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6月07日

    王曾瑜:空头主编与南郭先生合作的等外品——评《中国通史》彩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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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在《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5日《主编瘾和广告热》一文中断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龄段的治史者的学力而论,任何人也不具备对自先秦到清的古史进行贯通的实力,他们怎么能够胜任大部头古代通史、专史等的主编?”这个论断对史学内行而言,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年龄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学问荒疏十年多,其学力自然有限。笔者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为提醒外行,特别是媒体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当,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实不符的虚假广告而已。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图版《中国通史》,其上署名为“白寿彝总顾问,戴逸、龚书铎主编,中国史学会编”。对于两位主编,素无一面之交,但对两位的学问,还是有所耳闻,知道他们并无对全书进行质量把关的学力。于是就费力地寻找,到底谁是握笔者,找了多时,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测,是否列名文字编辑的八位即是握笔者。既然寻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顺手翻阅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个字,太不像话。记得笔者曾为某先生私下评论四句话:“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气力,四不愿负责任。”笔者至此才意识到,两位主编显然也与此先生同流,以空头主编为乐。


    时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参加对此书提意见的中年学者向我叙述了情况。据他们说,其实就是一位主编所在单位的人民大学也全然不知此书出版的经过,只知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全未经过史学训练者,将今存的各种通史之类胡乱传抄,拼凑成书。但他们的一致看法是此书岂止错误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来此书是空头主编和南郭先生辈合作之结晶。


    现在借到手头的,是此书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个醒目的新荣誉:“本书最新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在动手撰写文章时,才对此书大略地翻阅了一遍。
    此书画了不少人物画,但作画者显然没有各个时代的服装、兵器之类颇有不同的史学常识,不管哪个时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饰。此书第1卷233页题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还有其旁的画,无疑是依据《三国演义》的。《後汉书》卷82,《三国志》卷29《华佗传》均不载此事,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确有他“刮骨去毒”的记载,但并无医生姓名。《三国演义》将两事捏合,固然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


    第2卷第10页的“蜀汉桓侯张飞像”,又是仿照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形象而画,黑脸虬髯,脚踏马镫,跃乌骓马,手挺丈八蛇矛,给人一种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国志》卷36《关羽传》和《张飞传》只是说关羽“美鬚髯”。至于关羽红脸、卧蚕眉、丹凤眼,张飞黑脸、豹头环眼、燕颔虎鬚之类,又属后世小说家流的艺术虚构。作画者显然不知三国时至少还未发明马镫。至于丈八蛇矛、青龙偃月刀之类兵刃, 也是后世小说家按元明时代的冷兵器杜撰者。从考古实物看来,商周时代的青铜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铁兵器反而容易朽烂。史称张飞在当阳“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挡住曹操追兵。依东汉孝堂山画像石和沂南画像石中的矛的形制,与商周时的矛相近,应非蛇矛。传世最早的兵器图已晚至北宋的《武经总要》,也不见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种“掩月刀”,应是后世所谓“偃月刀”的鼻祖。史称岳飞当小军官时,曾“持丈八铁枪”刺死金将黑风大王,但也无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称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许还是宋代部份。第3卷第26页有一标题称“儒将曹彬”,这是笔者闻所未闻的新发明,然而查遍《宋史》卷258《曹彬传》,也未见有他喜读儒经的记录,“儒”字又从何而来?


    第30页特别记载了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作为信史,介绍给读者。其实,已故前辈学者余嘉锡和聂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证。杨家将的传世史料十分有限。杨业是一员勇将,但地位只相当于今一个战区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讹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岁出征的离奇故事。人类史上至今还未出现过百岁老将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记录。杨业之子有杨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装神弄鬼,捏造传说中的道教皇帝赵玄朗是自己祖先,杨延朗不得不避御讳,改名延昭,这还是杨业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杨延昭的儿子就是杨文广,其妻慕容氏。历史上本无杨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没有荒诞离奇天门阵。


    第37页上有“宋代开始恩荫制度”,其中说恩荫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问一下两位主编先生,依你们的学识,历史上的恩荫制度应始于何时?


    第93页上有“梁红玉的传说”,书中还特意为所谓“梁红玉”画像。其中一位主编的老师,也是笔者的先师邓广铭先生早已考证,韩世忠妻梁氏史书无名,红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编读过老师的韩世忠年谱否?你们倒不妨以邓先生的考证对照一下大作中的“传说”,又合了多少史实?


    第94至97页是的岳飞事迹,也多半是传说,什么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剧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简单举例,说明此书往往将传说误作历史,甚至连传说也无据,如曹彬是儒将之类,实为信口雌黄。传说与历史必须严格区分,不过是现代史学的启蒙常识。可知作者并未踏入现代史学的门槛,却大胆地任意创作,信口胡诌,误导读者。故称之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辈,应非冤枉。当然,如要追究责任,又非两位名人主编莫属,出此等作品,难道不感觉羞耻?


    一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林甘泉先生相遇,谈及此书。林甘泉先生当时已被人盛情邀请,为主持此书修改的主任之类,他自然关心此事,后又与笔者通了电话交谈时没有录音,如今大致可将笔者的谈话整理为以下几点:


    第一,《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书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低劣产品。说得文雅一点是未入流,说得粗野一点是在穿开裆裤水平之下。既是两位“名教授”主编,不能不成为中国大陆史学界的丑闻。


    第二,此书动用了堂堂中国史学会的名义。中国史学会是不是主编开的店铺?结果当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国史学会的丑闻。


    第三,中国图书奖的评委们是吃乾饭的吗?既然评上此书,自然又成堂堂中国图书奖的丑闻,三重出丑。


    第四,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主编身为党员,该不该公开做个象样的检讨?


    方今史学界的歪风邪气固然不少,但笔者思考再三,最坏莫过于趋炎附势风、空头主编风、拼抢名位风、剽窃风等,而趋炎附势风又势必占据首位。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中,本来应被人们嗤之以鼻,而视同弃物者,反而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为之吹喇叭,不惜动员和组织人力修补,为之抬轿子,聊以遮丑。人们不禁会问,此类咄咄怪事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此类偶然性的丑闻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盖空头主编风与趋炎附势风相得益彰耳!这正是当前史学界学术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的一面镜子。


    古代尽管是等级制社会,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强调以“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律己。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新社会,当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对人民即使能够做到上交谄,倒不是坏事,可惜在许多事物过份权势化的现实中,往往把马克思规范的新的伦理关系颠倒过来。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陈寅恪那样知识分子,十分看重“清高”两字。然而似乎是与时俱进,“清高”两字在现代史学界中简直就很难占据应有的地位,唯势利是视,唯实惠是捞,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


    风气所开,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不仅在传媒上出尽风头,将来也无疑会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铺陈浓墨重彩的一页。但笔者亦愿借此机会向这位主编提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何谓盛世,盛世应有哪些标准?治史积年,总不至于连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负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结果,还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别给笔者打来长途电话,劝我一定要尽力而为,关注随便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我听后确实十分感动,就在2003年6月1日《文汇报》上写了篇《编纂〈清史〉的两点刍议》,善言规劝一位主编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请来一批台湾专家,共商大计,给他们每人一间五星级宾馆的高档消费。台湾同行的财富当然非大陆可比,但他们却发表看法,认为接待过份奢华,他们出外,住三星级饭店已经足够。当然,谁也不可能否认,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国民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但中国仍然是穷国,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当不易,甚至艰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应当如此阔绰地、大手大脚地挥霍民脂民膏。面对全社会大部分生活不宽裕的人们,你们难道就不亏心吗?这难道就是共产党员为世人树立的榜样?《北京晨报》2003年10月28日载,一位清华大学学生王红球连续三年,用各种方式资助湘西贫困学生升高中。当地一个女孩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爱的书包”。我倒要奉劝这位主编大人,去读一下这份报道,对照自己,不知当如何感想?


    随着世风日下,人们做坏事愈来愈多,愈来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产生另一个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就是人们的脸皮愈来愈厚,说得文雅一点,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过去羞于启齿的话,现在变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过去羞于动作的事,现在变得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了。据若干参加此书修改讨论会的中年学者说,一位主编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面对一批后辈,仍然是居高临下,面无愧色。也许在一种意义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钱者,犹如资本家雇了一批佣工,为我修改,就是天经地义。但学界毕竟还是学界。笔者曾自问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编此书,只怕还是在一年半载之间,就羞于见人了。


    据说,一位主编尽管个人的专著甚少,而由他主编的书竟然这一百数十部,这倒可能开创空头主编的世界吉尼斯记录。前面说到榜样,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主编又为后辈学者树立了什么榜样?是不劳而获的榜样(记得笔者在中学上政治课,其中的重要教导就是不劳而获可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是当空头主编,就有理由对质量不负责任的榜样?是窃取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在世上招摇撞骗的榜样?此种榜样难道就应当在学界代代相传,而发扬光大?


    最后还不妨提一件旧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师,当然也是一位主编的老师张政烺先生,与这位主编同去山东,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张先生当然以学识渊博、治史严谨著称,内行人无不钦敬。这位主编在那里发表演讲,虽是口才极佳,纵论上下数年史,却是谬误接连不断。张先生向来极少臧否人物,但这次却因他不懂装懂,忍不住发表评论:“此人没有学问。光从他对研究生的选题看,叫人家做《四库全书》,他自己读完《四库全书》没有?自己没有读完,怎么指导别人?”笔者听到老师的评论,也不免发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学问之大,再高明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可称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如果不知而强以为知,或不免沦为骗子。”


    按照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这位主编得知老师的批评,不知是否会有几分汗颜?针对我提出公开检讨的问题,有人说,所谓自我批评,不过是说说而已,生活中又见到几人能做诚恳的自我检讨。我说,此断言不必下得过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产党员是怎么履践本党的宗旨和作风,挽回给史学界、中国史学会和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后记: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1辑,但被删去了关于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内容。分明是学术垃圾,却加之以中国史学会编和荣获中国图书奖的金色包装,也足见目前的学术腐败进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将一些带头搞学术腐败的人尊为太师爷,由他们引导“时代的新潮流”,中华学术又将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这个头,是非曲直,应有公论。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编提出惊世骇俗的一大发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为“一位主编接过古代文人的所谓‘盛世修史’”。据本人查阅一些古籍电脑软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处,却无一处“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编之专利,此处改动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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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九生:评《中国通史(彩图版)》——兼评戴逸教授对王曾瑜研究员批评的回应

    时间:2005年8月23日 作者:刘九生 来源:学术批评网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



    一、浮光



    王曾瑜对《中国通史(彩图版)》的相关批评,冒天下之大不韪,点破了皇帝的新衣,伤了一个文摊的心,太岁头上动土了,犯忌了,戴逸生气了,上场了,表态了,失态了,发号施令了,翻没底筋斗了,蹦极了,回归原地了,遍体鳞伤了,感觉好极了,目的达到了,大获全胜了,下去了,悲喜剧落幕了,一切如故了,荒诞,荒诞,平常,平常。



    二、愿意



    “只是挂个空头主编”,如同未庄村民之看待阔人名人的一言一行,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中,可是地位和身份的证明,非同寻常的荣耀事情。事情的奥妙在只管干,不能说。要说,自己无所顾忌,言之在先,道尽原委,无伤大雅,更显高风亮节,发挥名人效应。要是让别人说出来,尤其把自己本来就有意识隐瞒,讳莫如深,难以告人的那些事情亮出来,则关乎面子,事情严重了。



    直面人生,王曾瑜认为:“戴逸、龚书铎在主编《中国通史(彩图版)》时,只是挂个空头主编,而全书是出版社临时找了一些南郭先生,将今存的各种通史胡乱传抄而成。”显而易见,戴逸面临尴尬,犯难的事情,一件接一件,不单单“只是挂个空头主编”。“空头主编”当了,大奖颁了,版权卖了,名利双收了,事情被人亮底了,欺世盗名了,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怎样辩解,才能一一摆脱尴尬,挽回面子?



    死要面子活受罪,强打精神来演戏,纸包火,大手笔,戴逸索性来了个包到底:我愿意。戴逸表示:“当时我所以接受中国历史学会给我的任务,愿意担任此书的主编是因为想做一点历史普及工作,使青少年更多了解历史知识,更加热爱祖国,决不是图名图利。参加编写此书的同志们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显而易见,戴逸反驳同样取得了好成绩,只因我愿意,于是乎主观代替客观了,动机代替效果了, “此书的主编”代替 “空头主编”了,做了很大努力的“同志们”代替 “临时”找写手的出版社及其“胡乱传抄”的“南郭先生”了,“很好的成绩”代替 “等外品”与“学术垃圾” 了。



    我愿意,谁管得着,吃体制饭,烧国家钱,交自己朋友,练摊,掏纳税人(购书人,读书人)腰包,交自己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江湖义气要继承,要发扬。我愿意,老骥伏枥,把“只是挂个空头主编”当作神圣“任务”去“接受”,自有高尚的目的,“决不是图名图利”,反正信不信由你,要说信你不容易,事已至此,还能这样吞云吐雾,说狼说老虎,诚信可嘉得很。



    鄙人本系戴逸的追星一族。1994年,赴京采访名人,名人之一是戴逸,想把戴逸作为道德文章典范,贡献给中学历史教师和学生(电话中,因忙还是病而未能采访,今已不复记)。十年浩劫,终不为四人帮之流威胁利诱所动,力所能及,坚守学术本位,能如戴逸者,应该说廖若晨星。跟那些难免奴颜媚骨,投靠惟恐不及,事后标榜“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诸位英雄,自然泾渭分明。一本《履霜集》,使人钦佩,令人着迷。那文体,几可上追黎澍,媲美陈旭麓。一次,逛西安东六路“二渠道”书店,阴暗角落,发现了《中国通史(彩图版)》,试着试,摇了摇,这个万花筒,粗陋,笨重。纵然,“戴逸”尊姓大名,威势赫,抢占眼球,甚而上海人民版多卷本《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老人家也被印成了“总顾问”,凭多年逛书店经验,宁肯相信这是一本来路不正的货。只因鄙人碍于面子,顾虑重重,缺乏王曾瑜式胆气,才没有把自己观感,告诉给老板。老板不特进违法书而且万一参与了做假,可不是小事啊。杞人忧天,当时倒愿意把自己这一重大发现报告心中偶像,请他赶紧发表严正声明,或者干脆通过法律,起诉。幸乎不幸乎,愿意终归是愿意,深藏心里。既然,连“中国(历)史学会”都如此而为,连戴逸都如此而为,什么建立学术规范,什么清除学术腐败,都还有什么希望。



    三、失衡



    宏大叙事台风过处,中国仿造史学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地方,一片小小瓦砾场。哦,原来是《中国通史(彩图版)》。



    大而化之,空疏,虚妄,不肯扎扎实实,一点一滴,自做功夫。《中国通史(彩图版)》这做派,试借毛老人家在那遥远的延安窑洞中,颇为欣赏的一副古典名联来形容,还是那么鲜活,舒舒服服,没有冤枉,自应无恨,即: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中国通史(彩图版)》断经不起细检。王曾瑜认为有“七处硬伤”,小荷才露尖尖角。吾人自应从克服宏大叙事流弊的角度去反省。



    不思量,自难忘。戴逸跟宏大叙事本有不解之缘,偏偏不反省,还要硬碰硬,对着干。结果,力不从心,大失水准。“七处硬伤”没抚平,反把愿望的翅膀碰断了,一头雾水,人仰马翻,栽进了他为之歌功颂德的“同志们”预先为他掘好的宏大叙事泥潭。



    下面,试以戴逸之序,引两造原话,一一比照。



    (1)王曾瑜认为:张飞像中的丈八蛇矛无从考证,是画不出来的。戴逸反驳:作为通俗历史读物,考证张飞兵器何样并无必要。按:王曾瑜批评整个看来未必精当,戴逸反驳把问题从根本上掐死了。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载,张飞于当阳之长阪,将二十骑,据水断桥,“嗔目横矛”。矛之长短大小,确乎史无明文。



    东汉一尺,约合今23.1厘米。设张飞所持矛,真为“丈八蛇矛”,则合今4.158米。有这样长的矛吗?东汉的矛实际究竟“何样”?能否“考证”出来?有无考证的“必要”?



    兵器非同历史学家手中笔。兵器“何样”,涉及攻防能力,效率,关乎科学技术水平。“考证”功夫,自己不愿做或做不了,无妨。只要睁了眼看,将人家成果汲取就是了。免了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有何不好?



    考古学家和军事史家一致告诉我们:矛是古代军队中大量装备和使用时间最长的冷兵器之一。火器出现后,矛仍是军中必备的冷兵器,一直与火器并用至清代后期。矛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是晚近的事情。《黄河大合唱》“扛起了大刀长矛”,不是历史写照吗?



    依《周礼·考工记·庐人》,标准矛长,步兵的酋矛长2丈(周一尺约合今23.1厘米,2长相当今4.62米),车兵用的夷矛长2丈4尺(相当今5.544米)。考古发掘长沙出土春秋晚期积竹长矜(矛柄),2.97米。湖北随县(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战国早期矛,全长4.35米。秦俑所持矛,质料几乎清一色为青铜。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两汉时骑兵日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出现专供骑兵使用的长矛,称为“矛肖”。依东汉刘熙《释名》:“矛长丈八曰矛肖,马上所持”。说明东汉骑兵确乎配备有“丈八蛇矛”。人家“考证”出来,矛的历史轮廓,大体如此。



    (2)王曾瑜认为:未见曹彬有熟读儒经之记录,不能称儒将。戴逸反驳:说曹彬是儒将并非因其熟读儒经,而是其品德佳,反对屠城。按:戴逸反驳无理据,乃想当然之辞。



    《汉语大字典》:儒:引《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又引徐注“人之柔者曰儒,因以为学人之称。”



    《词源》:儒将:有学者风度的将帅。《全唐诗》五五九薛能《清河泛舟》:“儒将不须誇郄縠,未闻诗句解风流。” 郄縠《左传》作卻[却] 縠,春秋时晋国元帅,说礼乐而敦诗书。见僖[公]二十七年。



    《现代汉语词典》:儒:指儒家;旧时指读书人。儒将:有读书人风度的将帅。



    《汉语大词典》:儒:术士,周、秦、两汉用以称某些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家;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亦泛指读书人。儒将:有学识、风度儒雅的将帅。引证古典如薛能《清河泛舟》;引证今典,如阿英《戎行兼言艺文事》:“陈毅同志是一员‘儒将’,能征善战又精通文墨。”



    《辞海》:儒将:指有儒者风度或文官出身的将帅。引证古典如薛能《清河泛舟》。



    (3)王曾瑜认为:恩萌制度并非始于宋真宗。戴逸反驳:至于恩萌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萌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按:王曾瑜明言 “宋真宗”,戴逸拿“北宋初”来反驳,显然无效。



    北宋王朝,960年建立,1127年灭亡。宋真宗,北宋第三个皇帝,997~1022年在位。“北宋初”无论怎样划分,显然都跟“宋真宗”在位时间不等值。



    戴逸质问王曾瑜: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显然是抬杠。



    戴逸所称《历史大辞典》,当为《中国历史大辞典》。戴逸反驳王曾瑜,扯出了王曾瑜跟此书的关系。没有看过此书的人,可能以为戴逸说的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翻检此书之“编纂委员会”,不但可见“王曾瑜”,而且首先可见“戴逸”。“戴逸”见诸“编辑委员”中。“王曾瑜”见诸“宋史卷编纂委员会”中。戴逸丝毫都没有涉及他自己,他这样“写”:“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学术垃圾’的帽子?”曲折伸缩,极尽文字游戏之能事。戴逸可能“意识到”,“写”是可以乘机利用的杠子,抬起来,推倒王曾瑜批评。要达此目的,无异要在“编委”,“写”,“王曾瑜”,“恩萌制度” 各项之间,构造起一个全等式。“宋史卷编纂委员会”计8人。即令“恩萌制度”为王曾瑜所写,王曾瑜要对“始于北宋初”负全责,无权改变以前观点,就应当“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如此质问,恐怕应该由戴逸自己来回答。另外,《中国通史(彩图版)》跟《中国历史大辞典》能否相提并论?有没有可比性?诸如此类的问题,戴逸“写”时,“意识到”了还是忘了顾及?



    《中国历史大辞典》上下两册,凡10 967 000字,享誉海内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品。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到2000年印行第一版,走过了20多年漫长而切实的路。其中,在各分卷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出版社历时三年,才完成整个汇编本的编纂工作。光明正大,文穷而后工,人家才敢这样讲话:我们相信,他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和指正,逐步地减见瑕疵,趋于完善。见林又见木,一切都在不言中。



    (4)王曾瑜认为: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是小说家的巧妙,却非历史。(5)王曾瑜认为:杨宗保与穆桂英喜结良缘,破天门阵,绝无此事。戴逸将(4)和(5)合起来,一并反驳:书中写了一些民间传说,如华佗为关公刮骨疗毒,穆桂英和杨宗保破天门阵等等,这些都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写一部历史普及读物,不能完全绕开不提,通俗读物应该和民间传说相衔接。全书或标明是“传说”,“故事”或用黄色框架,将它和真实历史分开。按:王曾瑜所言洵以非虚,戴逸反驳等于自说自话。



    早在1930年,陈寅恪不朽之作:《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已昭告世人: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颇採小说故事以补之”,并试图从比较语言学角度证明,“华佗”之称,来自印度神话故事中的“药神”。



    医学史家告诉我们:史籍关于华佗开腹手术疗法,凡两例。陈寿所记为第一例,裴松之注文所引《华佗别传》为第二例。粗看两例虽然均言“破腹”,但第一例并未详细介绍疾病性质与定位,因此不能排除所施手术为腹部皮下脂肪瘤、纤维瘤切除术(未进入腹腔)的可能性。第二例明言脾脏腐坏、以刀断之,则肯定是腹腔内手术,但如此更能说明华佗神技的病例却未被陈寿《三国志》引述,说明《华佗别传》中难免已经包含了想象发挥的成分。复杂的内脏切除手术,不仅仅需要一定的麻醉技术,而且还必须具有相当水平的解剖知识、止血技术、灭菌措施、输血与抗休克保证、手术器械等条件。所有这些,似乎不是由某一个杰出人物在短短的一生中就能够实现的,而是需要在相当长的手术疗法实践中逐步积累才可能达到的。就整个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看,这些要素恰恰是最薄弱的部分。在华佗以前的医学史料中,实难找到此类复杂手术的知识积累;其后亦只能看到“金疮(矛箭所伤)肠断”吻合手术的记载,而且明确指出:“肠一头见者,不可连也”;只有“肠两头见者”,才可“连续”,并推入腹腔。说明没有打开腹腔寻找另一断头的能力。因而许多医史著作所强调的,亦主要是在华佗创制内服麻沸散的麻醉技术与应用手术疗法这一点上。“麻沸散”早已失传,一般认为可能是由麻贲、莨菪子、乌头等对神经系统具影响作用...
  •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