今后一个较长时间的事态。

    一个学者,应当努力学问,不需要,也不应当成为新闻人物。前一阵,我谬充新闻人物,深感不安。我工作很忙,包括还有张先生重托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今后将谢绝媒体的相关采访。至于对戴先生的具体答覆,将在数月半载之后,视情况而定,或许也不需要另写文字了。

    王曾瑜

    2005年7月11日

    后记:

    《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7月8日,以头版头条的醒目标题,刊载戴逸先生对我的反批评。以上文字系许嘉俊先生来电话,主动要求我答覆而写。他向我保证如实照登,一字不改。为郑重起见,我特别用手写后传真到报社。人无信不立,何况报社,何以出尔反尔,不予刊登,这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闻道德,影响新闻的公平、公正性,自当由天下公论评判。当然,该报刊登了不少好文章,也曾对某些学术腐败进行过批判,主持了公道。

    我通过肖黎先生向对方查询,许嘉俊先生于7月18日来电话,向我解释说,他早就在电话中说过:“要么不发,要么一字不改。”我回答“毫无印象”。我清楚记得,“一字不动”是我提出的,得到对方同意。两人之间的通话,自然无以质证。但是,如果对方真是早已发话,不刊登就是他们的权力,我又何须麻烦肖黎先生去查询对方为何失信,为此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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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 若都是光明正大的为道德,为学术,那又何必如此呢?放下私人恩怨,对事不对人就这么难?
  • 恩荫制“始于宋初”说错了吗?







    无端











    在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中,“恩荫制”是否开始于宋代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批评者把 “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作为《通史》“最荒唐可笑”的“硬伤”之一,作为论证《通史》是“学术垃圾”的重要根据。批评者自以为这一击非常漂亮,于是用老师训导学生的口吻“考问”“两位主编”:“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意得志满之情溢于言表。不料,《通史》主编反将一军:《中国历史大辞典》不也说恩荫制“始于宋初”吗?而你恰恰是该辞典宋代部分的编委;你这样批《通史》,“是否意识到也给自己扣上‘学术垃圾’的帽子?”



    面对这令人尴尬的反问,批评者一时为之语塞。沉默了二十多天,终于作出回应,但问题已经由“恩荫制”改换成“荫补制”。批评者称:“宋代荫补,即恩荫之滥,是普通常识”;“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他承认确实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部分审稿工作,但在他参加工作的时候,1984年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荫补”条,说“(荫补)亦称‘任子’,‘世赏’。宋承旧制”,没有写错。后来《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增设“恩荫”条,才出现称(恩荫制)“始于宋初”的错误。而他并没有参加合订本的工作,因而与此毫无瓜葛。据说一位“了解情况的学者”已经给他作证:“合订本恩荫条的错误,与王先生全然无关。”你“《中国通史》(彩图版)不取正确之说(按即批评者之说),反而取错误之说(按指《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之说),本已无可巧辩。”竟然还要反批评,我岂能容你!于是,批评者再次以审判官的架势对《通史》主编作出“再审判决”:“第一,他确是对宋史一些普通的常识懵无所知,第二,反映了他的学术道德,别人点出了其错误,却要断然拒绝正确的批评,反咬一口,霸气十足。”



    虽然网上关于《通史》的争论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我至今没有看过《通史》,不知道《通史》在这个问题上具体是怎么讲的,因而不好作判断。但批评者再次抡起大棒,是以否定《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表述为其前提的,姑不论批评者的一句话是否就能撇清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关系,与“人家”的“错误”划清界限,在这里我们要问:《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表述真的错了吗?



    在古代文献中,“任子”、“门荫”、“荫补”、“恩荫”等词关系密切,意义相类,都是反映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但它们出现的迟早、含义的宽狭是有区别的。其中“任子”一词汉代已经出现,并延续使用于后世。汉代凡吏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者,得任其兄弟(“同产”)或儿子一人为郎。“门荫”一词偶见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意指凭借门第循例入官。“荫补”的广泛使用是在唐代及其以后。但唐代的“荫补”一般指“门荫”,宋代及以后的“荫补”则既包括“门荫”,也包括其他形式。“恩荫”一词,宋以前罕见,在宋代文献中才稍为多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恩荫”在宋代取得了它的特定含义。



    《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对“恩荫”下了定义:“谓遇朝廷庆典,官员子孙承恩入国学读书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门荫制的扩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如《文献通考·选举考七》以“任子”为题回顾了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形式的发展演变,称:“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禋奏荐自此为例。”这是荫补制中的新品种——“推恩荫补”,时人或径称为“恩荫”。如仁宗嘉祐元年四月诏:“悉罢乾元节恩荫”,并对郊礼的恩荫做了具体规定(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恩荫”一词延续至后代。如清代,凡官员遇庆典,文职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送一子进国子监读书三年,期满录用,称“恩荫”。这显然与宋代的“恩荫”一脉相承,而此制未见于宋代以前。



    后来,也有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恩荫”一词的。例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5“宋恩荫之滥”,“恩荫”就不但包含这种推恩荫补,而且包含当时的各色荫补。在这种场合,“恩荫”的含义确实与“荫补”很接近。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而是全面地进行考察,不难看出:第一,“荫补”含义比较广泛,而“恩荫”则有广狭二义;第二,“荫补”一词既广泛使用于宋以后,亦广泛使用于宋以前,“恩荫”一词则在宋以后才逐渐多起来,宋以前鲜见,偶有称“恩荫”的,其意义也与宋以后的“恩荫”有别[1]。因此,我们不应把“荫补”和“恩荫”不加区别地等同起来。



    在上述诸词中,“荫补”词义较宽、应用较广,所以人们一般用“荫补制”作表示封建地主制社会中官僚世袭制的残余或变种的概念。作为官僚世袭制变种的类名,“荫补制”可以把“任子”、“门荫”、“恩荫”涵括在内,而“任子”、“门荫”、“恩荫”则不妨作为汉、唐、宋(及宋以后)“荫补制”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代称。这样看来,不但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恩荫制”始于宋初没有错,而且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恩荫制”从宋代开始,也是可以的。



    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说宋代“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固无不可,但把“恩荫制”追溯到宋以前(如唐或汉)就不妥当了。批评者大概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原来讨论的“恩荫制”何时开始的问题,转换成“荫补制”何时开始的问题,并且不作论证就把“荫补制”和“恩荫制”完全等同起来。这在辩论中属于偷换概念,是诡辨术的一种。



    《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者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也算是一时之选。合订本是在以前各分册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我想,编者不会随便取消原来《宋史卷》的“荫补”条,代之以“恩荫”条,并对“恩荫”作上述解释的,他们这种安排和解释必有其理由。在我看来,合订本对“恩荫”的解释是有根据、站得住脚的。当然,《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恩荫”制的解释和我的理解都不应绝对化,它们正确与否,或正确的程度如何,需要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尤其是本人,并非习宋史的,宋史知识很贫乏,难免有差错,欢迎批评指正。但无论如何,恩荫制的起源起码是一个在学界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学术问题。既然如此,就是可以讨论的,就应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批评和反批评,任何人都不应以绝对真理自居,而把不同的认识和观点贬斥为“垃圾”。



    但批评者自视为宋史领域的无上权威,一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当被他抡棍子的人辩解说:“我的观点其实是与你参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提法一致,当心棍子打到自己的屁股上”时,批评者仍然不肯把棍子收起来,稍为虚心一点考虑别人的意见是否也有道理,而是一面护着屁股,一面忙不迭地不作任何论证就宣称《中国历史大辞典》合订本错了,忙不迭地撇清自己与合订本的关系,反正我对你错是没商量的!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而当他继续抡起棍子,蛮横地申斥试图申辩的人“懵无所知”,把合理的反问说成是“反咬一口,霸气十足”,摆出一副“揍你没商量”的架势时,我们简直就不敢相信面前是一位长期以批“专制主义”相标榜的道貌岸然的学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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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中国国学基本典籍库·隋唐五代卷》(电子版)中,“恩荫”一词仅两见:后唐明宗《施行恩荫敕》(《全唐文》卷111)和裴夷直《张克勤恩荫请回与外甥判》(《全唐文》卷759)。这里的“恩荫”基本上与当时流行的“门荫”同义,不同于宋代以后获得特定含义的“恩荫”和包含特定“恩荫”含义在内的广义的“恩荫”。至于《全陈文》卷8徐陵《为梁贞阳侯与王太尉僧辨书》:“如云如雨,天下蒙其恩荫。”则是泛指,不包含制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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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丑剧可以休已——兼答王曾瑜先生荫补制之辩析

    2005-08-03 上善若水 作者投稿 点击: 69



    丑剧可以休已——兼答王曾瑜先生荫补制之辩析

    丑剧可以休已——兼答王曾瑜先生荫补制之辩析







    赵正刚











    王曾瑜先生在网上和[新京报]发布题为“盛世修史修出了什么文化垃圾?-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面对王曾瑜的这篇文章,观其项背,察其行状,夜深读之,如见鬼魅,毛骨悚然。







    王曾瑜的文章据说是为了“良知”,以正义的面目扫清学界的“腐败”,但一读就会明白。







    第一,王曾瑜的目的是要打击一个正在进行的,成果尚未出现的社会科学项目《大型清史》。王曾瑜先生力求指定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一定丑陋,其出发点十分怪异。他急欲给尚未完成的项目定性,好像与这项工程有什么宿仇恩怨。







    第二,王曾瑜绕的弯子太大,要打击的对象太多,它所针对的实际目标是《大型清史》, 而《通史彩图版》则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文化垃圾”),主编们和编委们是第二张(“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史学会是第三张(主编开的店铺),历史学界和广大学者是第四张(犬儒和乡愿)。最终要否定的是由一千余名历史学者正在共同编撰的国家大型项目。王曾瑜要否定《大型清史》, 先要用棍子把这个项目的学术带头人打成“学术腐败”的典型,从而“证明”他现在无法用实例证明的推断。







    王曾瑜在五年之前没有兴趣注意《通史彩图版》中的错误。现在想起给《通史彩图版》挑错,绝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错误”。说白了,这是因为清史工程的首席专家正是《通史》主编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两位主编, 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虽无一面之交,只是听说别人没有学问,就开始费力地寻找别人的毛病,写文章攻击。一个学者不好好读自己的书,闻它人之不足而窃喜,兴奋如此,以至于忘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为人?这种丑陋的心理以及自我暴露让人觉得面目可憎。人们会不禁发问,究竟是谁需要“良知”或“清扫”?







    第三, 王曾瑜对《通史彩图版》提出的批评没有一个有切实的依据和说服力。列举的所谓“几大错误”算不上是该书的错误。这样的“学者”有没有资格在严肃的场合和学者们对话,令人生疑。







    第四,王曾瑜和新京报记者从来就没有说过他们是在进行“学术批评”。他们甚至没有通览《通史彩图版》,就断言该书错误连连,是“学术垃圾”。便以打假的名义,扬言将继续追踪报道。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相关人员一概骂进去,甚至直接对其他学者进行人身攻击,凶狠之态毕露,文风极为恶劣。历史学界自文革以来,以学术批评为由扣帽子,进行人身攻击,肆意漫骂者,王曾瑜此文堪称登峰造极。 这令人不由自主地担心,学术的腐败和学术的垃圾恐怕主要来自这种学界的败类。







    此外,王曾瑜可以对自己不知道的人和事,凭自己的耳闻和想象去品头论足,甚至公诸报端。他可以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做出预言。他甚至还公开发布,这个学者对那个学者在背后说另一个学者什么,这个学者怎样评价那个学者的学问,谁是怎样骂另一个人的,谁是怎样看不起别人的著作云云。王曾瑜除了缺少做学者的严谨和规矩之外,他是否还缺少一点做人的基本道德?







    批评有正常的学术批评,也有在一定背景之下带有隐蔽斗争目的的所谓“批评”。正常的批评可以促进学术民主,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净化学术环境。非正常的所谓“批评”往往潜藏着阴谋和丑陋,具有一定的破坏性。对此很多人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个人攻伐。所以我们已经学会了在看一篇“批评”文章的同时,看出文章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攻击。







    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一个事实。假如《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主编无所知名,相信王曾瑜先生决不会关注此书。正是因为名望太大的戴逸先生主编此书。而且从逻辑上具备可能是“空头主编”的可能。于是,《中国通史彩图版》成了靶子。对戴逸先生的所有不满,以及不信任的情绪和观点都可以从此找到发泄的出口,希望否定戴逸先生学术地位的议论也可由此发端。







    王曾瑜怀着一种阴暗的心态讥讽戴逸先生提出的“盛世修史”概念。他不会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几次官修史书的过程,不会不知道唐宋明清鼎盛时期刊行了多少史书典籍。他不会不知道历史上大规模官修“正史”的过程和原因。他也不是不知道历史学家可以有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王曾瑜先生套用那个“遍查宋史”逻辑,蛮横认定古人没说,今人不能言。何其武断霸道。







    王曾瑜的文章是一种阴暗心态发作的泄愤,他的所谓批评是人身攻击和恶意诋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文化事业和学术不去爱护,而是切齿,攻奸,是不会赢得读者的尊重的。文革已远,余风尚在。一些人没有深刻体验过劳而获的过程,因此不知道尊重别人的名望和荣誉,不知道尊重别人劳动积累的成果,不懂得尊重别人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而以为名人都是虚有其表的幸运者,是高高在上的压制者,不反对就是名人的奴才。他们怀才不遇,以为世人无珠。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心怀激愤,举止狂傲,言行愤世,作目空一切状,可以愤怒莫名,随意发作。他们对“大人物”的愤恨和嫉妒形之于色,可以毫无掩饰。以“学术”的名义进行破坏,是他们的所愿,也是他们的所长。王曾瑜的文章行止归于此类,可有分毫之差?







    舆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是构建社会公平和稳定的重要基础。任何人都有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和批判。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环境不断净化。健康的舆论批评和学术批评正在不断促进着学术界的繁荣。但是,舆论自由和学术批评也要严格遵守批评以及批判的规范和原则。在学术领域,舆论自由和学术批评更加需要十分的慎重。这里所指的慎重就是“实事求是”。







    至于涉及到“学术腐败”,“谋私利”之类非学术的概念。已经不是“学术批评”所能涵盖的了。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同样具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掌握了某人“谋私利”的确凿证据。王曾瑜先生应该到纪检委等有关部门投诉立案,而不应该仅仅在网上及媒体指名道姓不负责任地发表议论。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公民义务。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对被批评者最公平的一个待遇。因为大部分被批评者往往不具备法律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社会知名人士,他们一般不愿意通过诉讼扩大事态,给批评者和媒体炒作的机会。现实社会的这种特殊环境,被那些不负责任的批评者和攻奸者所利用,他们不负责任地随意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说完可以扬长而去,而不受法律的制约。







    但是,是非自有公道,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恶劣行径一定会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











    补记:







    笔者此文写于读新京报当晚(大概是七月几号),因不想把话说重说过,更不想参与论争,一直没有投稿外发。读到今天王曾瑜先生的所谓答辩文章,决定发出此文,顺便对王曾瑜的“荫补制”答辩再说几句。







    【通史彩图版】说“宋代开始恩荫制度,”是指其作为一种成法渐成定制,是“北宋一代官员冗杂泛滥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前有很多历史著述也都是沿用了荫补始于宋代的说法。这个说法和结论并无不当。







    至于王曾瑜先生提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以及任子制等荫补特权,或可散见于汉代前后的典籍,或古已有之,或可判为荫补演变之前身,都可能是事实。王曾瑜先生说“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作为学术研究深入其里,阐发新论,亦无不可。但我们不能据此推定“宋代形成恩荫制度”的习惯说法为错误。王曾瑜的新作新论目前还无法否定恩荫作为一种制度始于宋代。其论证目前还没被史学界普遍接受,就很难强加别人采纳。如果按照王曾瑜先生的逻辑,【通史彩图版】所述恩荫制度不但应该注明源于汉代任子制,还可上溯到先秦分封制。如此推论,如此著述,岂有穷乎?一个历史概念,对于起始时间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诠释,本来是正常的事情,关于恩荫制度的起始还未见于不同学者的讨论,怎么别人的就成了错误呢?《中国通史彩图版》基本上采用了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前辈通史著作的说法,史出有据,这有什么错误呢?







    王曾瑜可以对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部分说句“没参加”一推了之。作为主要的编委成员,“没参加”审稿又署什么名呢?此事如果属实,说王曾瑜先生是“空头编委”,当不算冤枉。







    古来学者,孰无错失。退一步说,即使是戴逸先生未能读到王曾瑜先生新作而矫正【通史彩图版】旧说。也不至于就是“信口乱说”。王曾瑜先生打着“批评”的“旗号”,在媒体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版。却为被批评者的一句“反批评”大为恼火。学者风度,夫复何言?







    此外,王曾瑜先生动辄要引述某某说某某怎么不好,说某某说自己怎么正确,此类文风,无严谨慎重可言,当为学者戒之。







    笔者认为:此前有关【通史彩图版】的所谓学术讨论,除了爆出历史学界一桩所谓“学术批评”的丑闻之外,已经没什么意义。讨论什么“硬伤,”什么批评方式,都无必要。既然不是学术批评,就应该在非学术的场合和地点解决问题。







    我还注意到曾经打着“反腐败”并连续发文章报道的《新京报》最近噤若寒蝉,收声了?







    王曾瑜先生的所谓反驳文章现在居然落到连媒体都不敢刊登。这说明了什么?







    丑剧可以休已。







  • 版主:这里如何投稿?

    谢谢
  • 枯树先生好,此地非论坛,顶不上去的。:)



    谢谢您的转贴。
  • 对王曾瑜先生“学术批评”的批评

    吴大兵

    讨论文章见: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66







    一个宋史专家,写文章斥责两个“未曾谋面”的清史,近

    代史专家为“空头主编”“南郭先生”。说他们修出了“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王曾瑜先生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发表文章批评 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经『新京报』报道,并加上““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成了史学界的一道新闻。

    惊诧之余,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并参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错误逐条阅读查对。觉得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批评”有失偏颇,现列举如下:

    1,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对恩荫制度的叙述有错误。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通史】按照编年叙述历史。以“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为标题。把词条放在北宋初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目称:“此制始于北宋初”。这和【通史】的叙述是一致的。而【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错了?王曾瑜曾审订过的【辞典】条目也错了?还是二者根本都没错?【通史】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荫之滥始于此”。文字虽可能会引起歧意。却算不上错误。

    2, 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查《宋史.岳飞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

    关于研究“岳母刺字”来历的讨论也早已有之。有人说宋代实行募兵制,为了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为兵” ,岳飞背上的刺字来源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通过对北宋兵制,以及刺字内容和部位的分析,断定不是岳飞的刺字不是源于兵制的规定:“极有可能 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游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结合了民间广为接受的说法,此处无可厚非。

    3, 王曾瑜指责【通史】同时采用了两幅岳飞画像有错。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岳飞画像和民间普遍接受的岳飞彩绘像放在同一页。读者可以此参照对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4,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

    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5,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可【通史】中已经注明了这是“梁红玉的传说”。而【宋史】也有关于“梁式”的记载。

    6,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杨家将不符合史实。【通史】中已经注明那是“杨家将的故事”。

    7,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采用伪托的“出师表”,还我河山”。姑且不论伪托说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满江红”在内岳飞的诗词遗墨,数百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在在学术界有一定争议。【通史】沿用习惯说法,当不至于就是“制造垃圾。”

    8, 王曾瑜先生认为“最为荒唐可笑”的是《通史》“信口雌黄”,把北宋名将曹彬称为“儒将”。他说:【宋史。曹彬传】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宋史.曹彬传》中确实没有曹彬读儒经的记录。但【宋史】记载曹彬攻南唐时,“诸将欲屠城”,曹彬突然称疾,部下问疾,他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 “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征战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 彬橐中唯有图画衣裘而已”。时人称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俸入尽以给宗族。” 【通史】说他是个儒将,并不为过。

    此外,据宋人李心传所编『建隆遗事』所载,宋太祖赵匡胤就曾褒奖曹彬“汝实儒将”。王曾瑜对此一无所知并不为过,但据此粗暴地指责别人“信口雌黄,”很难让人原谅。

    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没有在【通史】中挑出一个硬伤。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谓“学术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传说。

    那么,到底是不是【通史】编撰者把传说当作了历史,在以讹传讹呢?

    【中国通史】彩图本是一部“旨在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历史通俗读物。【通史】在书中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话,传说等资料。如女娲造人,伏羲的传说,燧人氏,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诸如“杨家将的故事”,焦赞脸谱图,门神秦琼,尉迟恭,狄青招亲木版图,京剧里包公图片,苏小妹故事,宋江招安图,汴河客船,梁红玉的传说,李清照画像,中秋风俗的玉兔捣药,岳母刺字,辛弃疾挑灯看剑,陆游的沈园情深等等。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这些图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录载入的。通史采用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追求全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并在叙述历史时引用部分神话,传说为补充。编撰者在体例,风格,选材角度上试图有所创新,其用意十分明显。

    这里姑且不说【通史】究竟是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读物【该书由一家儿童出版社出版】。历史编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话和传说,古已有之。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历史典籍和资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正史”采用口碑传说历来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说。二十四史的各类志,传大量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传闻。其中包含着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史记】里的【五帝本记】记载的都是耳闻传说,后来就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正史”。司马迁笔下的“鸿门宴”,人物绘声绘色,呼之欲出,被誉为史家妙笔。其来源也是口碑传说。

    中国通史应该怎么写?用什么体例?用那些史料?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写出不同风格的版本。遗憾的是建国以来中国通史的各种版本大部分艰涩枯燥,千人一面,令人不忍卒读。【通史】用简洁的文字结合大量图画叙述历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话和传说,打破传统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于普及性读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关神话和传说,也还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至少曾仔细读过【通史】宋史部分。他应该不会对【通史】在对传说上的特殊处理方式视而不见。【书中已经注明的“传说”,“故事”,“据说”等字样。】王曾瑜先生没有对【通史】的体例取材做任何批评。却从中选取了几个例子,批评【通史】“把传说误作历史,”并斥之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如果读者没有对照【通史】原书的话,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评,一定会以为【通史】编者由于无知或疏忽把传说写成了历史。

    “严谨”是一个历史学者最基本的治学操守。王曾瑜先生割裂【通史】全书体例与选材上的有机联系,草率认定,危言耸听。并武断指责为“学术垃圾”。这对【通史】的编撰者显然很不公平。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否认这是一部历史通俗读物。王曾瑜先生以学术批判的姿态,甚至用并无说服力的论据去全面否定一部历史通俗读物。说轻了是有些迂腐,说重了就是不够厚道。

    让我感到疑惑的还有:

    王曾瑜先生用点名道姓的方式,以“想当然”指责另外两个历史学家为“空头主编”,这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说说也就罢了。但当【新京报】面对大众报道的时候,竟然按照王曾瑜的说法,把一本书轻率指责为“学术垃圾。”他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掌握着什么实在的证据?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学者和一家媒体,说话做事需要十分的慎重,以及那怕是一点点的待人宽容?

    王曾瑜先生说到张政烺先生私下批评【通史】某主编的一段话:“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四库全书】包括三千余种书目,共79039卷,浩如烟海,总字数将近10亿。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没必要也不可能读完全书。退一步说,即使某学者没读完全书,难道他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这个课题,超越他的老师吗?说这段话出自张政烺先生,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是过世的张政烺老先生真的说过,作为学者私人之间随意谈话,王曾瑜先生也不该拿出来贻笑世人。

    王曾瑜先生称:“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王曾瑜先生的这段话,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谓“目中无人”了。

    历史学从来不是玄学,治史也没有那么神秘。司马迁,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历史学家。可是他们编写了【史记】,【汉书】,【中国史稿】,又是这些著作使他们成为历史学大家。我国史学界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老,中,青学者。他们勤于治学,著述丰厚。具备了驾驭和统筹编著中国历史,专门史的能力。在学术面前,没有权威,没有尊卑,永远没有至高无上的境界。很多学者都有资格和能力不断攀登学术的高峰。最后的结果永远是大著述成就大学者。

    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说法,两位年近八旬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不但没资格当一部通俗读物的主编。而且连当清史,近代史专史主编的能力都不具备。读上述文字,不禁愕然。突然想起王曾瑜先生回忆文章里有他的老师陈庆华当年说的一段话:“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

    需要提出的还有,学者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学术批评”了。他的通篇文字出语刻薄,无所顾忌,甚至用了很多漫骂之词。两位与王曾瑜先生“未曾谋面”的学者也算是学术界的大专家了。王曾瑜缘何如此出语伤人?

    书及于此,深为史学界学风恶劣之现状感到遗憾。【新京报】媒体记者和编辑竟然未能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便推波助澜,蓄意炒作。甚至未经调查,便指责当时根本不是历史学会长的戴逸先生利用职权搞“学术腐败”。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误”了。历史学界应该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环境?新闻媒体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科学,严谨的进行学术批评和报道?感慨系之,作此文说几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