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7月03日

    王晴佳:陈寅恪没去牛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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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
      有关现代史家陈寅恪的逸事不少,有两件特别让人注意。一是在1920年代中期,他还在欧洲留学期间,由吴宓和梁启超推荐,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二是在十年以后,也即1930年代后期,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这两件事背后,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虽然陈寅恪没有国内、国外的高等学位,却仍以其超人的学识,获得中外学界的认可和欣赏。不过,这两件事的结果,却有不同。由于吴宓、梁启超的推荐,陈寅恪于1926年到清华任教,结束了他在海外十余年的求学生涯,并由此开始了他在现代中国为人啧啧称道的教学、研究生涯。这对陈寅恪本人和民国学术,都可谓成就了一件美事。但第二件事,却没有那样美好的结局。陈寅恪在获得牛津大学聘书以后,转道香港赴英,但未料二战爆发,因此只能滞留香港,受尽精神和物质的折磨,最后通过他的友人傅斯年、杭立武和学生吴晗等人的帮助,才脱离险境,得以回到内地。二战结束之后,牛津再次发出邀请,他又准备赴英,但那时他的视力已坏,最后只能半道放弃,可谓陈寅恪学术生涯的一个遗憾。

      不过近年的研究,却还指出这两件事的另一个不同。1926年的陈寅恪,虽已早过而立之年,但既没学位,又无学术论文,能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和哈佛大学的博士赵元任、李济(李仅聘为讲师)为同僚,的确相当引人注意。但牛津在1938年之聘请陈寅恪,却似乎可以另当别论,因为性质有所不同。首先,牛津虽然是西方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执英国大学之牛耳,但牛津当时的汉学研究,很不景气。英国自19世纪初年以降,便由于与中国通商、交战的关系,陆续有人开始从事中文的教学和中文典籍的翻译。如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王韬的帮助下,翻译五经,其译本至今仍为西方学者采用。末代皇帝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1874-1938),回英之后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学教授,也为人所知。不过,这些例子不能说明英国大学就有注重汉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实际的情形是,一门学科想在西方大学立足生根,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源不断,也即学生对之有源源不断的兴趣;二是财力支持,最好是有人捐巨款赞助。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就是在1928年从铝业大王Charles Hall(1863-1914)巨额遗产设置的教育基金获得资助,由此而成立哈佛燕京研究社,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英国牛津等学校,虽然设立汉学讲座,但修学的人数寥寥无几,因此常常难以为继。1935年牛津的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 Soothill,1861-1935)逝世,大学与其他机构几经磋商,从清朝的庚子赔款中拨出款项,才最终在1938年向陈寅恪发出聘书,请他到牛津任教。由此可见,如果牛津大学校方十分重视汉学教学,或者牛津的学生对汉学有浓厚、持久的兴趣,那就不会有如此多的迟疑和耽搁。其次,尽管牛津大学准备用庚款支付陈寅恪的薪水,但数目并不优厚。陈寅恪将拿到850英镑的年薪。以此来维持陈家几口在英生活的开支,不算特别好的待遇。因此陈曾向傅斯年、杭立武等申请包括旅费等其他资助。当然,给陈寅恪这一薪水,也没有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有所歧视,因为牛津当时的汉学高级讲师修中诚(Ernest Hughes,1883-1956),薪资只在600英镑上下。从牛津给汉学教学人员的“低薪”亦可看出,该大学对汉学并不重视。由此而推,牛津当时在汉学方面的研究条件和资料藏书,也不理想。陈寅恪还有其他顾虑,他回国以后,兴趣已经转向历史和文学,而牛津的汉学,则仍重宗教与哲学,因此有一定的距离。这一差距,其实也说明英国汉学自理雅各以来并没有长足的进步。

      有趣的是,虽然陈寅恪本人对牛津的聘请,并不“欢欣鼓舞”,但民国学界,则感到十分振奋。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这句话耐人寻味。以陈衡哲的留学背景,她可能十分清楚西方汉学家当时的水准。陈寅恪在国内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其博学在中国人中都少人可比,何况欧美汉学家。但是,陈寅恪身边的人,还是鼓励、支持陈到牛津应聘,如陈的上司、傅斯年,就想方设法为陈筹集旅费。与陈寅恪同时留学德国的傅斯年,应该像深知西方汉学界当时的水准。傅在回国以后,建立史语所,其目的之一便是与西方学者“争胜”,将汉学研究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中国。显然,傅斯年支持陈寅恪去牛津任职,看来是有心通过陈,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学术的长足进步和高超水准。

      虽然陈寅恪1939年没能到牛津任职,但故事却没有就此结束。一般的意见是,他阻道香港以后,牛津“虚位以待”,二战之后再次邀请他去任教。其实,牛津在得知陈未能及时抵达英国之后,又开始物色其他人选。据笔者从台北近史所“朱家骅档案”中发现,牛津曾经在1939年邀请张歆海(1898-1972)赴任。张歆海是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浙江海盐人。在陈寅恪留学哈佛的时候,张亦在哈佛,正随新人文主义的提倡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读博士学位。在白璧德的中国弟子中,张是少有的几个拿到博士学位的人之一。比他更有名的梅光迪、吴宓等,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张歆海当时在哈佛留学生中,以年少才俊而闻名。去哈佛以前,就获得约翰·霍普津斯大学的学士学位,没几年又以英国文学家Matthew Arnold(1822-1888)为题,在哈佛获得博士。张歆海回国以后,先在清华英文系任教,后到上海光华大学,并一度担任该大学副校长。再后来,张加入外交部,出任驻波兰公使。几年后因使馆外籍雇员的一件盗窃案而引咎辞职。牛津与张接触,正是他离开外交部之后的事情。

      张歆海对牛津的邀请,颇为心动,因此便向当时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朱家骅(1894-1963)求助,希望朱能为自己写一推荐信。张自己拟了英文的草稿,为自己美言了几句,让朱过目签名。不过,朱家骅在收到张的求助信之后,没有马上作出决定,而是向傅斯年征求了意见。朱与傅都曾留学德国,又同属“北大派”,私交甚厚。傅斯年并不赞成推荐张去牛津任教。他的解释颇为直率:“西洋人之汉学,虽有些缺欠处,亦有二三名师,伯希和、珂罗倔伦等。英国人虽不行,然必向大路上打听,故歆海思欺之,不可。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类,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故推荐歆海教汉学,无异推荐弟教化学、地质也。英国人近日天良发现,思求汉学于中国,此应予以鼓励者也。假如第一流人物不能为彼省之,亦当推荐一位‘在行’之人,此者以鼓励英国人也。若竟聘得一位不妥之中国人,后必悔之,而杜其尊重中国学人之心矣。”有了傅斯年这一番“义正辞严”的话,朱家骅就婉言拒绝了张歆海的请求。于是便有了二战之后,牛津再度向陈寅恪发出邀请一事。最后要提的是,张歆海以后还是得到了在西方(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机会,并在晚年用英文写作了有关中国文化的两部小说。因此他的学术造诣究竟如何,还可待有心的读者进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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