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07日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学术“对手方”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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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斯年约在20世纪20年代曾说,“大凡要把一句话,一篇文,一段故事懂得透彻圆满了,必须于作这言者所处的milieu了晓,否则字面上的意思合起来不成所谓”。换言之,解读往昔的作品,要特别注重其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读其书而不晓得作者的时代背景,“有许多意思要丧失的”。但“milieu是一个各件以分量不等配合的总积”,而古人之所言,本都是随他们的milieu物化的了,“所以后一个时期的人,追查前一个或一、二千年前好几个时期的milieu,是件甚难的事”。[1]


      如果作品所述的故事具有“古今一贯”的超时空意味,则后人大致能了解;若其所述是“局促于一种人或一时代的题目”,则即使“好古的博物君子”也可能难以索解。傅先生以《论语》和《诗经》的内容为例,并总结说:“《论语》对手方是有限的人,他的环境是窄的;《诗经》的对手方是人人,他的环境是个个的。所以《诗经》虽然为是韵文的原故,字句已不如常言,尚可大多数了然。而《论语》的精华或糟粕,已有好些随鲁国当年士大夫阶级的社会情状而消散。”


      该文大约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作者可能是吴稚晖)所写的序言,故行文力求通俗,庄谐并出,然正如傅先生所说,“这里边的意思也不会不庄重”。其实这篇小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睿见,即作品的接受者,也就是傅先生所说的“对手方”,常可影响作品本身的传承。进而言之,“对手方”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承,它也直接或间接参与着专业知识的建构。从这一视角看,学术作品的接受者本身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


      这里所谓学术建制是广义的,应包括所有参与专业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因素,如大学的历史系和各级各类史学研究机构、大中小学历史课程的设置及演变、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以及专业学会的出现、发展与影响等。对中国而言,这类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与更广泛的新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密切相关,并多少与今日学人爱说的“现代性”颇有关联。套用傅斯年的话说,正是这一新的milieu使治学的方式不能不发生变化,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2]而其中“对手方”的作用,是过去相对忽略的。


    1、“对手方”与专业知识建构


      一方面,特定学术作品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接受者的预设,以及为使其预设接受者“能够”接受甚至“欣赏”而做出的有意努力,都直接影响到学术作品的构建。而“对手方”有意无意的选择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中介(例如学术刊物和机构)对双方的影响,在这些与学术的“接受”相关的多因素互动下逐渐形成的有意、无意或下意识的研究取向,在研究题目的选择、材料的认定和使用、争议的问题、表述的方式技巧,以至所谓“规范”等各个方面,更制约甚至型塑着学术成品的样态,从而最后影响到“知识”本身的建构,并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


      这些意思若置于傅斯年推动甚力的“现代学术”里,就更容易领会。许多人都熟悉他的一段名言:历史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供给他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3]既然学术的“制作”渐渐成为集众的工作,而研究者“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成为必需,与现代学术机构关联密切的“发表”就逐渐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了。


      中国传统的地方书院和中央的国子监、翰林院等机构,也大致具备聚集人才相互切磋这一社会功能,可以解决“独学无侣”的缺陷。但“现代”学术研究机制还有一些传统学术机构所不具备的新功能,专业性的学术刊物便是其中之一,它大大扩充了学术交流的范围和速度。同时,“读杂志”本身也逐渐成为“治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张申府在民初提出:“治一学,而欲知新,而欲与时偕进,乃非读其学之杂志不可。居今讲学,宜以能与世界学者共论一堂为期。苟不知人之造诣,何由与人共论?”[4]


      一旦“杂志”超越于交流功能而成为“学术”本身一个必须的要求,学术机构及学者与专业杂志的互动关系就进入一个新层面。贺麟就从“入国问禁,入境问俗”这一先秦规则来理解“学术的独立自主”,即“每一门学术亦有其特殊的禁令,亦有其特殊的习俗或传统。假如你置身于某一部门学术的领域里,妄逞自己个人的情欲和意见,怪癖和任性,违犯了那门学术的禁令,无理地或无礼地不虚心遵守那门学术的习惯或传统,那么你就会被逐出于那门学术之外,而被斥为陌生人、门外汉”。[5]


      从社会视角看,任一学科发展到约定俗成的程度,的确会形成许多特定的习俗、传统甚或“禁令”;是否接受及能否以相应的“行规”和“行话”来思考和表述自己的学术见解,通常成为区分“内行”或“门外汉”的主要标准,初入道者和跨学科者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类似“特殊禁令”的排他性。这些惯性“规则”常被今日西方新学家据以指责“学科(disciplines)”的“霸权”,钱穆在半个世纪前则从另一角度对类似现象不满,在他看来,如此“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其实导致了“学术与时代脱节”。[6]


      钱先生认为:“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少数编者之手。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此文本是为《新亚学报》所写的《创刊词》,不知他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术性刊物?若不包括,则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颇愿追随那“为学术而学术”的刊物,而无意于“领导思想”的社会角色;若包括,则他已观察到但不甚关心的杂志期刊与学院内“高深学术探讨”的某种脱节,同样有着另一层面的深刻社会含义。


      学术建制的影响不仅在于其直接的功能和作用,而且体现在这些建制引发的社会行为。刊物当然是今日学术建制的重要成分,按前述学术生产人即立说者和“对手方”的分野,学术期刊则介于两者之间,大约是一个沟通的中介性载体;其在读者面前表现着学术作品,似乎是立说者的代表;同时又受读者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在立说者面前“代表”和“表现”着读者。[7]


      不论钱穆所说的“杂志期刊”是否包括学刊,他的不满都体现出中介作用的凸显(只是与他所期望的方向相反)。实际上,不少学刊并不满足于中介和沟通的角色,而颇具试图“引领”学术潮流的“主动性”;它们也确曾发挥了这样的功能,并常常被学术社会寄予这样的期望。若钱先生所说的“杂志期刊”包括学刊,他的不满就更加意味深长:在中介作用凸显的同时,学院内“作高深学术探讨者”似对学术刊物的“操纵”安之若素!?


      在这一学者与刊物的互动进程中,作为学术建制一部分的学术接受者(“对手方”)显然参与了“知识”的生产和建构,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过去却长期未曾受到重视。这在追随者或听众往往决定立说者地位的近代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而值得反思的现象。


      不过,读者的隐去或只是表面的,除欲“引领”潮流的主动一面外,学术期刊也常常面临来自读者的被动压力,尤其是在刊物自身也面临同业竞争的时代。办刊人无不希望刊物受欢迎,则读者的喜恶常可以影响刊物的趋向。专业性学刊在中国出现的历史不过几十年,而读者的转变已经太大太大;最简单的一个象征性事例是,章太炎的表述在今日几乎被公认为艰涩难懂,但其同时代人中便少有此认知,章氏自己更颇为其文字自豪。


      表述的清通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或更多体现出时代的变迁。傅斯年在主办《新潮》时曾很有感触地说:“文章大概可以分做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两种。外发的文章很容易看,很容易忘;内涵的文章不容易看,也不容易忘。中国人做文章,止知道外发,不知道内涵;因为乃祖乃宗做过许多代的八股和策论,后代有遗传性的关系,实在难得领略有内涵滋味的文。做点浮飘飘的、油汪汪的文章,大家大叫以为文豪;做点可以留个印象在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的文章,就要被骂为‘不通’、‘脑昏’、‘头脑不清楚’、‘可怜’了!”[8]


      民初新人物喜欢整体否定“中国人”并归咎于“传统”,实则前人作文追求余音绕梁,《易·系辞》一则曰“物相杂,故曰文”;再则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更在阐述其“彰往而察来”意旨时要求“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些表述既合于“文”字的本义,复有更深的意旨。古之文章不必表面“通畅”,而贵其“旨远”。或者正要有“相杂”之纹理而后能旨远,旨远而后“其辞文”。文章主旨要一以贯之,隐约可见其一干竖立;书写则当起伏跌宕,以收枝叶扶疏之效。故谓“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平铺直叙,其事反隐;婉转曲折,其言乃中。


      可知做出“有内涵滋味的文”才是传统的要求,而傅先生所记述的那些“骂”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大体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文风(包括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倾向)。这里已隐约涉及了“对手方”的多元化和一些作者的苦衷:如果要针对“懂得的人”写那种可以在其脑子里“留个印象”的文章,恐怕就不容易适应广泛的“中国人”,难免被“骂”;[9]但若努力去“适应”更多的读者,或许就不能在那些“懂得的人”的脑子里“留个印象”。而只有后者才“不容易忘”,可以放得久一些。


      一向关注读者也讲究表述清通的胡适曾论及民初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学”派的政论文章,据他的观察,那种谨严的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因此,这种文章的读者仍旧只限于极少数的人”。[10]随着大众的兴起,今日即使专业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以史学为例,史料稍多的作品或径斥为繁琐,或婉尊为萦绕;阅读时稍需“劳心”思索的论著往往被“誉为”难懂,遑论那些必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的文章了;而最受欢迎的则是“眉目了然”、胆大敢言而结论简明者。[11]


      问题是,不论刊物还是作者对学术是否还有“提高”的责任?胡适在1920年北大的开学演讲中,谈到了新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主张北大学生应侧重提高的手段。陈独秀在当年底写了一篇《提高与普及》的短文,以为“一国底学术不提高固然没有高等文化,不普及那便是使一国底文化成了贵族的而非平民的”。他不太同意胡适的看法,主张两样都不能偏废,即“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同时也要普及”。他承认“学术界自然不能免只有极少数人享有的部分,但这种贵族式的古董式的部分,总得使他尽量减少才好”。[12]


      陈独秀所言和前引钱穆的思虑有相通之处,这的确是新学术体制确立后一个始终萦绕于学者心中的问题。[13]如果将范围缩小到“学术”范围之内,刊物和作者对学术似亦有“提高”的历史责任,即对后代而言,这一代学人对其所治之学是否有哪怕是微末的实际推进,或至少不至于降低了既存的研究水准和表述品味。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说,“小叫天到上海铳了,并非唱戏人退化,实看戏人不能知叫天好处(所谓程度不够),但见派头与上海不合耳。”[14]此语甚可思。当所谓行内的读者也渐呈“大众化”倾向而企求“短平快”之时,专业刊物和作者是迎合其“程度”还是尝试提高其“程度”?治学者固当努力于自身表述的清通,有时也还真不能不考虑得稍长远一点:假如许多年后的读者水准稍高而追求旨远意长的著述,而眼中所见吾侪所著皆言无余韵之作,会不会太看轻这一代学人?


      关于学术表述和普及提高的问题我还会有专文探讨,这里不拟深入。如果承认学术作品的读者也是学术建制的一部分,则学术作品的“对手方”(即接受者)对“知识”建构的参与和作用,以及对学术传统形成的影响,都是我们过去相对忽视而又非常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同时,今日一般所说的学术作品,其“对手方”大概属于傅斯年所说“对手方”有限而“局促于一种人”的范围;但这一局促是相对于广泛的“人人”而言,对个体和群体的学术生产者而言,这“对手方”的范围已经相当开阔了。进而言之,任何具体学术作品产生和因应的时代背景、社会情状,可以相当宽泛,而且可能是多重的或歧异的。


    2、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对手方”


      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而近代更是西方研究中国的强项;即使在中国从事自身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也要因应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近代中国史研究),又要适应中国大陆本身的学术语境。尽管我们今日的学术作品从思考的概念、使用的术语、分析的框架到表述的基本方式(即论文、评述、书评和专著)可能更多是西式的,但是,西方以及我们自己的学术都处于日益变化之中,当各方的变化未必同步时,同是“西式”的研究之间也可能出现新的差异。[15]


      也许可以说,我们的学术表述实际面对着两个或更多“问题意识”相当不同的“对手方”(这里当然有中外文化或者“国情”的差异,此非我所欲讨论)。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学情”的差异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大陆的研究虽然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其“对话”的程度似仍不足,至少比台湾地区就所差尚远。有些外在的研究动向,如多年前针对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反动,以及近年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国斌(R. 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著作,[16]都较多针对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东亚研究的现状(后两者也涉及西方对“世界史”的整体认知),不一定都特别切近于中国大陆的学术语境。[17]


      以“国家民族”(nation)为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似不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特别英国)左派史家那样曾对历史诠释中“国家民族”与“阶级”之间的紧张进行较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也较少在具体层面处理“国家民族”在历史诠释中的地位问题。或可以说,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史学界基本未曾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那样深入探讨马克思未曾处理或“解决”的问题这一阶段,[18]缺乏这一反思经历的中国学情与西方相当不同。故“国家民族”观念在西方已渐被视为对历史研究的束缚,最典型的反映当然是前引杜赞奇的书,但在中国大陆,根本是以这一观念来处理历史问题者未必普遍,遑论控制性的束缚。[19]


      又如柯文(Paul Cohen)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20]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然而正如柯文所说,他写该书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他们阅读此书,好像“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他也曾担心“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后来因看到“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而“终于打消疑虑”。[21]


      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译本出版十五年的后见之明看,我没有柯文教授当初那么乐观。尽管该书的引用率甚高,“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但就像李大钊曾说的:“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22]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支持或反对傅斯年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提法,便率多视为口号,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不少今人援引“在中国发现历史”亦颇类此。故此语流通传播虽广,其“形象”倒还真有些模糊。


      从我看到的国人对该书的接收和反应看,不少中国读者真有些像李大钊所说,待之如“通货”,虽不断流通传播,却很少认真审视作者之原意,以至于其“形象”有些模糊失真。该书的论述主要针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这一点为柯文所特别强调,似未受到中国读者的足够关注。相当一些中国读者不仅未曾有意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有时无意中反倒从中国史家的立场去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该书译者林同奇教授在《译者代序》中曾特别申论“移情”的作用,[23]我们有些读者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解读,就比较接近“移情”在精神分析学中的本意。


      一方面,确如柯文所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西方史家曾试图“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换言之,有时中国史家的中国史研究也不够“中国”,在基本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层面,与柯文等“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并无大异;不过是从各种“局外人观点”中选择了某些部分加以发展而已。[24]这大致是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常态,甚至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也已达到离不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的程度了。[25]


      不过,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展受学术积累的影响虽可能无形而实相当深远,对史学而言,资料、专门知识、学者习惯、学术传承、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到学术传统的形成,特别是一定时期内相对定式化的学术思维方式,对具体研究的制约甚大。而柯文所见“两个世界”曾经“相互隔离”的时间对任何个体学人而言其实很长,在此隔离期积累而成的学术传统对学术研究的影响时间会更长,故其改变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有形的“隔离”即使全不存在,无形的“沟通”不足还会持续相当的时日。


      在努力沟通对话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彼此之间从“问题意识”到成果表述等多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异。章太炎在清季时说,“世变亟,一国之学,或不足备教授,又旁采他方”。新异的“他方之学,易国视之,若奇伟然”。对此要避免“豪毛相似,引类附会”,更不能有意“颠倒比辑之”。而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些为他方之学的新异奇伟所眩惑者,其本身又“自疏国故”。[26]


      许多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取向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长期贯彻者。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27]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28]而“三大高潮”分别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这也是认识近代中国(据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的主线。将两个取向作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我不能说提出“三大高潮”的学者是主观上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本土因素(尽管这在基本思路上非常符合毛泽东的一贯倾向),但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核心的倾向。当然,这只是就倾向性而言,实则近代中国任何大的政治事件几乎都不能脱除外国印迹,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来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惟这一视角的体现似在定性方面要多于个案研究。[29]


      这样,“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至少体现出倾向的不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无论如何,“三大高潮”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了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其一个后果可能导致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有意无意间被研究者所忽视,[30]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研究得不够充分,遑论更广义的所谓“西方冲击”了;但其另一后果,却是很早就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本土倾向(尽管可能不是有意的)。


      是否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既存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中国的和外国的)。今日不少中国学者忘却自身的传统,专从外国学者那里重新输入一定程度上在中国既存的取向,提示着中国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即一些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所谓“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31]我想,要总结过去几十年中国大陆的近代史研究,这一或许是无意之中形成的倾向,特别是其怎样形成的发展过程,还值得进一步深入认识和分析。

    3、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近年王国斌和彭慕兰等的研究有一个共性,即中西之间的“富强”程度在18世纪尚较接近,而双方国力的差距是在19世纪拉开的。梁漱溟很早就说近代中国革命非自发,而是受外力影响的;前些年我们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也常爱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国影响下的“后发型”。所有这些人的观察取向和立意可以很不同,但皆指向一点,即中国和外部的关系及其内部的体制在19世纪出现了带根本性的急剧变化,这多少都直接或间接支持着近代“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现象的存在。[32]


      这样,“冲击-反应”研究取向对近代中国的诠释效力未必已经过时,不过应比以前更加侧重“冲击”和“反应”具体发生的场域。此前的“冲击-反应”更带“世界”取向的,更多思考和处理世界范围内“西方”的冲击和“中国”的反应,双方的碰撞多少有些虚悬抽象的意味,故中国的“反应”常体现在所谓“开眼看世界”及如何引进外来观念体制等方面的简单陈述分析。这样的处理自有其长处,但应同时提倡一种“在中国”的取向,更具体地探讨在中国的西方(the Western presence in China)的言与行,对这些在地的“冲击”有更深入的认识后,必能更易领会中国朝野的各种“反应”。


      具体到侵略与反侵略的层面,如前述,中国大陆的既存研究取向实际形成关注“半封建”胜于“半殖民地”的客观后果;既然如此,今后我们的中国近代史恐怕还要增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研究。被侵略的中国当地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甚或决定着侵略的方式和特性,故应更加侧重侵略行为实施的场域以及侵略在当地的实施,特别是侵略与被侵略双方在中国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冲突和互动过程。[33]


      其实“冲击-反应”研究取向与“中国中心观”未必势不两立。费正清在20世纪60年代曾指出,对于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清廷甚少主动提出修订,这主要反映出中外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国的政教体制,所以清廷既不看重条约,也不认为有必要修约。他那时就提出应从提问层面移位到清人方面去思考的主张。[34]此文可说是所谓“中国中心观”的早期尝试,说明只要更加凸显中国“反应”的一面,“冲击-反应”模式也能走向“在中国发现历史”。反之,如果不移位到具体时段里“在中国之人”的所思所虑,并将其落实到提问层面,则不论发现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被“发现”的内容仍是受外在预设影响或制约的“历史”,且非常可能就是带有异国眼光的“中国史”。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七十多年前就注意到近代中国人因“中西痛苦的接触所产生的忽视中国”自身这样一种“精神错乱”现象,[35]前引柯文所表述的西方史家曾试图从中国学者著述中寻觅“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而不能得的现象表明,中国学者自己“忽视中国”的倾向仍长期持续,故美国学者感到他们有责任来提倡“在中国发现历史”。但这一研究取向产生于外国这一事实意味着被“发现”的“中国史”很可能带有异国眼光,毕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受西方整体史学的影响甚大,其具有的“问题意识”非常可能是西方的(western-oriented)。当中国学者转而“引进”并仿效这一取向时,进一步的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中国史”也带有异国风味。


      我这里决非提倡什么“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正如前文所说,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几乎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参考非汉语世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的结论和探索的取向。重要的是在具体研究中更进一步地与外国同行真正进行“对话”,而不是将国外研究作为“通货”一样进行“流通”。


      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36]黄宗智先生最近也有系列文章讨论他所说的“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概念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认识方法可以提高到理论概念层面,以认识和解释与欧美不同的近代中国社会。[37]


      的确,在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历史发生现场的在地特殊性及发生在那里的具体实践是必须充分考虑的。但近代中国社会是否“悖论”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也还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20世纪中国学人普遍持有的观念,并有着持续的努力;类似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现在学术领域。今日学人可以有更开放平和的心态,作为在地的学者,对外国的研究不必追风,不必全盘套用其理论,更不宜“颠倒比辑”其见解,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人研究的建树一面和具有启发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论著中有所因应,而不是视而不见,自说自话。


      就像不同类别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38]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顺其意或逆其意而读之,皆当有所得,不过要充分意识到这是产生于特定语境的“他方之学”。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文化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多年来一直提倡一种对某一“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惜未受到应有的关注。[39]


      早在1922年,李济就提倡一种“在心理学基础上研究语言学”以认识“文化”的人类学研究取向。在他看来,这类研究的困难在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有时难以用心理习惯形成于其间的那种语言来描述某些文化现象,若研究者掌握与母语判然不同的第二种语言(具体指的是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这样具有根本差异者),如用拼音文字描述象形文字对思维方式的影响,然后对结果进行反向鉴别,则可能认识到特定文化那“心智的起源”,即思想的原初形式;反之亦然。这一“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互证的方法”,或许是“以最客观的方式研究最主观的自我的方法”。[40]


      40年后,李济再次对西方学者说,他当年论文的主旨是:“要想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首先需要对中国文字有透彻的了解。”针对有些西方汉学家以为“无需对中国文字有足够的知识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文明”这一观点,李济提出,像“中国的思想和制度”这样的研究计划应当在一个严格人类学的基础上进行:参与者“应达到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学会用中国话和中国文字去思考;其次,他必须能用中国语言文字客观地内省自己的思维过程,并用他同样熟悉的另一种语言文字把这一过程记录下来”。[41]


      我想,李先生对西方中国研究者的要求同样适合于他远更关注的中国自身的中国研究者。由于“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发生、成长、形成和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42]母语研究者应该说有着某些先天的优势。但李济也充分认识到文化认同这样的“自我意识”对于人文学研究可能是负面的影响,他在1922年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的普世性问题,即中国学者在剥夺科学之“欧洲籍”的同时,自身也应体认到“超越自己国籍界限的紧迫性”,主动“摆脱国籍的限制”。[43]从这一视角广义地看李先生提出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异国眼光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就更明显了。


      进而言之,颜师古早就提出“古今异言,方俗殊语”的见解。[44]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央政府在学校教育中正式确立“国语”(即白话文)的地位后,文言在中国已是几乎不再使用的历史文字,即是名副其实的“古文”。今人读古书与学外文实有相类处,读错的可能性几乎是人人均等。在这一点上,中外学人大致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读“懂”的程度主要靠后天的训练。套用韩愈的一句话:中国人不必不如外国人,反之亦然。[45]


      对史学而言,所谓“地方性知识”[46]或应包括时空两个层面。空间层面似不必论,而时间层面的“地方性知识”主要是说:即使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间)里,对同一文化系统内的今人来说,古人实际已是“非我”或“他人”(the other)。《庄子》中的师京论世变说:“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蘄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庄子·天运》)。其所说的虽是礼仪法度当应时而变,也暗示了古今之间的“断裂”犹如周鲁之为“异国”(当然,先秦“国”的概念未必等同于今日流行的“国家”)。[47]若本陈寅恪所倡议的“以观空者而观时”的取向,时间层面的“外国”或“他人”亦自有其“地方性知识”。[48]


      马克思曾说,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49]或者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已逝的往昔其实是无语的,它不能在后人的时代中表述自己,它只能被后人表述。


      既然西潮早已成为今人面对的近代中国“传统”之一部分,[50]既然我们过去的研究也未曾离开“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或不如提倡去揭示“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将“在中国发现历史”落实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51]如柯文所说,史家“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往往决定着在数量无穷而沉默不语的往昔事实中“选择什么事实,赋与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52]若能在意识层面尽可能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53]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地方性知识”。



    “对手方”部分,原刊《历史研究》2004年4期, “发现中国”部分原刊《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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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段与下段,参见傅斯年的一份残稿,大概是为一本普及字母书所写的序言,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该所整理人士代命名为《作者、环境与其它》,并大致确定文章约撰写于1923或1924年。感谢王汎森所长惠允使用。按Milieu本法语,已成英语中的外来词,其最接近的指谓或是Setting,兼具Environment, Scene, Background, Surroundings, Situation等义,大致即傅斯年在此文中所说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状”这时空两义的集合。
    [2]关于学术建制以及和学术相关的新兴社会行为对史学的影响,参见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史研究》1999年6期,183-199页。
    [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49页。
    [4]张崧年:《劝读杂志》,《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433页。
    [5]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新版,246页。
    [6]本段与下段,参见钱穆:《学龠》,《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24册,160-161页。
    [7]近年的一个新现象是所谓“评估”机制及其机构的产生和兴起,看上去“评估”方面是直接或间接代读者立言——代读者“评估”刊物和作者,而其据以评估的“标准”却未必出自读者。由于各类“评估”结果为不少学术机构所采纳,有的甚至为学术机构所委托,不少刊物和作者都不能不开始考虑这类“评估”,有时可能忘记真正的读者。
    [8]傅斯年:《随感录》,《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924-925页。
    [9]其实“骂”也是一种较正面的反应,盖其隐喻着期待;真正的负面反应是冷漠,鲁迅当年曾反复述及。
    [10]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胡适文集》(3),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36页。
    [11]在某种程度上,今日不少大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对课程的要求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学生口中常带民主、自由一类名词,然不论是讲授课还是讨论课,愿意发挥自己“主导作用”的却不多,似乎早已习惯而且相当愿意被人“灌输”,很有些诡论意味。受此惯习影响,一般是宁愿听讲而不愿上讨论课,而听讲又更喜欢那种可以不经思索或自己斟酌便可全盘接受的“系统知识”。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
    [12]《胡适之先生演说词》(1920年9月17日),陈政记,《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3版;陈独秀:《提高与普及》,《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收入《陈独秀著作选》,任建树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卷,220-221页。
    [13]如傅斯年在申论史语所工作旨趣就明言,“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他只要求“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傅先生表面声称历史语言这类学术“没有一般的用处,自然用不着去引诱别人也好这个”,其实他也担心参与的人多了可能“带进了乌烟瘴气”。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47-48页。而傅先生的北大同学顾颉刚则一生都不仅注重自己研究,且致力于某种学术普及的工作。详另文。
    [14]缪荃孙致曹元忠(揆一),时间约在民国初年,《缪荃孙手札》,王翠兰整理,《历史文献》第1辑,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9年,166页。
    [15]例如,我们高层次的研究性刊物常常刊发“会议综述”,就是他处少见而我们独多的一种“特色”。这些综述固不能说全不高明,但很多都可以说是了无新意,不过是所谓“学术研讨会”的一项会后仪式。实际这类综述往往是初入道者甚至是研究生执笔,署名时再冠上一两位资深学者之名,其中所述也多是罗列“有学者认为……”、“又有学者认为……”等,很少见综述者自身的看法。正常情形下此类文字应见于学术“通讯”一类刊物,不应占据高层次研究性刊物的版面,而在我们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且近年呈明显增多的倾向(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术研讨会号称与名刊“合办”),很值得办刊者反思。另一项与西方学界不同的“特色”,便是高层次研究性刊物上发表的某一学术领域的整体研究综述,在西方多是本行“权威”或资深专家所为,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常出自初学者之手。初入道的年轻人固然可能更有锐气也更能突破,然除个别“天才”外,其整体把握特别是分析动态和斟酌发展方向的能力或稍欠火候。“继往开来”通常是此类综述题中应有之意,便很难在我们的多数综述中看到。这一倾向近已相当严重,致使有的学校在学术评估时明确规定综述文章不算研究性“论文”,结果是真正能“继往开来”的高品味综述文章也被划入另类。像这类在近些年中形成的中外差异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总结评估。
    [16]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三书现在似都有中译本。
    [17]关于彭慕兰一书的讨论,可参见Philip C.C. Huang,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May 2002); Kenneth Pomeranz, “Beyond the East-West Binary: Resituating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Wor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2(May 2002). 黄宗智文的中文版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4期),彭慕兰也有回应(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历史研究》2003年4期),并参见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3年2期。
    [18]一个典型的代表是英国史家汤普森(E.P. Thompson),他对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现已有中译本(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19]这个问题牵涉甚广,可能相当一些人不会同意。现试举一例:清季士人曾以历代史书为帝王家谱而反对“断代”,许之衡约在1905年即说,“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史公固知其意,故《史记》不断代”(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这里可以说有着明确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影响,且从此角度代司马迁立言。许多民国史家也曾继承了“断世”而不“断代”之说,但后来确实无意之中“回归”到新史学之前的“断代”倾向,故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提倡“打破王朝体系”,可知此前并未能真正否定。近年上海一出版社更在重印所谓“经典的”断代史丛书,尤可见非“国家民族”的王朝体系这一传统之有力。而新近官修“清史”的举措,更是“王朝体系”影响力持续的明证。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通史与断代史的持续竞争,我会另文详论。
    [20]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
    [21]柯文:《中文版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2页。
    [22]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230页。
    [23]林同奇:《译者代序》,《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7-21页。
    [24]柯文:《序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页(需要说明,该书从1开始标页的共有五个部分,分别是:中文版前言、译者代序、序言、前言和正文,均用同样的阿拉伯数字)。
    [25]参见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21-29页。
    [26]章太炎:《程师》(1910年),《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37页。
    [27]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近年一些的新探索可参见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3-108页。
    [28]全文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95页。
    [29]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在晚年指导学生时,就明确提出以研究“如何”或“怎样”来解决一些“是否”的争论,因为,“‘如何’‘怎样’的问题解决了,‘是否’问题也就真正解决了”(刘大年致姜涛信,转引自姜涛:《大年师谈博士论文的写作》,《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37页)。但现在不少老中青史学从业者,包括那些学术取向与刘先生接近或不怎么接近的学者,似乎仍更注重“是否”的争论,而相对忽略“如何”或“怎样”的问题。
    [30]这在全国性学会的组成上体现得最明显,1919年后的历史有中国现代史学会,此前的80年过去定为“近代史”,却迄今没有一个“中国近代史学会”,而只有分立的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个学会。现代学术机构对研究的推动有目共睹(特别是大型学术研讨会的组织和召开),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结果是,不属于“三大高潮”的近代史事的研究无形中被淡化了,因而也影响到整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31]在一定程度上,不论是否“优良”的学术传统一旦中断,学术积累便虽有而亦似无,其实也就失去了今日中国大陆特别凸显的“创新”的基础,最容易造成某种“非驴非马”的后果。
    [32]这个问题牵涉甚广,详另文。
    [33]参见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
    [34] John K. Fairbank, “The Early Treaty System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in idem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57-75.
    [35]例如,崔述的被“埋没”就是一个“最佳例证”。参见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原刊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收入《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442页。
    [36]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收入其《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131-143页;另见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8-16页。
    [37]参见黄宗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1期;《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2期。
    [38]说详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历史研究》2002年1期。
    [39]李济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迄今为止仍研究不足,在中国大陆尤其如此,可参见查晓英:“从地质学到史学的现代中国考古学”,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3年。而李济早期在人类学基本理论方面的探索,更特别需要进一步深入认识。
    [40] Chi L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4(Feb. 1922), pp. 325-329. 此文承徐亮工先生代向李光谟先生请益,蒙李先生赐赠,特此一并致谢!
    [41]李济:《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62),收入其《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86、296、298-299页。
    [42]李济:《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1922),收入其《安阳》,284页。按此文是前引李济文修订本的中译,两者颇有不相同处,关于“双语互证”的问题修订本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
    [43] Chi Li,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 17:4(Feb. 1922), p. 326.
    [44]颜师古:《汉书叙例》,颜注《汉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册,2页。
    [45]参见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240-241、347页。
    [46]参见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47]参阅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8]参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164页。并参考William H. Sewell, Jr., “Geertz, Cultural Systems, and History: From Synchrony to Transformation,” in Sherry B. Ortner, ed., The Fate of Culture: Geertz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37-38.
    [4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693页。
    [50]参见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51]按柯文原书名为“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本也可译为“发现在中国的历史”。
    [52]柯文:《前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页。
    [53]例如,当我们说学术或史学怎样分类甚至是否应当分类时,我们讨论的是“我们的”问题;当我们试图考察特定历史阶段或长程历史时段中学术实际是否分类或怎样分类时,我们探讨的是“他们的”问题。这样的人我之分若不在研究者的意识层面充分明确,便很可能会以“我们的问题”替代“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压抑了无语的往昔。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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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海建:史实重建 2005年07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