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20日

    李锡厚:解析《中国通史》获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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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奖一事,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文汇读书周报》7月8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通史》主编戴逸教授的独家专访,说“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凭这区区“七处硬伤”,就下结论说这部洋洋洒洒的巨著是“学术垃圾”,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一算“细帐”,则发现“七处”云云,有点不大对劲。《北京科技报》7月6日第2版中间以《王曾瑜为中国通史“挑错”》为题,摘登了他的意见,关于岳飞,他是这样说的:“第94至97页岳飞事迹多半是传说,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于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戏中的生,自相矛盾。”如果我的计算无误,仅这四页当中关于岳飞者,王曾瑜即认定有“硬伤”八处(至于是不是“硬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硬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或许他真的数学不灵,说了八处之后,回头一看,又将“岳母刺字”后面的顿号误看成小数点了,而且以为“风波亭”之类无甚要紧,于是“四舍五入”,一舍了之。然后再对其他“硬伤”进行“化简”,这样,大约一算,就是“至少七处”。然而,这样的误算,误导一般人还可以,却绝对误导不了戴逸教授。须知当年戴逸教授曾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工科大学,他的数学水平,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竟然也被误导。


      经过一番运算,“硬伤”总和只剩区区七处,而且还有两处被告知再看《宋史》。王曾瑜看没看,我不知道。出于好奇和对自己记忆力的不自信,我果真查找一通。《宋史》卷三八○《何铸传》确实记载岳飞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但是“这四个大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背上的,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史无明文可考。”(邓广铭《岳飞传》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韩世忠夫人梁氏名“红玉”,如果真的见于《宋史》,当年戴逸教授何不告诉邓先生,也免得他老人家在作《韩世忠年谱》时煞费周折地进行考证了。反复琢磨,我终于明白了,或许戴逸教授指示要看的并不是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元朝末年风雨飘摇的乱世期间修成的《宋史》,岂能作为根据。那么,除此之外,又应当在哪一部《宋史》或《通史》中寻得答案呢?


      戴逸教授认为,七处硬伤不仅不是什么硬伤,而且其中还有一条始作俑者正是王曾瑜本人:“至于恩荫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荫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辞典有错,编委自然难辞其咎。不过,说别人有错在先,我就错得有理,这不等于说“你制造垃圾在先,我就有权随地抛撒在后”吗?这也未免太缺乏环保意识了!


      这部《通史》获图书奖,实在是小事一桩。该书副主编龚书铎教授说得好:“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而且获奖之后,人家又有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务期“精益求精”而后已。不过在下读报至此,感佩之余还是不禁要为这部好书扼腕痛惜者再三:“精益求精的好书还有人反对评奖,天理何在?”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底气不足。为什么?原来是程序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程序,本应“精益求精”在先,然后水到渠成,捧回大奖。不料忘了“游戏规则”,抢先一步拿大奖,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想起要“精益求精”,这不全乱套了吗!“不要着急,慢慢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多么好!操之过急,程序错位,今后读者就会面对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版本,而且同样具有权威性:一个获奖版,一个“精益版”,岂不是让读者无所适从。


      至于戴逸教授说有人要“封杀”此书,确实是言重了。其实,不论是关心这场争论的广大读者,还是“挑错”的王先生,对二十多位专家参与修订的“精益版”都必然是翘首以盼。新版出来之后,两相对照,一切都会清楚明白。而且经过这场争论,本书知名度大增,任何人也休想封杀。可以预测,新版发行,再印上15万册也不够卖。谓予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到时候,“海燕”财源滚滚,“干饭”(见7月6日《北京科技报》)会大大的有。只是不要忘了王先生“挑错”引发争论也是功不可没。当学生时,听向觉明先生在“史料目录学”课堂上讲过,当年“中华”编印《四部备要》曾公开征求“挑错”,发现一个错字,重奖大洋一块。“海燕”如也能学习这种高风亮节,王先生的“至少七处”哪怕能落实半条,也足够他在珠市口“丰泽园”摆上一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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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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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王曾瑜先生“学术批评”的批评

    吴大兵

    讨论文章见:http://economy.guoxue.com/sort.php/66







    一个宋史专家,写文章斥责两个“未曾谋面”的清史,近

    代史专家为“空头主编”“南郭先生”。说他们修出了“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王曾瑜先生在《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发表文章批评 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一文经『新京报』报道,并加上““中国图书奖”获奖书被指为学术垃圾。”成了史学界的一道新闻。

    惊诧之余,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并参照王曾瑜先生指出的错误逐条阅读查对。觉得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这种“批评”有失偏颇,现列举如下:

    1,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对恩荫制度的叙述有错误。认为“恩荫开始于汉代.”【通史】按照编年叙述历史。以“宋代开始恩荫制度’为标题。把词条放在北宋初年。《中国历史大辞典》【恩荫】条目称:“此制始于北宋初”。这和【通史】的叙述是一致的。而【中国历史大词典】宋史编委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王曾瑜先生。到底是【通史】错了?王曾瑜曾审订过的【辞典】条目也错了?还是二者根本都没错?【通史】说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恩荫之滥始于此”。文字虽可能会引起歧意。却算不上错误。

    2, 王曾瑜指责【通史】关于“岳母刺字”的叙述“全不见于宋代史籍”。

    查《宋史.岳飞传》记有岳飞被诬受审,“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

    关于研究“岳母刺字”来历的讨论也早已有之。有人说宋代实行募兵制,为了加强对士兵的管理和控制,要求“刺字为兵” ,岳飞背上的刺字来源于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彪通过对北宋兵制,以及刺字内容和部位的分析,断定不是岳飞的刺字不是源于兵制的规定:“极有可能 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通史】采用游彪先生一家之言,又结合了民间广为接受的说法,此处无可厚非。

    3, 王曾瑜指责【通史】同时采用了两幅岳飞画像有错。

    【通史】把南宋最早的岳飞画像和民间普遍接受的岳飞彩绘像放在同一页。读者可以此参照对比,算不上“自相矛盾”。

    4,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张飞画像上的矛错了。

    不要说至今无人考证出张飞究竟用的是什么矛。指责此矛非彼矛,这个批评本身就琐碎无聊。

    5,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中的梁红玉“史无其人”。可【通史】中已经注明了这是“梁红玉的传说”。而【宋史】也有关于“梁式”的记载。

    6,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杨家将不符合史实。【通史】中已经注明那是“杨家将的故事”。

    7, 王曾瑜先生指责【通史】采用伪托的“出师表”,还我河山”。姑且不论伪托说是否一定可靠。包括“满江红”在内岳飞的诗词遗墨,数百年以来一直被人们普遍接受。也在在学术界有一定争议。【通史】沿用习惯说法,当不至于就是“制造垃圾。”

    8, 王曾瑜先生认为“最为荒唐可笑”的是《通史》“信口雌黄”,把北宋名将曹彬称为“儒将”。他说:【宋史。曹彬传】中“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宋史.曹彬传》中确实没有曹彬读儒经的记录。但【宋史】记载曹彬攻南唐时,“诸将欲屠城”,曹彬突然称疾,部下问疾,他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唯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 “彬独申令戢下,所至悦服。”征战时“诸将多取子女玉帛, 彬橐中唯有图画衣裘而已”。时人称其“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尝言人过失,伐二国秋毫无所取,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居官俸入尽以给宗族。” 【通史】说他是个儒将,并不为过。

    此外,据宋人李心传所编『建隆遗事』所载,宋太祖赵匡胤就曾褒奖曹彬“汝实儒将”。王曾瑜对此一无所知并不为过,但据此粗暴地指责别人“信口雌黄,”很难让人原谅。

    综上所述:王曾瑜先生没有在【通史】中挑出一个硬伤。令王曾瑜先生不能容忍的所谓“学术垃圾”,都是【通史】中旁引的那些传说。

    那么,到底是不是【通史】编撰者把传说当作了历史,在以讹传讹呢?

    【中国通史】彩图本是一部“旨在普及中国历史知识”的历史通俗读物。【通史】在书中采用了一些“正史”以外的神话,传说等资料。如女娲造人,伏羲的传说,燧人氏,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就是在宋史部分,也有诸如“杨家将的故事”,焦赞脸谱图,门神秦琼,尉迟恭,狄青招亲木版图,京剧里包公图片,苏小妹故事,宋江招安图,汴河客船,梁红玉的传说,李清照画像,中秋风俗的玉兔捣药,岳母刺字,辛弃疾挑灯看剑,陆游的沈园情深等等。按照传统的治史方法,这些图片和文字是不大可能收录载入的。通史采用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追求全书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并在叙述历史时引用部分神话,传说为补充。编撰者在体例,风格,选材角度上试图有所创新,其用意十分明显。

    这里姑且不说【通史】究竟是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读物【该书由一家儿童出版社出版】。历史编撰利用和引用部分神话和传说,古已有之。民间故事和传说是历史典籍和资料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的“正史”采用口碑传说历来不乏其例。古有“三代以上,述而不作”之说。二十四史的各类志,传大量记载了那个时代的传闻。其中包含着很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史记】里的【五帝本记】记载的都是耳闻传说,后来就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正史”。司马迁笔下的“鸿门宴”,人物绘声绘色,呼之欲出,被誉为史家妙笔。其来源也是口碑传说。

    中国通史应该怎么写?用什么体例?用那些史料?史学家们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主张,写出不同风格的版本。遗憾的是建国以来中国通史的各种版本大部分艰涩枯燥,千人一面,令人不忍卒读。【通史】用简洁的文字结合大量图画叙述历史,且引用了很多神话和传说,打破传统修史的模式,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肯定。至于普及性读物能不能,以及如何引用相关神话和传说,也还是个可以商榷的问题。

    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至少曾仔细读过【通史】宋史部分。他应该不会对【通史】在对传说上的特殊处理方式视而不见。【书中已经注明的“传说”,“故事”,“据说”等字样。】王曾瑜先生没有对【通史】的体例取材做任何批评。却从中选取了几个例子,批评【通史】“把传说误作历史,”并斥之为“错误百出的学术垃圾。”如果读者没有对照【通史】原书的话,读到王曾瑜先生的批评,一定会以为【通史】编者由于无知或疏忽把传说写成了历史。

    “严谨”是一个历史学者最基本的治学操守。王曾瑜先生割裂【通史】全书体例与选材上的有机联系,草率认定,危言耸听。并武断指责为“学术垃圾”。这对【通史】的编撰者显然很不公平。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任何一位读者都不会否认这是一部历史通俗读物。王曾瑜先生以学术批判的姿态,甚至用并无说服力的论据去全面否定一部历史通俗读物。说轻了是有些迂腐,说重了就是不够厚道。

    让我感到疑惑的还有:

    王曾瑜先生用点名道姓的方式,以“想当然”指责另外两个历史学家为“空头主编”,这在网上不负责任的说说也就罢了。但当【新京报】面对大众报道的时候,竟然按照王曾瑜的说法,把一本书轻率指责为“学术垃圾。”他们有没有想过究竟掌握着什么实在的证据?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学者和一家媒体,说话做事需要十分的慎重,以及那怕是一点点的待人宽容?

    王曾瑜先生说到张政烺先生私下批评【通史】某主编的一段话:“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

    【四库全书】包括三千余种书目,共79039卷,浩如烟海,总字数将近10亿。是【二十四史】的二十五倍。任何人都没必要也不可能读完全书。退一步说,即使某学者没读完全书,难道他就不能指导学生研究这个课题,超越他的老师吗?说这段话出自张政烺先生,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是过世的张政烺老先生真的说过,作为学者私人之间随意谈话,王曾瑜先生也不该拿出来贻笑世人。

    王曾瑜先生称:“凭我对学界的了解,六七十岁上下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人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戴逸、龚书铎是做清史、近现代史的,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

    王曾瑜先生的这段话,大概就是典型的所谓“目中无人”了。

    历史学从来不是玄学,治史也没有那么神秘。司马迁,班固,郭沫若在修史以前都不能算是历史学家。可是他们编写了【史记】,【汉书】,【中国史稿】,又是这些著作使他们成为历史学大家。我国史学界有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老,中,青学者。他们勤于治学,著述丰厚。具备了驾驭和统筹编著中国历史,专门史的能力。在学术面前,没有权威,没有尊卑,永远没有至高无上的境界。很多学者都有资格和能力不断攀登学术的高峰。最后的结果永远是大著述成就大学者。

    按照王曾瑜先生的说法,两位年近八旬的清史,近代史专家不但没资格当一部通俗读物的主编。而且连当清史,近代史专史主编的能力都不具备。读上述文字,不禁愕然。突然想起王曾瑜先生回忆文章里有他的老师陈庆华当年说的一段话:“王曾瑜同学看来骄傲,其实不值得骄傲。且不说你现在还没有学问,就是将来有学问,也不值得骄傲。”

    需要提出的还有,学者王曾瑜先生的这篇文章其实已经不是什么“学术批评”了。他的通篇文字出语刻薄,无所顾忌,甚至用了很多漫骂之词。两位与王曾瑜先生“未曾谋面”的学者也算是学术界的大专家了。王曾瑜缘何如此出语伤人?

    书及于此,深为史学界学风恶劣之现状感到遗憾。【新京报】媒体记者和编辑竟然未能稍稍浏览一下此书,便推波助澜,蓄意炒作。甚至未经调查,便指责当时根本不是历史学会长的戴逸先生利用职权搞“学术腐败”。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误”了。历史学界应该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环境?新闻媒体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科学,严谨的进行学术批评和报道?感慨系之,作此文说几句公道话。

  • 读钱大昕与观《通史》风波有感-转自国学网

    正确开展学术批评



    ——读钱大昕与观《通史》风波有感



    陈新





    在学术批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不良的倾向:一种是不积极开展学术批评,不同学术观点不交锋、不切磋,各说各话,各行各路;对错误的观点、不良的风气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或者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另一种是不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批评者对不同的观点和批评对象采取轻蔑挖苦的态度,或者棍棒交加,穷追不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被批评者则老虎屁股摸不得,对批评意见动辄反唇相讥,恶语相向;学术批评成了相互攻击,观点之争成了意气之争。健康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本来是推动学术发展的有力杠杆,但如果不能正确地开展,反而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队伍造成伤害。



    近日重读钱大昕的一些论说,感触良多。在清代学者中,钱氏的学问和人品都是一流的。他既勇于对古人和同时代学者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相互切磋,展开争辩,又谨慎谦和,给对方以充分的尊重,这种对待学术争辩的态度,堪称楷模。钱大昕的姻兄王鸣盛恃才傲物,指责别人往往言词偏激,钱氏在《答王西庄(鸣盛)书》中予以规劝,其文曰:



    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需平允,词气需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无足辩。即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也,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所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



    钱氏又有《弈喻》一文,一并抄录于下: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弈之优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

    这些话说得很好,可以为我们今天开展学术批评提供有益的参考。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我看起码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与人为善,心存厚道。学术批评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不是为了整人,不应“别有所图”。即使你认为你要批评的人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你的同行、同志,前辈或后辈,而不是敌人。如果是敌人,就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了。而学术批评是不能用揭露、打击、搞臭、置人于死地这些对待敌人的办法的。

    二是平等讨论,尊重对方。不要把自己放在裁判员的地位,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平等讨论就应该采取谦和而不是轻蔑的态度,随时准备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谦和不等于模棱两可,为了解决问题,批评不但应该观点明确,有时也需要尖锐泼辣,但不应高居临下、咄咄逼人、恶语相向。

    三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批评是要负责任的,不能不注意影响。说话要凭证据,证据要核实,不能凭臆想。有证据也要讲分寸,不能说过头话。下结论尤应谨慎、留有余地——不但避免对别人的伤害,自己也有以转圜。因而,绝对需要的是冷静,而不是情绪化。如果基本事实还没有搞清楚,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就胡乱指责一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轻易地给人戴上吓人的大帽子——痛快是痛快了,但终究站不住,结果只能把事情搞砸。



    当前的学术批评和反批评,有些是健康的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例如最近关于《中国通史(彩图版)》的争论,我认为,批评者在以上几个方面是有欠缺的,甚至是出格的。《通史》存在缺点错误,当然可以批评;《通史》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否得当,对《通史》应该如何评价,也完全可以讨论。但批评者摆出审判官的架势,高居临下地以咄咄逼人、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判该书为“学术垃圾”,宣判编写人员为“南郭先生”,宣判主编是“窃取史学会名义”“招摇撞骗”的“骗子”。这显然超出了正常学术批评的范围,不能认为是慎重的。批评者有的意见可能是对的,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是存在的,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批评者其实对该书的性质、编写体例、策划组织过程以及中国图书奖的性质等并不那么了解,批评因而出现错位,况且,批评虽然调门很高,似乎是铁板钉钉,提出的证据却不那么充分和可靠(起码部分如此),不那么绝对正确,这就难免引起反弹,给人抓住把柄,使自己陷于被动。我们不能要求批评者把所有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才发表意见,但起码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那么损,给别人、也给自己留点伸缩的余地。

    批评者的眼睛盯着书,也盯着人,而且主要是人——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来全盘否定主编其人。学术批评一般应“对事不对人”;涉及到人的时候应该加倍慎重。批评者反其道而行之,这就难免流于人身攻击了。

    “窃取史学会名义”——这不但是学术的宣判,而且是道德的宣判;批评者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批评者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某人当该书主编和将该书挂上史学会的名义,都是他利用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身份谋取私利、非法运作的结果。证据呢?难道只是因为某主编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会长吗?我们知道,某主编的确当过中国史学会的两任会长,但任期到1998年秋为止;而《中国通史(彩图版)》的出版是在2000年1月,也就是说,《通史》编写出版时,某主编已不是中国史学会会长了。他怎么能够“窃取史学会名义”?除非你能证明该书的策划和编写是在1998年秋天以前,没有经过史学会常务机构的商议,是某主编为了个人私利自行决定的,而且该主编把他的非法决定强加于他的后任,或者与他的后任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否则,“窃取”云云反有诬陷之嫌了。这些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应该容易搞清楚,起码不会比考证谁在岳飞背上刺字更困难些。批评者主张学术研究要严谨,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当然是很好的。令人纳闷的是,批评者对别人的论著要求很苛刻,一有差失就说成是垃圾;自己批评别人的时候却不提供最基本的事实,不作最起码的论证,怎么刻薄怎么说,怎么痛快怎么说,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要求扔到爪洼国去了,这不是“双重标准”又是什么呢?

    批评者是研究宋史的,而他要否定的这位主编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并非批评者熟悉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批评者究竟读过他的多少论著,但从批评文章看,对某主编的学问,批评者所了解的充其量只是“耳闻”和“据说”而已。根据批评者自己定下的规矩,是不容他置喙的。但批评者巧妙地搬出已故的张政烺先生来。据说,张政烺先生对这位主编的评价是:“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张先生也是某主编的老师,老师都对你下这样的结论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而且有了张先生这话,什么该主编的讲演“谬误接连不断”、“不懂装懂”,都可以不用举证,也不用负责了,因为一切责任都是张先生的了。正如讨论中不少先生指出的,《四库全书》份量那么大,任何人穷毕生的精力都读不完,难道这部著作就不能进行研究,谁要研究就是“没有学问”?这岂非笑话!张先生的话究竟是怎么说的,已经死无对证。所谓某主编“叫人家做《四库全书》”,应指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黄爱平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告诉我,答辩委员会对黄的论文给予高度的评价,该论文出版后,获得多项奖励,成为黄爱平先生的成名作。张政烺先生当时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并没有对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提出不同意见。张先生怎么会说出批评者告诉我们的那样的话呢?退一步讲,即使张先生真的讲了这话,这话也不能成立,黄爱平论文的成功已证明了这一点。这只能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情况下的私下交谈,并没有打算公开发表,也绝不能以此为臧否人物的标准。张先生什么时候授权批评者公开发表这个讲话?什么时候请批评者作为他的代言人?批评者不但私自公开这一讲话(如果不是编造的话),而且进一步引申出某主编是“骗子”的骇人结论。这样做,不但是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但对被批评者是不道德的,而且对张政烺先生也是不道德的。而此风断不可长。如果谁都可以随便引用某人无法对证的话去诋毁别人,学术界就非乱套不可。

    批评者的眼睛不但盯着书,盯着人,而且也盯着事——通过全盘否定《通史》其书、主编其人,进而全盘否定正在进行的大型清史编纂工程。批评者告诉我们:大型清史的编纂是《通史》某主编提出“盛世修史”口号讨好上方而获得的丰厚回报。对于大型清史是否修,如何修,一开始就有争议,现在还有争议,这并不奇怪。如果是正常的提意见,完全用不着“借题发挥”。但批评者自以为掌握了一件致人死地的最新的武器——他已经通过全盘否定《通史》“论证”了该《通史》的主编是一位“骗子”,循此继进,就可以把该主编“攫取”编纂清史的权利定性为“骗子”行径的延伸。经过长期酝酿和多年论证才上马的这一大型文化工程,竟被说成是个人行为,竟被说成是一种骗局,套用批评者的一句话:真乃“惊世骇俗”之论也。事体兹大,尤须谨慎。这位主编是如何“上交”行骗的,而上面又是如何因为爱好奉氶而上当受骗的,批评者是否给我们作些起码的论证呢?没有!除了帽子和棍子以外,什么也没有!这能算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吗!



    要正确开展学术批评,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独特的修养,关键是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学问如大海,个人终其一生顶多只能舀取其一瓢饮而已。人的认识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会形成自以为正确的一些观点、看法,并以此观察别人、观察世界。但如果把自己的认识绝对化,难免要出岔子。不要以为真理都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别人的口袋里只有谬误。不要让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遮挡自己的视野。应该像钱大昕那样经常问问自己:“吾果无一失乎?”批评者曾以高分贝的调门一口咬定《通史》称曹彬为儒将是“最荒唐可笑”的“闻所未闻”的“信口雌黄”,但讨论中人们已经用明白无误的史料证明,不但曹彬的言行堪称“儒将”,而且事实上也被宋人称为“儒将”了。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荒唐可笑”不是别人,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其实,这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和专门的研究就能搞清楚。一位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很笃实、很有造诣的学者,就在自己研究领域的范围内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不应该,也令人难以置信。但细细想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除了批评者过于自负外,还由于他早已心存成见,认定《通史》主编是不学无术的骗子,而被一种偏激的情绪所支配。正是自负、成见和情绪化压缩了他的聪明,使他不能冷静地正常思考,逮着一条“证据”急不及待地无限发挥,而不愿去再想想,不愿去查核一下最基本的事实。戴震有句名言:“不以人蔽已,不以已自蔽。”这大概就是“已自蔽”的典型例子吧!



    我不赞成批评者张狂轻率的态度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我认为某些批评没有搞清基本事实、缺乏充足的根据,是站不住脚的。但我并不全盘否定他的批评,批评中有些意见值得考虑,批评中提出的某些问题值得重视。我并不怀疑批评者对学术界腐败风气深恶痛绝出自真诚,就像我不怀疑他是一位笃实而有造诣的学者一样。钱大昕说:“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尔。”不但适用于对待被批评者,也适用于对待批评者。

    我没有研读过《通史》,不可能对它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从讨论中所披露的情况看,它是有缺点错误的。这一点,主编也没有否定。该书初版不久,编者即广泛征求意见,着手全面的修订。这固然说明编者发现问题以后,采取了负责任的态度,批评者把这说成掩盖错误,并不公允。但同时也说明了初版存在问题不少。由于这本书是以史学会的名义编的,又获得了大奖,人们对它抱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这些问题理所当然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通史》初版在组织编纂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