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6月22日

    孟彦弘: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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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5期

    编按:本文以“抉隐探微 发掘真相”为题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5期。发表时有删改。文中对黄先生大作的内容介绍过于详细,似可不必;如再作大幅度修改,则无异重写,一篇书评而有两个版本,似乎也嫌夸张,故仅以原文贴出,请大家批评。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和文献学家,也是研究唐史卓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还精于篆刻。他治学勤奋,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由于被错划“右派”以及随之而来的“文革”,他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在他年过半百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刊布的。近来,前后结集出版了《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古文献学四讲》(鹭江出版社,2003年)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2004年7月出版)是他在一系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一部系统讨论北齐、北周至中唐政治发展演变的一部著作。


    本书共分十五章,以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为线索,围绕旧史记载的歧误和前人的研究成说,抉隐探微,发掘真相,提出了自己的认识。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要解决的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即北周吞并北齐,统一北方。在作者看来,北周的文化要远逊于北齐,但却将北齐吞并了;北齐内部的政治斗争,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民族矛盾,而应该是武人与文人之争。北周吞并北齐不久,北周的外戚杨坚就发动宫廷政变,建立了隋朝。


    关于隋及唐初的政治,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揭出了“关陇集团”。他认为从北周统一北方、隋统一全国直至武则天控制政权,其间宰制政局的是所谓“关陇集团”,即原来北周的统治集团(军事贵族)及其后裔,其政治文化特点是胡汉融合、文武合一。所以在隋及唐前期,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关中与关东的对抗。武则天是关东人,她在掌控政局后,就采取种种措施拔擢山东人,从而打破了关陇集团对政坛的垄断。陈寅恪的这种分析,不是对具体政治事件的抉发真相,或探究某一事件的因果,而是将一系列政治现象进行了通盘的考虑,并抽象、归纳出一个概念来加以分析的。对政治史作这样的研究,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黄永年先生在本书第二章“关陇集团始末”中,对陈寅恪的这一认识进行了修正,认为关陇集团开始解体于隋初、消失于唐初,而不是迟至武则天时期。与“关陇集团”密切相关的,就是府兵制。黄先生认为府兵制的破坏不是由均田制的破坏导致的,而是由兵农合一所致。对这一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问题,他也提出了不同于陈寅恪的认识。


    第四至第八章,讨论的是唐前期的政治史,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政治,作者首先讨论的是“玄武门之变”。日后成为唐太宗的李世民就是在这次宫廷政变中,杀死了兄、弟,逼其父给自己让出了帝位。陈寅恪先生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能成功地策划并实现政变,主要是他收买了镇守玄武门的禁军首领。黄先生则认为早在开国之初,李世民就已与其父唐高祖李渊产生了权力矛盾;李渊杀掉李世民的得力谋士刘文静,正是为了遏制世民势力的膨胀。李世民一直图谋夺取帝位,与时为太子的李建成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就在李渊约建成、世民兄弟同时入宫,以处理矛盾时,李世民出其不意,带人在太子必经之处玄武门进行狙击,杀死了太子及其弟李元吉,随之进入宫中,劫持了其父李渊,并迫使其退位。


    李世民临死时,命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其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上台,自然不会听命于顾命大臣,于是他与这批顾命大臣产生矛盾就是必然之事了。黄先生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武则天还未拥有能发挥作用的实力和能力;而在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参与政治之后,所起用的人也没有十分明显的地域背景。换言之,黄先生并不认为存在陈寅恪所指出的关东与关中之争。同时,黄先生还立专节(第五章第五节),围绕武则天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否杀人过多、任用酷吏、拔擢人材、文化贡献、是否出生于利州(今四川广元)等问题,对郭沫若的武则天研究,作了全面商榷和反驳。


    从武则天上台到唐玄宗上台,是唐代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武则天称帝,建立周。她在由谁来继承她所创立的周的帝位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从血缘上说,当然是母子情深;但她的儿子,却是李唐的血脉。将帝位传给她儿子,就等于断送了周朝。为保住武姓的天下,她只能将帝位传给她的侄子,但侄子毕竟不是儿子,当时就有大臣对她说,没有人见过在宗庙中侄子祭祀姑姑的。虽然她在传位的问题上有种种犹疑,但她在政治上,却一直通过通婚等种种措施竭力将李唐宗室与她的武氏宗亲融合在一起。武则天晚年,张柬之等五位大臣发动政变,拥其子即帝位,恢复唐的国号,是为唐中宗。但武氏势力并未因此而退出政坛,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嫁的正是武则天的侄孙,而韦后又与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异常亲密。此时,中宗皇后韦后及其女安乐公主都参预政治,韦后甚至有效法武则天的想法。史书中记载中宗就是被韦后谋杀的,黄先生否认了这种说法(第212页)。中宗死后,其弟相王李旦、其妹太公主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及安乐公主,拥相王即帝位,是为唐睿宗。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后又嫁给了武则天的从父孙。唐睿宗时期,其子李隆基(即日后的唐玄宗)又与其妹(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发生权力之争,最后李隆基将其姑姑杀死,才完全控制了政权,历史进入了史称“开元盛世”的稳定时期,直到玄宗晚年,发生“安史之乱”。在玄宗时期,宦官高力士最受玄宗信任,而他最先服侍的是武三思;杨贵妃之入宫,又是由高力士经手的。


    对这段历史,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创刊号1954年第1期发表《记“李武韦杨”婚姻集团》,首先指出了李唐宗室、武氏后人、韦后、杨贵妃是控制这一时期政坛的四股力量,使我们得以透过这些纷乱如麻的宫廷政变表象,第一次看到了它后面存在着的操控力量。黄先生却未止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韦后和杨贵妃没有参与控制朝政的实力;在唐玄宗以前,控制朝政的是李武两股势力,即“李武政权”。至于唐玄宗时期,他认为形成了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内廷和以宰相李林甫为代表的外朝;内廷与外朝的矛盾才是这一时期政治史的主线。在这个时期,宦官已经控制了禁军,而不是像传统所认为的,要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出逃,至马嵬驿时,禁军发动政变,杀死了宰相杨国忠,逼令杨贵妃自尽。而操纵这场政变的是宦官高力士,这仍然是内廷与外朝斗争的继续。


    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第九至十一章就是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展开的。安史的老巢是范阳节度使,第九章主要对范阳节度使的设立,以及它所要防备的奚、契丹(所谓“两番”)的情况作了说明。第十章讨论了安史之乱发生的背景及其过程,在背景分析中,特别指出了安史乱前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府兵制破坏后边境屯驻重兵而内地却缺乏足够的力量对它进行牵制和平衡。马嵬兵变后,玄宗逃到了剑南(今四川),时为太子的肃宗则剩机脱离玄宗的控制,北上灵武(今宁夏境内)即位称帝。肃宗在位期间虽然没有能彻底平定安史之乱,但毕竟收复了两京(长安和洛阳),并将其父玄宗接回长安,予以严密监控。在肃宗病死前夕,唐玄宗也突然死去。黄先生认为这是肃宗所任用的宦官李辅国因担心肃宗病死,作为太上皇的玄宗可能会复辟而将玄宗杀死的。肃宗死后,李辅国杀死肃宗皇后张氏,迎立太子即位,是为代宗。代宗则利用宦官程元振杀死了跋扈的李辅国,内朝由宦官鱼朝恩所控制;后代宗又利用宰相元载的力量,除去了鱼朝恩。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外朝宰臣与内廷宦官之争”。除去鱼朝恩之后,“自此大权完全归皇帝所掌握,中枢政局出现了短期的稳定”(第369页)。
    代宗死后,德宗即位。他采取的第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施行两税法。在作者看来,两税法的政治意义就是限制地方的财权,因为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了(见第十二章)。同时,德宗还开始用兵藩镇,打击对中央跋扈的控制着河北的原安史旧部,以及山南东道和淮西。当战事陷入胶着时,中央调动驻守于关中的泾原之师前往援助;不料这批奉调的军人在途经长安时,竟然因犒劳不如意而发动了兵变,史称“泾师之变”。中央不得不将前线的部队调回关中平定叛乱,从而“提前”结束了对跋扈藩镇的攻讨。原本在前线作战的朔方军统帅李怀光得知关中兵变、德宗被迫出逃的消息后,马上回师救驾。就是这位扈驾有功的李怀光,不久自己却又起而反叛。黄先生对这两起事件作了分析,特别是围绕神策军的成立及其作用,指出李怀光之变是中央直属部队神策军的统帅李晟排挤、打压地方部队的结果(见第十三章)。这些内容,仍然可以被视作对安史之乱研究的继续。


    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史,本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顺宗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发生的所谓“永贞革新”(第十四章),以及宪宗之死(第十五章)。关于永贞革新的问题,主要针对学界一度流行的看法,如士庶之争、反藩镇反宦官等,进行了驳难。宪宗死于宫廷政变,而政变的主谋就是登上帝位的穆宗。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的把握,当然这种把握和认识未必准确,所作的归纳和总结也未必妥当。我认为黄先生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推进,比如将陈寅恪提出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修正为“李武政权”,就非常有道理,是可以信从的。再如对神策军的分析,指出“由于对朔方军等地方势力不够信任,需要另行组建中央直属的嫡系部队”(第418页),就揭示了神策军设置的政治本质。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李怀光之变,而且对我们认识唐后期的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有重要意义。类似研究,可谓精义纷呈。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黄先生研究政治史的一些特点。


    首先,他十分重视对历史真相的抉发。比如,对玄武门之变的过程、对武则天在高宗与顾命大臣之争中的作用、对韦后及杨贵妃在当日政治中的地位、对马嵬之变的主谋、对李怀光之变原因,等等,都无一不是对真相的探寻。一些章节的题目更是直接点出了“真相”、“揭秘”、“真实面貌”、“本来面目”、“之迷”等。只有在弄清具体事件的真相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寻求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果和意义。


    其次,他对政治史的分析,主要是从统治集团内部(或上层统治者)的矛盾斗争着手的。北齐内部的文武之争、唐初李世民与其父及其兄的斗争、高宗与顾命大臣之争,武则天控制政权后形成的“李武政权”、唐玄宗时期的内廷和外朝之争、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与肃宗之争、安史之乱前夕西北和东北两个军事集团之争、李怀光之变中的中央部队与地方部队之争,等等。这也是传统政治史分析的主要方法。发现了这些矛盾斗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时出现的种种政治现象。当然,作为后学者,我们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拓宽视野,因为这种内部斗争虽然是古代政治史的主要内容,但却未必是古代政治史发展最重要乃至惟一的线索。我们应当努力挖掘政治斗争与当时整个社会状况的有机联系,致力于从多种角度、在多个层面上发现更多的理解历史发展演变的线索,以期于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政治史。


    第三,由于黄先生在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所以在对一些不同记载进行辨析时,多能从版本流传方面校正记载的岐误。比如对《北齐书·恩倖传》“生民免夫被发左衽”一句中“免夫”应作“厄夫”的辨析(第49—50页);再如利用版本、文献的学问对《辛公平上仙》所作的分析(第469—472页),都十分精彩。
    第四,通观全书,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都有明确的针对性,或者是针对旧史的记载和认识,或者是针对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论述甚至主要是以驳难为中心来展开的。这在目前的学术界是较为少见的。这样的写法,能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学术史的脉胳,但有时又容易让人只记住了驳难,而忽视了驳难之后的立论。


    本书是在若干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撰成的。将原来属于单篇论文汇入一部有内在联系的著作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第一章“北齐政治斗争的真相”,作者认为北齐的政治斗争不是民族矛盾,而是文人与武人之争。作为单篇论文,这是很有新意的见解。但是,第二章又谈到了西魏、北周文化落后于东魏、北齐,随之又特别指出了落后一方消灭先进一方是历史上很正常的现象。我们知道,在文明者与野蛮者的对峙中,并非文明者必然要被野蛮者所消灭,因此,这仍然无法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是北周灭了北齐而不是相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之间就失去了桥梁;换言之,第一章在本书中就失去了意义。有的章节所讨论的问题,与政治史虽有关,但却并不密切,似乎不必收入本书,比如第三章“府兵的兴衰”。陈寅恪分析府兵的分布(大多数折冲府设于关中),是为了说明“关中本位政策”;黄先生此处的辨析则是府兵制度本身。类似的情况还有第十二章“两税法的实施”,其中对许多细节的辨析都十分精彩,但多系税法本身。与此相关,全书重在于“点”的辨析,而发展线索则时断时续。照陈寅恪的理解,直到武则天控制政权之前,始终是“关陇集团”在控制着政局。黄先生提出该集团在唐初已消失,则唐初的政治发展线索就变为:高祖时主要是高祖、太子与李世民的矛盾,高宗时主要是高宗与顾命大臣之间的矛盾,那么太宗时期的政治与前后这两个时期的政治如何衔接?从武则天控制政权到唐玄宗上台,是“李武政权”;玄宗、肃宗、代宗时期主要是内外朝的矛盾,而对随后的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即从公元780到826年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史,黄先生只讨论了两税法、泾师之变、李怀光之变、永贞革新、宪宗之死这几个事件,但这几个事件之间似乎缺乏有机联系,还不能连成政治史发展的完整线索。


    在古代史书中,有关政治史的记载最为丰富、集中而详瞻。这对研究者来说,既有利又有弊。利是收集史料较为容易,弊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史涉及当时政治参与者的利益和形象,相关记载最容易为人所篡改甚至伪造,所以辨析史料的可靠程度就比研究其它专题更为重要——黄先生对此非常重视,比如,李唐在建国过程中,李渊的作用超过了李世民,但在李世民通过政变夺得帝位后,在史书编纂中,有意识地抬高他自己在李唐建国中的作用。黄先生认为关于此事最可信据的记载是《大唐创业起居注》(见第四章)。再如在代宗即位的问题上,他认为《肃宗实录》(《资治通鉴考异》引)不如《旧唐书》中的“张皇后传”、“代宗纪”可信(第365—366页)等。二是不好把握叙述的程度。史书的记载既然已经比较详明,那么我们在研究论著中就要注意尽量减少对过程的叙述。就本书而言,史料征引繁富,但大段大段乃至整页整页征引史料的情况较多,似嫌过于详细。比如出现“二圣”格局后武则天的政治举措,几乎全引史书(第179—180页);再如在谈到范阳节度使的作用时,连续征引史料达两页之多(第302—304页)。因为本书毕竟不是教科书,不必事事详其过程,即使要对过程进行分析,也可边叙述边分析,只需注明这一叙述所依据的史料即可。


    对一些具体问题,我对黄先生的分析仍有保留。比如“关陇集团”,黄先生认为它在隋初开始解体、唐初已消失,并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用籍贯和文武合一这两项标准逐一进行了排查(参第二章第五、六节)。我认为这一分析方法欠妥当。首先,在古代政治史上,对政局的实际控制力,并不主要是由人数多少来决定的,而某个人物的政治影响力,也不完全是由其官位决定的。其次,“关陇集团”的意义,是揭示了一个割据于一地的政权在统一全国后,本应全国化,而控制政权的人却不愿“开放”政权,仍然想继续由该地区的人垄断政权。因此,陈寅恪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虽然使用了“文武合一”这样的定语,但我们在理解这一问题时,对此应作修正,应该认识到这一概念的核心价值是地域性,而不是它的文化性。黄先生根据某人并不是文武合一,即使他是关陇人,也将其排除出关陇集团之外,是不妥的。用这样的方法来论证,还难以服人。再如,对李林甫的长期任相,黄先生从内外朝的关系来解释,我则认为这是唐玄宗竭力防范太子所致,而将玄、肃、代三朝政治史的主线归纳为内外朝的斗争,似乎也将当时的政治简单化了。


    从总体上说,黄先生对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有许多新见,这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多有益处。但本书重点在于对具体政治事件的考辨,而对政治史演变线索的勾勒和系统解说似有所欠缺。这可能是因本书系据专题论文改写所致。当然,就政治史研究而言,作为后学,我们也应当反思这种着重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研究角度,应当反思对单一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抉发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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