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19日

    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的删节部分及我对周作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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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中国

    《周作人的最后22年》在出版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被删除了大约有5万字,其中包括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于深入的理解周作人其人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把一些被删节的内容再发表出来,以就正于读者。文中引用的材料都是在国家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周作人出任伪督办,还有另一些长久以来不为世人所知的隐情。当时“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成员许宝骙,曾在北平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他于1986年就周作人作出任伪督办一事,做过这样一个声明。此处为了保证准确无误,故完全照引原文:

      ……我们要抵制缪斌(担任伪督办),很自然地就想到同时也有所酝酿的周作人。但我们又考虑到,以周作人的清望而出任伪教育督办,竟是为日伪捧场,这又是不好的一面。我们继而又转念想到,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他一条腿已经下了水(至于他之出任伪文学院长一举又是与蒋梦麟的托付有关,那是另一码事,我当时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应当做的。这就是我们三人主要是我个人分析考虑这事的经过。我于解放之初在北京大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而遭围攻时,曾交代过这个问题,并就此给自己扣上一顶“曲线救国论”的帽子,所以我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明确。

      “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当然是由我去找周作人进行游说。我设身处地为周作人着想,在打谈话腹稿中想出了两句话。我对周作人说:尔臾(指汤尔和)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周听至此,插话问了一两句,我便告诉他,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现为新民会会匪),若任其得逞,则毒化教育,奴化青年,为害不堪设想(周听至此,似乎动容)。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周听至此,表情倾注,似乎微微颇首)。我更接着说:如果出仕,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我方对此可以尽可能保持消极——这是积极中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用——这又是消极中积极(周听至此,又频频领首,似乎有所理会)。以上所述就是我游说周作人的大意和谈话的情景。我现在完全回忆不起周作人当时对我说过些什么话,此时自然一句也不敢以己意作想当然的编写。我却记得一点:周作人当时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都不熟识,也恐落落难合(这也只是大意)。我便对他说,在这方面,我当居间给他介绍几个朋友,如殷桐声(名同,当时任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翔唐(名时嫌,当时任伪财务总署督办,是殷同的妹夫),都还算爽朗通达之流,可以相结纳,通声气。过了几天,我便邀殷汪二人和周作人、钱稻孙来我家见面会谈,这一节就算交代过了。

      周作人方面这样“心照不宣”地谈妥之后,我随即去看王克敏,向他介绍周作人其人,建议让周出任教育督办。不难理解,伪教育督办出了缺,王克敏作为首脑要找一名新的部属和同事,当然愿意舍桀骜难驭的缪斌而取温文尔雅的周作人。果然一说便成。而最后关键当然在日本方面,也不难理解,支周派的力量远远胜过支缪派的力量。“水到渠成”,周作人就这样出任伪教育督办之职了。至于南京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正式任命,那不过是例行公事,补个手续而已。

      ……周作人在任伪官期间做过哪些坏事或好事?若要我具体地一一列举,那我不清楚,也说不出。总的来看,我想可说他尚无背于我方要借他来抵制缪斌的本意,尚无背于我所说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那两句话。在他出任伪官一段时间以后,有一次我去找他闲聊,他仍以那一贯幽默语调说出一句话“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这句简单、深刻而形象化的话一语道出了他那时的处境、心情、态度和作风,是关心他研究他的人们大可加以玩味的。1

      不过,针对许宝骙的说法,共产党方面当时的负责人王定南,则发表过另外一种严正声明,表示共产党方面从未派人做过这种游说。言下之意是,许宝骙的说法有给周作人辩诬的嫌疑。王定南的申明此处也照引:

      关于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我回忆有一次我在何其巩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我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伪北京大学校长或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缪斌(伪新民会会长)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念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我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我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

      我党抗日政策是反对任何人去任伪职。就周作人来说,他是已经任伪职的人,再活动当教育督办是从已任的伪职再向上爬,而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任伪职。即以何其巩、张东荪二人向我谈出任伪教育督办的话,周作人、缪斌二人,无论谁出任伪教育督办,都对中华民族有危害。

      我既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教育督办,更不可能交待给委托人任伪职的两句话:“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如果说我说过两句话,就是我写给华北伪政权头子的两句话:“依附敌人既为当代人所不齿,也贻后代子孙羞。”

      有些报刊、文摘刊登周作人任伪职文稿中提到我最近写文章说我委托某某去游说周作人出任伪职,我郑重声明:我除了于1986年11月13日给党中央总书记写信谈明当时我对何其巩、张东荪说的那一句话的情况外,从没有写过关于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文章。2

      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了轩然大波的公案,显然现在来看并不值得如此轰动。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看待历史还是过于简单化了。不论谁曾去游说,周作人作伪督办的事,最终还是需要他自己做出诀择,并且需要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周作人自己也的确未曾在此事上推卸过责任。他在任伪职期间可能做过的有益于民族国家的事,按照“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当然也应该考虑在内;不过,这并不足以将他的“汉奸罪”一笔勾销。

      即便在任伪职期间,周作人也还是有机会弃暗投明,救出自己的。可惜的是,他还是抛不开家庭和安逸生活,一次次错失良机。当时和周作人接触较多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高炎,对此有过上好的回忆。此文情节细致,任何转述都达不到它的效果:

      抗战初期,党组织通过有关同志的关系,派我去《庸报》社北平支社采访部任新闻记者,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在1939年至1942年间,党要我主动去看周作人,做周作人的工作,了解他的思想和表现。因此,当时我和周作人经常来往,建立了较好的友谊。

      为了使党能及时掌握周作人的思想情况,我经常到八道湾十一号,与周作人聊天,通过聊天,我对他更加熟悉,他对我也比较信任。当时他并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只知我是一名以《庸报》为掩护的进步记者。

      他和我很谈得来。在敌伪统治下,不但物价飞涨,连口粮都没有保证。周作人很关心我的生活。他当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后,就对我说:“你到教育总署来挂个名,当个挂名秘书,不要上班,怎么样?”

      我说:“考虑考虑再说。”

      周作人表示,在教育总署挂名,对工作对生活都方便。我为了要请示组织,就说过几天再决定。组织上同意我在教育总署兼个挂名秘书。

      我当时用郭健夫本名。周作人用毛笔写了我的名字“郭健夫”。这三个字我制成锌板。保存至今。

      后我考虑到在两个单位用同一名字不好,在教育总署便改名为“郭行健”。周作人同意了。于是,我每月由教署发工资六十余元及面粉两袋。按组织决定,部份交了党费。

      《庸报》要周作人写些文章。他便写了不少《药堂语录》,用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方法,隐晦曲折的来上一两句。后来以《庸报》的名义,为《药堂语录》出了单行本。用磁青纸作封面,上面贴上周作人自己写的书名题签。这本书销路很好,一下就卖光了。

      有一次,周作人与我聊天时,提到他与河北伪教育厅长孙今善比较熟悉。我向党组织汇报了此情况。组织上表示,我们可以介绍一人到保定二师去任教,并可设一联络点。我便向周谈,请他给孙今善厅长写封信,介绍师大毕业的许述尧(进步青年)去二师任教。许到保定二师后,任该校教务主任。他在该校对学生宣传进步思想,也建成了我们工作的联络点,对我们的工作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周作人平素与我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对日寇侵华不满。我借机和他谈一些共产党八路军的英勇事迹。他一面听,一面表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钦佩。平素我经常听他说:“人民生活不安定,谈不到建设。”(指日寇叫嚷的什么“建设大东亚……”)

      组织上曾要我向周作人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周经过思索,对我说:“可以考虑去。蓝公武去了,董鲁安(于力)也去了,我当然也愿意去。”

      过了些天,他和我说:“很遗憾!我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一时使我无法行动。”

      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向我表示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是生活上的,他上有老母和大嫂,下有弟妹芳子她们的—家子。如果走了,很难安排;另一方面是,书籍文稿,更加难办。他说他保存着鲁迅先生的大批手稿抄本,保存着李大钊烈土的遗稿,保存着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沈尹默等许多书信和文物。他说:“如果我走了,这些东西势必要全部损失,万一损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

      当时他拿出两本鲁迅先生的手抄本:一是《柳挥诗》;另一本是《傅肱蟹谱》。郑重地赠送给我,表示对我一种“知己”之感的谢意。后来,我把周作人的情况,向组织上作了汇报。组织上表示,那就不要勉强了。

      周作人送给我的两部鲁迅手抄本,我始终爱如生命。虽经几十年的艰苦斗争岁月,我一直妥为保存。自从我党和国家在北京建立了鲁迅博物馆后,由“鲁博”顾问常惠先生经手,我将此两部鲁迅先生手抄稿本献给了鲁迅博物馆,永久珍藏!3

      后来高炎因从事地下工作被日军逮捕,还是周作人给日方写信,才将其营救出来的,而且周作人不只营救过高炎一人,还营救过不少因抗日而被捕的国共人士。

      大概就是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在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周作人并没有过分紧张,自以为没有做过多少亏心事,大概他是把自己也归入到“曲线救国”的有功人员之列了。据他儿媳张菼芳回忆,当时的周作人是这样考虑的:

      在抗战胜利前夕,我在家里(八道湾十一号)后院,听见我公公周作人与婆婆羽太信子在谈论一件事,大意是这样的。我公公周作人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同志来找我,准备派人带领我通过张家口那里去解放区,免得国民党来了找麻烦。”

      我公公周作人还说:“这是他们(指共产党方面)的一片好意。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不必回避。我担任伪北大的文学院长和北京图书馆长,是国民党教育部长蒋梦麟委派。在职期间,没有使国家财产损失,而且添置了校产。问心无愧,还是不走的好,免得增加他们(指共产党方面)的麻烦。”不料国民党一到北京,立刻把我公公抓起来,以“汉奸”罪名判了徒刑,受尽迫害。 (沈鹏年、杨克林记录)

      (这份记录经我看过,与我所谈无误。张菼芳1985.12.23)4

      这种说辞颇有错谬之处。蒋梦麟让周作人照料北大校产,是在他“附逆”之前,本意是让他以“清白”之身做北大留平教授。周作人既经下水,作了伪官,此项委派也就自动终止了,否则则有辱北大矣。两国交战,教育也不可能有超越国家、民族的独立性。再说,北大也没有派遣地下工作人员的权限,如果说周作人下水后还在保护北大财产,那也只是有关他个人良知的事情罢了。但或许也正因为有种种期盼和侥幸心理,周作人在得知中日战事结束后的短时间内,心情还能勉强保持平静。

      我所理解的周作人

      我写周作人,是将周作人作为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来写的,所谓“活的具体的人”,也就是说不是把他作为某种“观念”的化身来看待的,不管这观念是“启蒙”、“现代”还是“自由主义”或者别的什么。我在写周作人时极力避免的便是主观化的移情,这大概是我和很多迷恋“知堂老人”的朋友不同的地方。中国的“现代”已有百年之久,如果现在中国人对“现代”的理解还完全停留在周作人当年的心智水平上,我觉得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所以我写周作人是站在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过来人”立场上来写的,其中包含了对这段历史的反省。

      作为现代思想、文学、文化领域内有过重大影响且毁誉不一的历史人物,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细致入微地探究周作人内心深处的坚持与摇摆、淡漠与趋时、睿识与浅薄,对于理解20世纪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影响周作人人生的最大事件,莫过于他在抗战时期的“附逆”。“附逆”使他成为被国民政府公审的“汉奸”,被判刑十四年。后从宽改判为十年。这对年过六旬的周作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惩罚。对于他的“附逆”,文化界的反应,当然是谴责和抨击;但在谴责和抨击之外,一些故交旧友也表现出了深深的惋惜。郑振铎就说过:“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1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我更倾向于将“附逆”看作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失调造成的悲剧。他的“附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上的“现代性”事件。周作人的人生歧路,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个人主义信仰的绝对化、唯理主义价值观的偏至,以及超越国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都不无关联。中国传统士人那种“壁立千仞、只争一线”的民族文化意识以及民族生存的道义担当,都被偏执地视为迂腐、蒙昧而被否定、解构;做“世界人”的幻想以及“无征不信”的价值虚无主义,使周作人固然破解了对于“传统“的妄信,但也陷入了唯理主义的民族悲观和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现代中国面对西方的冲击,陷入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危机中。面对危局,近代以来汲汲于救亡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梁启超首先呼唤的是一种“民族国家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属于一种“心界之美”,而不是“历史之美”,因此他强调“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2梁启超的这种启蒙显然有重国族、轻个人的倾向,所以至五四则反其道而行之,倡导“自我的发现”,但如将这种自我本位推向极致,势必会造成对民族国家观念的消解。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位信仰个人本位的“世界主义者”,他力图超越民族国家意识,而以“个人”、“文明”、“世界大同”的立场说话。这种主张最大的问题正如也曾一度信仰过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章太炎所言:“不恩民族,不赖国家,兴替存亡无所问,”“舍今日之急图,责方来之空券,非愚则诬。”3章太炎在信奉无政府主义时也曾激烈的抨击国家的存在:认为“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也。”一切国家学说均是:“谬乱无伦之说的炫耀,直与崇信上帝同其混悖。”他称国家只是一种“虚幻”,只有个人才是“实有”,“讲爱国,悉是迷妄”,“讲建国,悉是悖乱”,“讲救国,悉是猥贱”4可见周作人大概受过乃师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对乃师后来的转向和自省则大不以为然。周作人乌托邦的世界主义理想和避世的个人主义倾向淡化了他的民族国家认同感,也减弱了他对于民族国家责任意识,这对他日后的行为当不无影响。

      周作人所从事的“人的启蒙”,固然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特别是他在面对传统中国的“思想的强制和性道德的残酷“的时候。但这种“现代”启蒙也只能在民族国家这一不言自明的框架下进行,才有意义,超出此框架,则可能走向一种新的迷途。汉奸团体“新民会”为日本侵华作的辩护,就是援引的中国传统的“有德斯有土”的王道理想,依此逻辑,帝国主义者就可以以现代“文明国”自居,对“落后国家”进行讨伐和征服,其荒谬之处自不待多言。

      周作人作为一个思想者,其基本立场来自于一种“现代性”的“自然人性论”的信仰,由此推演出他的一个重要的梦想,即“伦理的自然化”,具体表现为对于人的自然欲望和本能的美化和崇高化。认为只要满足了人的自然欲望和本能,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这恰恰也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正如鲁道夫•奥伊肯所说:“倘若我们轻率地谈论人性的伟大和个体的杰出,断言只要给一个自由的领域,他们必然使一切地方的生活变得幸福和伟大,我们便由此表现了对人的一种突出的信仰,一种在所有信仰中最有待于批判的信仰。”5这种对于人性的过于乐观的理解,无法把人性中的幽暗的一面整合到其对人的认识之中,因此它与常识和人性的现实都不无抵触之处。实则人之为人的“人性”——人的主体意志和道德行为,并不是从人的自然欲望本能中生长出来的,而是建立在理性主宰、支配自然情欲的能力和力量之上的。周作人的源于自然人性的伦理观,化解了这种灵与肉、理性与感性、义与利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人情之上,所谓“王道不外乎人情”,但他无法处理现实中的随时、随处可见的情理冲突问题,也就是说他几乎找不到高于个人生存之上的其他选择的理由。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船山讲“视情皆善,则人极不立”。也就是担忧如果将人欲径直看作天理,则人的生存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无从建立,任何高于个人的欲望和本能的精神价值也就无处立足。周作人一味地“反英雄”、“反崇高”、世俗化的结果,结论只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并进而“附逆”,陷入更深的奴役状态而已。对于最为看重“自由”的周作人来说,陷入这样的一种历史吊诡之中,是一种尤为可悲的事情。

      “道义之事功化”,是周作人一生追求的另一个重要的梦想。它的确具有其“反道学”、强调“事功”的启蒙意义,但是单讲“事功”,甚至拿“事功”去消解一切价值,显然是虚妄的,是在为他的失节、附逆辩护。周作人强调“事功”可以说是强调现代性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但是在工具理性之外还应该有一种价值理性的关怀。如果将价值理性弃置不顾,让工具理性一方偏至,其结果就只能成为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人的“理想状态”:“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心灵的享乐人,这样的凡骨竟自负已登上人类从未达到的文明阶段。”6失去了价值理性的导引的功利化的道德必然会使人失去尊严,陷入更深的奴役、异化状态。正如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代序”中就说,“假使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就会满足于生活在弗朗格当政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等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精于算计、讲求理性的周作人找不到去做“无望的牺牲”的理由,他躲进“理性的深山里”,将情感、天性、气节精神之类都视为虚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作人的附逆也可以说是他的唯理主义的观念的牺牲品。

      深入考察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于历史和人性的简单化理解。周作人身上多色调的杂糅与复合,正是历史和人性的多样性的某种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赋予了周作人研究以特有的价值,让我们能够切近地思考仍在困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诸如人生的正道与歧途、根本与权变、自利与利他、生命与信仰等等。

      周作人曾经把自己称作文化废墟上“寻路的人”。他找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看到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他为什么从一个倡导“新文化”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众所唾弃的“文化汉奸”?这都是些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是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时,需要解开的硬结。

      周作人在文革狂潮中一瞑不视近二十年后,国内学术界关于他的研究开始复苏,1985年南开大学张菊香、张铁荣编纂的《周作人年谱》问世,为周作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意味着周作人的“死而复生”,在八十年代,即使是从过去年代生活过来的老一辈的学人也没有意识到周作人会有如此多的值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发掘的“原材料”,正如为《周作人年谱》作序的李何林先生在读过“年谱”后所言:“真是大开眼界;它所介绍的千篇上下(未准确统计)的作品,竟有十分之九是我未见过的,因而从《年谱》中我才对周作人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7。接着1986年由张菊香、张铁荣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也出版面世,为人们了解周作人其人、其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八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文革之后重新进入了一个“启蒙时代”,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的周作人自然会受到重视,并且对其的研究也大都是从此角度立论的。90年代的中国文化开始迅速的向一种世俗化的文化转型,而周作人作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凡俗的、低调的、唯美的、闲适的代表无疑会赢得大量的读者。当然不只是周作人,张爱玲、苏青也是如此。

      “凡俗”和“闲适”其实也是文学的一个必要的补充成分,特别是在人们吃尽了“高调”和“崇高”的苦头对之产生厌倦和审美疲劳之后,读读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会给人一种返璞归真、潇洒出世之感。周作人诚然是“汉奸”,但这种政治定性与他的大多数作品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正如海德格尔和庞德都与纳粹有染,但人们并不会因此否定和轻视他们的哲学和诗歌一样,周作人的独树一帜的美文写作也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项重要的收获,具有它所独具的美感,所以没有对其进行封杀的理由。从政治的和道德的高度来对其做出评判是必要的,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其命运沉浮最终还是须由读者来决定。“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但人们显然不会为了要识别“劲草”和“忠臣”,而去无端地祈求“疾风”和“板荡”的到来,如果那样的话就容易陷入一种“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精神病态了。周作人作品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流行,令人想起《圣经•旧约》那句“万物皆有其时”的老话,自有其深刻的根源,不会因为某种文学外的力量的作用,就能使之降温的。

      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周作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这几点,第一点,周作人是即使在新文学作家中也为数不多的始终主张和坚持“审美的自主性”的作家,而“审美的自主性”恰恰是现代性文化的一大原则。学界谈及此原则往往上溯到王国维1904年写的《红楼梦》评论,但我认为王对于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智可及而情不可及”的,到了周作人这儿才智情兼备的意识到这一点,这与他留日六年,是较为全面深入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的第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关。他在日本留学时1907年就翻译了缺乏明显的社会功利性、带有浓厚的浪漫想象色彩的《红星佚史》,并在序言中对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功利主义对文学的理解表示反对,从中西文学对比中强调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性:

      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拶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8

      这种对“文学”的见识是后来在“文学革命”中率先发难写《文学改良刍议》的胡适也未曾具备的,胡适只是把文学视为“是人的生活状况的记录”,将文学予以历史化的理解而已。而且周作人对于审美自主性原则是坚持始终的,这使他在30年代成为文坛上的独树一帜的讲求文学的自主性的“京派”文学的代表。周作人对于“文学”可以说是专心致意的,而像他这样真正懂得文学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文学写作的新的尝试,从文学本身能够找到精神寄托的作家在“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第二点,周作人的价值在于他对于现代文化中的“个人本位”原则的提倡和坚持,对于人的生活的“私人空间”的维护和固守。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往往有一种“求同存异”的思维定势,即只有把周作人与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想家一致的方面寻找出来,才能证明周作人存在的价值,而不一致的地方则弃而不顾。这与时代的限制以及研究者自身所运用的研究范型的局限有关。实则周作人之为周作人恰恰在于他与时代的主流思潮不一致的、产生分歧的地方,他从五四时代的大合唱中抽身而出,开始以个人的姿态对时代的诉求表示质疑和抗议,才真正标志着一个有独特见解的文学家和思想者的出现。所以周作人在20年代初的“非宗教运动”等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才更值得研究者注意。1922年“非宗教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战友和同志,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等,但周作人不能赞同他们对一切宗教的极端排斥态度,所以和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教授于1922年3月31日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声明: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亦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9

      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成为空谷足音,其所承受的来自同侪、朋辈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周作人的这种态度很快受到陈独秀的痛斥,陈独秀认为他们是借信仰自由的名义“向强者献媚”,而周作人则针锋相对的回答:“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思想取缔的黎明”;而“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10而他们五人才是“少数之少数”,是真正的弱者。所以,“请尊重弱者的自由”11!

      愿意像周作人这样去做不讨好“时代”的事情的人,委实不多。相比于此时周作人的“逆动”,鲁迅于此时的沉默就显得更为发人深思了,这大概也是兄弟二人此后割席断带、渐行渐远的原因之一。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社会改造者,在政治上要比周作人“成熟”得多。1924年5月3日,周作人由社会口诛笔伐一位给不相识的女生写情书的北大教师的事,而写了一篇《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致孙伏园》,发表在5月16日的《晨报副镌》上,信中明确表示:“这种多管别人闲事的风气我也很不以为然。••••••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最厌恶那些自以为毫无过失,洁白如鸽子,以攻击别人为天职的人们,我宁可与有过失的人为伍,只要他们能够自知过失,因为我也并不是全无过失的人。”12此外还有1925年由《晨报》谈论苏俄问题而引发的国共两党领导的捣毁《晨报》馆事件等等,不必多举例了,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才能了解周作人真正的个性和思想。

      第三点,周作人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上最具有古希腊的犬儒哲人气质的一个人,这种气质在他可以说是一半来自天性,一半来自学识。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另两个来源是古罗马法和希伯莱宗教)西方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形式的胚芽差不多都能在古希腊找到。因此了解希腊文化对了解西方文化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周作人所特别倾心的是希腊文化的那种理性精神,这是希腊文化的最重要精神特征。正如莫里斯•克莱因所说:“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护理性的纯粹性,比什么都重要。这种精神,从来不曾在其他文化中出现。” 这种理性精神恰恰是中国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所缺乏的东西,所以周作人可以说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精髓。

      对周作人来说,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古希腊犬儒学派哲人的那种唯理主义的挑战世俗的伦理观,他翻译的《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也正是这种犬儒主义的伦理观的集中的、精彩的体现。所以此书的翻译与他自己的精神气质思想情趣都完全相投,路基阿诺斯待他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所以他才会特别看重这部译稿,并以它的出版为晚年最大的愿望,甚至将其写入遗嘱之中。犬儒哲学在周作人不只是一种学识,还是一种与民众生活对立的哲人生活方式,他介绍犬儒派的名字的由来是:“他们见了人们有些不合情理的愚蠢的行为,往往不留情面的痛加诃斥,声音很大,因此赢得“狗”的尊号。”13当然这种指责在听者往往是不太愉快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对卢奇安作过这样的评论:“这不必否认,他有点缺乏情感,在他分析的性情上是无足怪的,却也并不怎么愉快。他所有的是一种坚硬而漂亮的智慧,但没有情分。他坦然地使用他的解剖刀,有时候真带些野蛮的快乐。在关于丧事这一篇里,他无慈悲地把家族感情上的幕都撕碎了。”14周作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专发为世所不悦之言,这在“人民主权”运动高涨的时代,显然带有点“玩火者”的味道。但“物以稀为贵”,这更能表明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周作人晚年主要是作为一个翻译家来延续他的文学和思想生涯的,因此对他的希腊和日本文学译著的研究应该成为晚年周作人研究的重点之一。

      周作人一生的著述,及其走过的独特崎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轨迹,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不断唤起人们对他进行重新探讨的兴趣。这也可以说是对周作人一生劳作的最大安慰。正如他在给香港一位朋友的通信中所说:人们对他“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15

            周作人如果九泉有知,看到现在人们又重新关注他的存在,甚至围绕着他会形成一个“文化热点”,他是大可以释怀了。因为这证明他的一生并没有虚度,围绕着他的种种争论本身便表明了他在文学、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走笔至此,我借用一句“人鬼情未了”话,周作人是“人”是“鬼”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但这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因为“人”和“鬼”原本就是两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性的整体,深入地了解周作人当有助于我们对人的复杂性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注释】

      1 《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的经过》,见《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第10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

      2 王定南《我对于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文教资料》2000、3。

      3 沈鹏年《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4沈鹏年《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1 《惜周作人》郑振铎《周报》第19期,1946年1月12日。

      2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第2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章太炎《规<新世纪>》载《民报》第24期,1908年。

      4 章太炎《五无论》载《民报》第16期,1907年。

      5 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第40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年版。

      6 杭之 《一韦集》第120页 三联书店 1991年

      7 《周作人年谱•序言》张菊香、张铁荣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

      8 转引自《中国的隐士和叛徒周作人》第3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

      9转引自张钦士编:《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199页,燕京华文学校,1927年版,

      10 《思想压迫的黎明》《晨报副镌》1922年4月11日。

      11 《周作人复陈仲甫信》《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0日。

      12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致孙伏园》《晨报副镌》1924年5月16日。

      13 《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译,第5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

      14 转引自《卢奇安对话集》周作人译,第5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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