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5月31日

    孫隆基:公元一千年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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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另有刪節本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5年四月號)

      我在千年之交曾於本刊上發表一篇「應景」文章〈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總64號,2001年4月),長篇則放在網上雜誌《世紀中國》。當時受時限拘束,只能說個粗枝大葉,細節有待落實,如今以公元1000年作起步點。縱使開了個頭,千年史計劃過於龐大,不知有生之年能否完成?有鑒於網上長篇已在國內引起讀者回應,因此把「公元一千年」的提綱先行發表,希望能再起拋磚引玉之效。

      2001年之文也沒把方法學交待清楚。當時採取多元的解釋結構,其中資本主義的萌芽是一條主線。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經濟決定論已經式微,甚至整個「宏大敘事」的學統都受到詬病。千年史計劃有從方法學上加以整頓的必要。

    一 從事「大歷史」的幾個根本問題

      中國儒家的史觀從歷史中汲取道德教訓,零碎的史實因能「資治」而被提升至普遍原理的高度。中國人對史學的高度評價也與「易」的宇宙觀有關:法則性和不變性兩者間非但沒劃上等號,反認為法則性見於變易之中。西方思想對法則性的追求卻是走了帕曼尼底斯和柏拉圖路線,把它和不變性和永恒性等同,待希臘哲學演變為近代西方的知識論,則變成對超脫特殊時空的「共相」的追求,因此,零碎的史實如何具有「知識」資格被問題化。早期的亞理士多德和笛卡兒的反歷史觀點且不說,自從19世紀以來,由於實證主義的興起,一直都有把歷史臣屬於自然科學的嘗試。它造成對超脫特定時空的法則性的追求,亦即是把歷史事件當作「非本質」的特例,用來論證一些普遍原理。

      可想而知,歷史學者對這類嘗試不具好感,他們會認為自己的身份不致如此低微,是只替歷史哲學甚或社會科學提供原料。然而,只關注獨特事件的歷史學者會淪於偏窄。其實,任何解釋都必含「共相」,否則連把這些史實的意義傳達給第二者都發生問題。這個偏窄性是今日專業主義的通病,固不限於歷史學,但後者是研究「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其偏窄性會更趨嚴重。

      另一方面,探索歷史法則性的嘗試也有其自身的問題。今日已無人服膺19世紀式用一個動因──辯證法、階級鬥爭、物競天擇、生命衝力──來解釋歷史全程的做法。甚至如20世紀上葉湯因比、史賓格勒的文明學思維也只能當作失敗的教訓。他們固然能照顧到歷史的特殊相,但對「法則性」的理解是同一類事件在不同的文明裏的重復出現,讓歷史學家也像科學家般有預測能力。

      我在美國講授歷史哲學的課程,曾舉例說明在歷史解釋裏的因果律是怎麼一回事:1605年,英國的天主教徒陰謀用炸藥炸毀國會、行刺國王,萬一成事,我們該用怎樣的因果關係去解釋這個事件?我把這個因果律公式化如下:

    C1+C2+C3+CN.....= E

    在這裏,C1是"火柴"、C2是"火藥"、C3是"天主教徒對英國國教的仇恨",物理學家會選擇第一因、化學家會選擇第二因,歷史學家則會選擇第三因。問題在於:用一根火柴點燃火藥,在任何時空裏都會引起爆炸,如果不是歷史學家、新聞記者、刑事警察,不會講究它發生的特定時空。對歷史學家來說1605年的英國是其關注的全部。從純假想的角度出發,只需把「1605年的英國」這個條件複製,也可以建立準確的預測性。但如此對待歷史,無疑犯了「無情的謬誤」(apathetic fallacy),蓋吾人對待歷史好比是閱父母傳記或對愛人的回憶,只有唯一的才有意義。美國黑人懷念他們的領袖金恩博士,閱讀其生平,如把金恩博士複製二十八個,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因此,把歷史事件納入普遍性的因果律框架,只是為了解釋獨一無二的過去,並非在多個時空裏預測未來。

      湯因比、史賓格勒等人的毛病正是混淆了「年代學」和「邏輯的前後性」。後者是設定不論任何時地「因」必先於「果」的預測性格式。前者指某一個特定時空的事件繼起於另一事件之後,它可以包含前因後果,也可以只是編年敘事。正因為這個混淆,史賓格勒認為古典文化的亞歷山大在西方文化裏的對應物就是拿破侖、克倫威爾則是西方文化裏的謨罕默德,而湯因比慨歎六千年的文明史過短、能令他掌握的文明只有二十一個,他發現的法則性有待標本的累增方能全面確立。即使一個國會炸藥案,其因果關係已經是千頭萬緒,乃一個獨特的複合體。湯、史等人卻以整個文明為單位,去尋找同步調的法則性,那基本上是對因果律和預測性的誤解。

      我的千年史計劃反其道而行,把「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提升為「本質性」,而不是將其淪為某項普遍性法則的「例子」。但我的嘗試並非羅列一系列孤立事件,而是讓「在時空裏只發生一次的獨特事件」呈現出普遍性。「普遍性」只是一個用語,並非指不受任何時空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保證,是連愛因斯坦都不敢開的。本文設定的時段限制是近一千年、空間限制是新大陸還未登場前的全球,本文羅列的史實因參與這個「全球千年史體系」而獲得普遍性意義。

      作為起端的公元1000年只是耶穌紀元的一個整數,如根據回曆,這個點不該是公元1000年,而今日也非第三個千年之始。然則,公元1000年有何特別?四年前,我因紀念千禧年才圍繞這個點做文章,發現它像很多條水流匯聚成的一個漩渦,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起清晰可辨的漣漪泡沫。這樣的漩渦在歷史上會偶爾出現1。一位有數學素養的學者建議我應用「渾沌學說」,他提出了歷史長河的比喻。但目前來說,這頂多是一項比喻。現在讓我們由西到東環球地考察公元1000年。

    二 千年之交:歐洲列國的誕生

       按照一般教科書,西羅馬亡於476年,此後即進入黑暗時代,也是中世紀的濫觴。其實,法蘭克族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與羅馬教廷合作,在800年左右還想恢復「羅馬帝國」。他的卡洛林王朝一統江山瓦解後,今日歐洲的列國才出現。

      查理曼的孫子去世後,帝國分裂為三,東部即後來的日爾曼。在查理曼時代,它還是異教徒地域,查理曼的多次征伐,就是為了把當地的薩克遜族納入基督教會的版圖。很反諷地,在962年,卻是薩克遜王朝的奧圖大帝(Otto the Great)即「神聖羅馬皇帝」位,取代查理曼後裔在東法蘭克地方的統治,為今日的德國之始。公元987年,巴黎伯爵、也是奧圖的妹夫休卡佩(Hugh Capet)被西法蘭克地方的王公們公舉為法蘭西國王,取代該地查理曼後裔的王位,為法國之濫觴。

      早在公元9世紀中期,卡洛林王朝已無法保衛西歐海岸免於北歐的異教徒維京人的侵略。在911年,西法蘭克的國王曾采以夷制夷措施,把諾曼第半島割讓給一位維京人首領,利用他去防衛疆土。他的後代逐漸壯大,在1066年,這些已經基督教化的「諾曼人」征服了英國,奠下今日英國的基礎。

      伊比利亞半島在公元8世紀被回教徒征服,成為大食帝國的一部分,當時沒人預料它會成為歐洲文化的一員。但後來大食帝國內部改朝換代,導致巴格達「黑衣大食」政權的誕生,在哥多瓦的回教國則擁立原先的「白衣大食」政權宣告獨立,成為伊比利亞歷史的重心。但哥多瓦政權的最後一位強人曼蘇爾(Al-Mansur)在1002年去世後,半島的歷史動力開始轉移到殘存在北部山區的基督教諸國,他們的「光復運動」(Reconquista)固然經歷數世紀始大功告成,但千年之交乃基督教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催生期。

      現在讓我們轉向東歐。波蘭自身的國史傳統把建國定於996年:是年梅什科(Mieszko)大公代表全體臣民接受基督教,並且直接從羅馬教廷處而不經由日爾曼教會受洗,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避免被強鄰奧圖大帝併吞。在付出這個代價後,波蘭在作為日爾曼的附庸之同時,卻能自成一國。這個安排多多少少界定了此後一千年波蘭與德國和羅馬的三角關係,也能說明至今波蘭和教廷關係仍特別親近。

      972年,奧圖大帝封馬札爾人的酋長給札(Géza)為「匈牙利國王」,後者於985年受洗為基督徒,但心中仍然是異教徒。待到他的兒子聖王史蒂芬(Stephen)繼任後,至997年始收拾異教的王公們,方才鞏固對馬札爾各族的統治,並於1000年獲教皇賜贈後來成為匈牙利國象徵的「聖史蒂芬王冠」──這是匈牙利的立國。

      北歐人(維京人)的基督教化較晚後,在10至11世紀之間(但非最末,殿后的是立陶宛人,在14世紀)。挪威在名王奧略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995-1030)期間,大致上統一了挪威,因此他得以在全國推廣基督教。丹麥則在980年前後為藍齒哈羅德(Harold Bluetooth)統一,約在同時他決定改宗基督教。瑞典在1008年由國王奧洛夫(Olof Skötkonung)帶頭,全國開始脫離異教,但建國則在12世紀逐漸完成。大致上由挪威移民建立的冰島之國會則於公元1000年委任一名族長為全國挑選宗教,以避免宗教內戰,他選了基督教。

      俄羅斯的歷史較為人熟知: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Prince Vladimir)於988年決定從拜占廷處接受希臘正教,讓臣民脫離原始宗教,這個決定固由於俄羅斯和拜占廷通商關係特別密切,但也由於在上一個世紀聖濟利祿(St. Cyril)和聖默多狄(St. Methodius)已成功地試製了斯拉夫字母,俄國得以接受高級宗教,既無懼拜占廷之希臘化,也不畏羅馬之拉丁化,能創造自身之文化認同步入文明。這一步使俄羅斯成為歐洲基督教世界的一員,但從君士坦丁堡而非羅馬處受洗,也埋下日後異化於歐洲列國的伏筆。1056年拉丁教會與希臘正教正式分裂,俄羅斯與西歐分途發展遂成定局。

       上述是否只是一些孤立事件的羅列?如果後來有一塊隕石從外太空掉落在歐洲這個地帶,把它的歷史中斷掉,它和我們的千年史體系就不發生關係。既然沒發生這事,西歐和俄羅斯到了千年後期成為主宰全球的勢力,它們在1000年前後形成期的細流就特別重要,蓋其後來匯為海嘯巨浪。

    三 處於轉型期的回教世界

       千年之交的回教世界是怎個模樣?它的轉化是多重的,既平行,也交疊,同時造成連鎖反應。首先,在西亞細亞,是伊朗人在融合了回教後擺脫阿拉伯文化的陰影,出現文藝復興,開創近一千年的新伊朗文化。其二,西亞從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共同掌權的大食帝國轉換成突厥人稱雄的局面。其三,巴格達中心地位的喪失,讓北非萌長成自成一體的回教地帶。其四,在千年之交,非洲東西兩岸都首次出現黑人回教國家。其五,除了非洲,千年之交在另外兩個地方也是起步點:它是中亞成為回教化的「土耳其斯坦」之韌始,也是回教取代佛教成為印度兩大勢力之一的起步點。

       大食帝國和唐帝國是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後期崛起于西亞和東亞的雙峰,是古羅馬帝國和漢帝國輝煌的後繼者。它們相繼瓦解於公元10世紀。晚唐的中央長期受制於掌禁軍的宦官,在地方上則交困于節度使,終亡於907年。巴格達的哈里發政權則在9世紀起受制於由突厥人奴隸組成的禁軍,中央政權的弱化造成地方政權紛紛獨立,在東部最強大的是薩曼統領國(Samanid Emirate)2,它鎮守鹹河間地帶(後來還併吞東伊朗的呼羅珊),代表伊斯蘭向中亞的突厥族進行「聖戰」,其實從大量販賣突厥人俘虜到各地當奴隸兵而盈利。

       伊朗文藝復興即發生在薩曼統領國境內,其名城薩馬爾罕尤其是一個中心。公元7世紀以來,阿拉伯憑回教的狂熱征服了文化比它高的伊朗,政府、宗教、文學一律都采阿拉伯文,伊朗文化被淹沒達四個世紀,但這種情形在中央比在邊遠地區嚴重,因此,伊朗文藝復興順理成章地形成於東伊朗和河間地帶。除了科學和哲學出現新成就,還締造了以中古波斯文為底,但用改良阿拉伯字母書寫的「新波斯文」,繼而用它創作的文學大量出籠。最具代表性的是菲爾多西(Firdausi)的《列王紀》(Shahnameh),記載的是伊斯蘭征服以前的伊朗史跡。這是一部荷馬級的國民史詩,因為人人引用之故,具有把新波斯文以及伊朗文化認同穩定至今的作用。菲爾多西的生卒年份為835-1020年,學者一般認為成書年代在公元1000年左右。

      至於巴格達的中央,經歷了869年爆發連續14年的層期(Zanj)黑奴大起義後,與經歷了黃巢之亂(874-884)的唐朝一般,氣數已盡。唐覆亡於907年,大食則苟延殘喘,但阿拉伯人的統治無疑在收攤,包括巴格達京畿在內的各地都落入伊朗人手裏。在945年,一個來自裏海南岸的什葉教派布夷(Buyid)集團掌控了巴格達,從奴隸軍手中「拯救」了哈里發,大食政權名存實亡,哈里發僅以名義上的伊斯蘭共主身分殘存。

      但伊朗人恢復了的天下好景不長。同屬伊朗人領導的薩曼統領國高舉保衛正統遜尼派的大旗,與西部的伊朗人布夷抗衡。另一方面,薩曼捍衛伊斯蘭東疆的事業「成功」過了頭,中亞的突厥族大量皈依伊斯蘭,造成「聖戰」無名,來自各地的聖戰士紛紛解散3。在962-977年,一位服務於薩曼統領國的奴隸將軍分裂出去,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Ghaznavid)政權,乃大食領域內第一次出現的突厥人國家4 。從992年開始,中亞黑汗(Karakhanid)突厥人南下,薩曼統領國在南北突厥人的交侵下,亡於公元999年。此時,黑汗帝國早已皈依回教。

      公元1000年左右,中亞的塞爾柱突厥人(Seljuks)也回教化,並於1028-1038年大舉南下,將伽色尼政權逐出呼羅珊。1055年,他們消滅布夷政權,佔領巴格達,其領袖號「蘇丹」,仍奉哈里發為傀儡。這些新皈依的聖戰士立即西向進攻拜占廷帝國,於1071年重創後者於曼濟科特(Manzikert),開始在小亞細亞殖民,挑起西歐的十字軍東征。

      塞爾柱突厥人為今日土耳其、土庫曼、烏茲別克和阿塞拜疆的居民奠下基礎,這是就民族組成而言。對回教世界來說,突厥人的來臨為回教心腹地帶帶來了生力軍,此後一千年的軍事擴張都是由他們推動的,阿拉伯提供的是宗教,伊朗則提供高級文化。以權力中心論,阿拉伯的「哈里發」則為突厥的「蘇丹」所取代。

    四  回教非洲的冒現與非洲鐵器時代的成熟

       伴隨哈里發政權的衰亡,是各地什葉教派的興起,這不難理解,蓋哈里發乃正統遜尼派的維護者,因此造反派多宗「旁門左道」。這個趨勢在北非尤其明顯。北非在8世紀初成為大食帝國的省份,當地的柏柏爾人大量皈依伊斯蘭,並成為回教進軍伊比利亞半島的生力軍。但他們卻一直被阿拉伯人當作二等人,因此先擁抱分離分子哈瓦利吉(Khawarij)派5,繼而成為什葉派的溫床。在此基礎上,909年出現了阿拉伯人領導的法蒂瑪(Fatimid)王朝。969年,這個什葉派政權併吞埃及,973年建新都開羅,成立另一個哈里發帝國,即中國史書上的「綠衣大食」。

       但什葉派一旦成為當權派,就成為北非柏柏爾人造反的對象。這一次,他們倒向了遜尼派的馬力克(Maliki)聖律學派。埃及以西地區紛紛宣告獨立:摩洛哥(980)、東阿爾及利亞(1014)、突尼西亞與的黎波里坦(今之利比亞)(1049)。開羅政權為了懲罰他們,遂放任兩組不久前從阿拉伯搬過來的遊牧群Benu Hilal與 Benu Sulaym橫掃北非,唯進抵摩洛哥時才被擋在門外。

       待塵埃落定,今日北非的樣子大致成形。北非原為柏柏爾人地帶,但今日除了在摩洛哥柏柏爾人佔半數以上,其東一概是阿拉伯人佔上風。馬力克聖律學派也從此支配北非,並由此傳入西非。它與另外三派地域分明:哈乃斐(Hanafi)派主要盛行於前土耳其帝國領域,罕百里(Hanbali)派只流行於阿拉伯半島、沙菲儀(Shafi'i)派聖律則涵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中亞和高加索部分地區。因此,說北非的區域性認同形成於1000年前後,實不為過。

       回教世界極西之有柏柏爾人有如極東之有突厥人,都是剛入夥的生力軍。不同之處是:突厥人的回教是伊朗版本的,而柏柏爾人的則是阿拉伯版本的,並締造了北非特色。柏柏爾人又將北非版傳到西非去。撒哈拉沙漠西部的遊牧民桑哈迦(Sanhaja)柏柏爾人在9世紀末才皈依回教,但在1036年已開始創立狂熱的修道院士運動(the Almoravids),向塞內加爾河流域的黑色非洲進行「聖戰」。在彼輩施壓力下,加納王國的黑人統治階層采權宜之計,在1075年前後皈依回教。但在1040之前,鄰居的塔庫魯(Takrur)已經比較誠心地擁抱了回教。

       西非的回教化始於第二個千年之初,雖然給土著宗教留下了很多餘地,但以高級宗教論是回教獨霸,此局面只有在近世西方殖民者引入基督教後才打破。如果伊斯蘭在西非是囊括了異教民族,在東非海岸則是締造了新的民族。在面臨印度洋的東非沿岸一帶,很早就有阿拉伯和伊朗商旅建立基地,並與土著交媾,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斯瓦希里(Swahili)民族,其語言以本土的班圖(Bantu)語為底,加入不少阿拉伯字,並以阿拉伯字母書寫。970至1050年之間,斯瓦希里文明開始盛開,它參加印度洋的商業網,造就了不少沿海城邦,例如成立於1000年前後的名城木骨都束(今之摩加迪沙,Mogadishu)。

       回教以外的非洲又如何呢?它絕大部分是班圖語諸民族的天下──是他們的移民將鐵器散佈於撒哈拉以南的黑色非洲各地。非洲史泰斗戴維森(Basil Davidson)把公元1000年當作一個分水嶺:至此,鐵器的傳播大致完成,此後,黑色非洲進入「成熟鐵器時代」,連帶社會經濟發生大變動,出現較複雜的政治組合,形成較龐大的區際商業網絡。

    五 內亞洲歷史的分水嶺與南亞史的里程碑

      兩個千年之交是中亞突厥化與回教化的緊要關頭。中國人稱作「西域」地區的民族自古以來以印歐語系的「吐火羅」為主,至唐代,其文化則是佛教、景教、摩尼教的混合。這塊多元的「吐火羅斯坦」(Tokharistan)是怎樣變成今天回教獨尊的「土耳其斯坦」6

      中亞最早皈依回教的政權是黑汗帝國,位於新疆西部和喀什額爾地區,建國者為葛邏祿人(Qarluqs),原先與回紇人同屬鐵勒部落同盟。這個改宗發生在10世紀中期。在10世紀末,後來南下雄霸回教心腹地帶的塞爾柱族也改奉回教。這些人都是突厥(土耳其)民族。當然,公元1000年只是開了個頭,土耳其斯坦的徹底回教化,至14世紀在察哈台汗國底下方完成。

      前面已經提到:這個變化與大食帝國的內亞洲防線崩潰息息相關。突厥人皈依回教,使薩曼統領國「聖戰」師出無名,反令突厥人大量湧入回教世界,造成反客為主局面。一位薩曼叛將在阿富汗建立伽色尼政權,是為大食境內第一個突厥人回教政權。後來,它把軍事奴隸制和回教一起輸入北印度。

      因為大食帝國和中亞的這個質變,令公元1000年也成為印度的一個巨大轉捩點。公元7世紀,當玄奘訪問北印度期間,佛教的「第三波」已經在醞釀,那就是「密教」。在佛教的老家印度,演變為佛教的密宗與印度教漸不可分,導致佛教的式微,而印度教內部則吠檀多運動和虔誠派(bhakti)興起,後者變成大眾運動,至公元第一個千年之末已壓倒佛教。從公元997年開始,伽色尼從阿富汗不斷地入侵北印度,對印度教徒大加殺戮。但在12世紀初,一個繼起於阿富汗的回教廓爾(Ghorid)政權入侵北印度,對佛教實行同樣的摧殘後,根基已大不如前的佛教從此在其本家一蹶不振7。在1211年,征服者在印度建立德裏的奴隸蘇丹政權(Slave Sultanate of Delhi)。回教代表一種很難被印度種姓制度吸收的新文化,造成今日南亞印回兩大派對峙的形勢,取代了公元第一個千年印佛兩大宗競爭之局。

      伊斯蘭的攻勢如此淩厲,簡直可囊括整個中亞和蒙古草原,甚至席捲東北亞而有之。這並非無稽之談。在這以前,源自西亞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已傳入內亞洲,甚至遠及東亞8。突厥帝國有祆教影響之跡,摩尼教成為回紇帝國的國教,景教則幾乎贏取了蒙古征服集團。蒙古國書來自回紇文,後者源自與阿拉伯文字同根的中亞粟特文,兩者皆脫胎西亞的阿拉米亞字母,而初祖則是腓尼基字母。後來的滿洲文字又是從蒙古國書改裝而成。伊斯蘭是古代西亞文化的集大成者,它接收這份西亞對東亞的文化霸權是順理成章的。

      但「順理成章」卻無「水到渠成」,乃由於藏傳佛教起了防火牆作用。這把我們的視線移向內亞洲另一環節:千年之交的西藏。西藏曾於七世紀松贊干布執政時代(與唐太宗同時)引入佛教,曰「前弘期」,但並未生根,後來遭朗達瑪滅佛,佛教陷入衰微。至978年,西藏第二次引進佛教,即所謂「後弘期」,傳入的就是佛教第三波的密教,也可說是易地點燃了印度佛教熄滅掉的燈火。它與本土因素融合,成為今日西藏的文化認同,並從該地傳遍蒙古草原。在內亞洲,藏傳佛教遂與回教平分了秋色。

    六 今日東南亞的奠基期

       公元1000年前後,東南亞的重大事故計有:越南擺脫中國統治成為獨立國家,中南半島除了越南之外,其餘都轉向上座部(舊稱小乘)佛教,換而言之,今日該地區的文化認同實始於此時。東南亞巴利文系的上座部佛教主要受斯里蘭卡影響,但南洋的島嶼國家卻在1000年前後逐漸擺脫印度的影響,為後來回教的輸入鋪路。

      建立緬甸的緬族原先信奉一種阿利 (Ari) 教,乃傳自吐蕃的變形佛教,但從中國南下時侵佔了緬北驃族人的地方,開始認識上座部。他們于849年建首都蒲干(Pagan)城,但一般公認的緬甸建國者是阿奴律陀(Anawratha)王,他的統治期從1044至1077年。他任內南下併吞了文化較先進的孟族諸國,採用了他們的得楞(Talaing)字母,始有文字。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後,孟族國家仍與斯里蘭卡保持聯繫。阿奴律陀繼承了這個政策,常派遣工匠至斯里蘭卡幫助維修佛教文物,而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人(Sinhalese)的君主則回贈以佛牙。阿奴律陀致力於傳播上座部佛教於中南半島,除了越南都受其波及。

      當時暹羅人的國家還未興起,緬甸的東鄰是高棉人建立的真臘帝國,其文化基調是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混合。從耶蘇跋摩一世(Yasovarman I, 889-900)首建吳哥城至蘇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 1113-1150)建立新吳哥,真臘進入全盛期,勢力伸展至眉南河流域。換而言之,千年交接前後兩個世紀正是吳哥文化的鼎盛期。但上座部的傳播否定了對菩薩的信仰,並動搖王權的宗教基礎,助成真臘帝國的解體。

      在唐朝覆亡後,被中國統治一千年的越南在939年宣告獨立,但建國初期七十年局面極不穩定,待1009年李朝成立,才算真正的建國,號稱「大越」。此後,越南除了在1407至1428年之間被明朝佔領,保持獨立至被法國人統治為止,達一千年。但不同於中南半島其他國家濡染印度文化那般深,越南屬於中國文化圈,在佛教信仰方面維持了大乘的影響。

      在南洋的島嶼,千年之交是三佛齊的盛世。這是馬來人建立以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為中心、控制馬來半島和馬六甲海峽的商業帝國,長期以來是唐朝對海外通商的中間人。它的壟斷地位引起南印度注輦(Chola)帝國的不滿。南印度的印度教文化與伊斯蘭化的北印度基本上屬兩個世界。後者主要是印歐語系,在歷史上是內亞洲的一個延伸。南印度主要是達羅毘荼語系,面對的是印度洋。早在1007年,注輦帝國的羅闍羅闍一世(Rajaraja I)就揚言遠征三佛齊,卻待他的繼承人羅闍因陀羅一世(Rajaendra I)征服斯里蘭卡、烏荼(Orissa)、孟加拉、恒河三角洲,成為孟加拉灣的霸主後,方圓此夢。他于1024年率領海軍攻陷巨港,廢三佛齊王室,樹立傀儡政權。後來馬來人起來復國,把注輦人驅逐出馬六甲海峽。這是馬來民族史的轉捩點:從此印度宗教文化走下坡而幾至消失,至十三世紀回教文化開始抬頭,漸成為主流。

      這一次,伊斯蘭的傳入是和平的,多賴商旅和傳教活動,類似上述東非斯瓦希里海岸的回教化過程,不過其發源地則為印度海岸的回教商旅據點,而非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這一東一西兩個回教新入夥者,將決定千年之交後印度洋逐漸演變成回教內海的命運。這是就文化霸權而言,在經濟發展方面,公元1000年開始的印度洋之蓬勃有賴宋人的來臨。

      中國與伊斯蘭在南洋的此消彼長,至15世紀鄭和「下西洋」後始見分曉。鄭和之壯舉反映中國在整個印度洋勢力之極峰,國威遠揚至斯瓦希里海岸。此舉在印度洋成為回教內海的前夜,但中國派了一個回教徒代表天朝是否偶然?

    七 東北亞步上世界史舞台

       公元1000年以前東北亞已有史可載,但作為一個整體──即以日本海為內海的歷史單位──之興起則在千年之交。日本經唐化而轉入本土化、今日疆域範圍的韓國之形成、東胡系和肅慎系在近一千年長期入主中國,皆從此開始。

       日本的大和政權在七世紀實施全盤漢化以來,造成唐化的平安京與地方之間的異化。12世紀武人的興起是本土因素對京都「溫室裏的唐化」之逆反,其先兆為936-941年的藤原純友之亂和939年的平將門之亂。在這個總稱「天慶亂」裏,中央都必須仰賴地方豪族平亂,致令坐大,導致12世紀末平安朝的收場。

       日本史上的「唐風文化」亦於此時讓位給「國風文化」。後者指從10世紀至12世紀末的本土文藝復興運動。因唐末之亂,在9世紀末日本已停派遣唐使。在9世紀開始應用的假名字母,至 11世紀初大體成型,推動了以和歌為首的國風文學之發展,代表作計有《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語》、《枕草子》等。《源氏物語》對本土文化締造之功猶如今日伊朗的國民史詩《列王紀》。作者紫式部的生卒年份為973-1014年,成書年代則在1000至1008年之間。國風文化在宗教方面出現「佛神合一」說,例如把天照大神視作大日如來的化身。本土化的大眾佛教淨土真宗則興起於平安朝之末。

       在大陸對岸,公元第一個千年曾見高句麗稱雄東北亞,多次擊敗隋唐皇朝的入侵。它的北疆囊括今日中國東北,因此有中國人把它算在中國史裏頭,但韓國人則歷來把它與半島南方之新羅與百濟合成國史上的「三國時代」。中方從今日的疆域立論,謂高句麗處於中國東北境內。此外,是奉承官方的大中央主義,把當時不平等的國際關係硬說成是「中央對地方」。歷史必須是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如果中國人連歷史學教授都沒聽說過高句麗的「廣開土好大王」,而韓國學童則耳熟目詳如秦皇漢武,想把高句麗史併吞為中國史一部分,不害臊嗎?

      668年,高句麗遭唐皇朝和新羅合擊,才滅亡。在此之前新羅已滅百濟(660),如今得以統一今日平壤以南的國土,其北則出現高句麗的後繼者渤海國(698)。今有韓人提出新羅與渤海兩國乃「南北朝」的說法。中韓雙方的渤海國之爭已鬧上聯合國。韓方不理會渤海國大體上在中國境內,純以統治民族立論。渤海國的確乃高句麗遺裔所建,渤海被契丹滅亡後,統治階層也的確多南逃入高麗國(其崛起詳下段)。但是渤海的臣民多為靺鞨人。高句麗、百濟、新羅屬於中國古史上的濊貊民族系統。靺鞨人則屬於古肅慎系,後來成立金朝,與更晚近入關的滿清同脈。然而,就公元1000年的情形,仍不能說渤海已經是中國的,應該說:肅慎系在公元1000年後將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而濊貊系則終與中國歷史分道揚鑣。

      在926年,渤海國為契丹人所滅。在半島南方,高麗國先崛起於918年,於935至936之間取代新羅,接著就是與契丹人爭奪北疆,爆發了三次「麗遼戰爭」,以1018年第三役十萬遼軍盡墨告終,從此韓國的國界定在鴨綠江之南。這個千年國界大致維持至今。這正足以顯示:在公元1000年以前,中國史和韓國史的分野還說不清楚。今日中韓雙方高句麗與渤海國之爭只具眼前的政治意義。

      如果當時的契丹亦一直保持獨立于東北亞,就會變成另一韓國。它自創國書,也與新羅和渤海一般搞「一國兩制」。遼朝沿襲渤海國的五京制。渤海的國都曰上京(今黑龍江境內),另設有中京、東京、西京、南京(唯有後者在今北韓境內)9。新羅國則在首都金城之外設立五「小京」:中原京、北原京、金官京、西原京、南原京。五京制為入主中原的金朝所沿襲,而兼中土與草原而有之的元朝則「大都」與「上都」並列,而終元之世,都是這兩個權力中心之間起內訌。東北亞國家都抄襲中國的中央集權制,但要麼境內仍包含大量遊牧部落,要麼中央與地域族群的關係還擺不平10。如果不搞「一國兩制」,就會出現日本平安京那種「溫室效應」,最後中央與地方在文化上撅成兩段11

      契丹人於947年改國號為「遼」,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遼朝終於流入中國史的長河,其後繼者金朝和元朝則入主中原。惟有克服漢族中心的偏窄,我們才能看清楚:近千年史是東胡系和肅慎系壯大中國行列的年代紀,他們是近千年史的要角。最後滿清入關,並非中國亡於「外族」,而是東北亞終於成功地加入了中國12

      如果中國進入現代史時期沒被納入「民族國家」這個範疇,那末,它就與近千年的伊斯蘭世界一般是一個超民族的文明,是一種普世性「教化」。伊斯蘭文明雖然是阿拉伯人創建的,但在近千年卻是把棒子交了給其他民族,由他們撐起局面、壯大聲勢:伊朗人、突厥人、柏柏爾人、非洲黑人、印度人、馬來人,甚至中國的回民。阿拉伯自身則保持了經典文化的地位。近千年的「漢族」亦應該視作為一種經典文化的載體,而非指政治上的優勢。

    八 中國政權的「東北亞化」與「熱帶中國」的誕生

       西突厥汗國瓦解後出現許多散兵遊勇,其貴族階層用「武力出租」的辦法,以雇傭軍將領的姿態出現在亞洲政治舞台上13。在西亞,他們在大食帝國內成為軍事領袖「蘇丹」,掌握了實權。西突厥人也有流落在中國的,其中一部曰沙陀,其苗裔李克用助唐鎮壓黃巢之亂,被朝廷任命為太原節度使。其子建立後唐王朝。後晉王朝的石敬瑭、後漢王朝的劉知遠,也都是沙陀族。

       活在公元10世紀的觀察家都會說:今後的西亞和東亞都將是突厥人天下。但是懂得看風水者則會對居華夏的突厥人說:你們的前途在西而不在東。突厥屬於古匈奴系,他們亦和前人一般,在中國北疆吃癟後,向西遷徙,終於進入歐洲,變成「土耳其人」。古匈奴系與中國近千年史無緣,支配這段歷史的將是古東胡系(鮮卑、柔然)的苗裔:契丹與蒙古,以及古肅慎系的驕子:女真與滿州。

       在近千年裏,中國由東北民族統治期達三分之二。肅慎系統治時期最長,漢族次之,其次是東胡系。漢族統治的北宋時代其實是三國鼎立,而南宋時期則是對金稱臣,因此唯有明一代276年才算全面的漢人統治,乃千年史的變態。20世紀日本侵華仍浮現近千年政權「東北亞化」之慣性,如果中日戰爭不是被納入「世界大戰」,而太平洋彼岸沒有冒出一個東亞史體系以外的因素──美國的話,那麼,這場戰爭的結果不是如宋亡於元,就是金宋關係的重演。

       979年,宋滅北漢統一中國本部,是一個新型中國的開始,也是一個新型東亞的濫觴。宋朝的社會經濟發展已接近「近代」形態,甚至有人說它已臨工業革命前夜──這些已在他處論及。宋朝在武力上無法重建漢唐式的東亞秩序,卻在經濟上成為東亞世界的中心,把南洋、高麗、日本、遼、金一帶,均納入其市場圈內。結果,宋錢不只流通于國內,成為東亞世界的通貨,且進而到達東非沿岸,出現「錢本中國寶貨,今與四夷公用」的局面,宛如19世紀世界經濟裏的英鎊和20世紀的美元。

       中國的海洋貿易始自南北朝,當時的南朝被隔絕於絲綢之路以外,因此必須另闢南洋的商路。但在宋之前,這類海外貿易多限於奢侈品,宋以後則轉變為一般商品的大宗貿易。唐朝對遠洋貿易只開廣州一埠,主要是迎納來華的阿拉伯和波斯商旅。至北宋則增設九個港口,中國人開始積極地走向海洋。在南宋,遠洋貿易的盈利在國家收入的比重裏劇增,中國史上也首次出現獨立的海軍部。這些都是「海洋中國」的先聲。

      從宋代開始,外貿已經擺脫「朝貢」體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襲此勢。可惜到了明代又試圖恢復漢唐那樣的天朝,徒然建立了只包括漢族的封閉型「天下」而已。在這個古代史借屍還魂的載體下,經濟活動被從新納入落伍的冊封和朝貢制度,而有待栽培的「海洋中國」則被當作逆子,摒於家門之外,但卻並無阻止它在被遺棄的情況下艱苦地成長。

       宋代以來的千年,中國歷史尤其生長出一個以閩粵民作先鋒的「熱帶中國」。十世紀,一位阿拉伯的世界旅行家馬蘇迪(Al-Masudi)已記錄中國逃避黃巢之亂的難民抵達三佛齊。中國之有海外華僑當不自此始,但公元第一個千年裏縱使有華僑,亦不具世界史意義。我在這裏建議把近千年的南中國海當作一個歷史單位的內海:用台灣作為北端,把新加坡當作下限,畫一條斜直線,以菲律賓為其左弦,以閩粵至越南一帶為其右弦,把今天月牙形的馬來西亞聯邦當作一個底兜,來考察它盛載的一千年史。這固然是一個國際海域,但在中國南疆卻的確長出了一個「海洋中國」,在海外則孕育了一個「熱帶中國」。

    九 近千年中國歷史形態的長時段結構

      近千年的新型中國不限於本部社會經濟的蛻變,也加入了新型的東北亞。此外,這個千年的成就亦包含了十世紀後才誕生的蒙藏文明,以及十世紀後開始伊斯蘭化的東土耳其斯坦。它們加起來比漢族地區還要大,如仍稱之為「邊疆」,呈現的仍是偏窄的古中原觀。發軔于北溫帶的古中國在公元第一個千年開發了亞熱帶,在第二個千年裏則進抵熱帶。這是世界史上最「慢鏡頭」的帝國擴張,但也最穩打穩紮。

      上述是就地域而言。在歷史形態方面,近千年中國亦呈現出有異於前人的獨特規律,它們呈現穩定的結構性達一千年。第一個規律是歷史重心的東移。自十世紀下葉,中國的重心整個地向東位移至大運河一線,在鴉片戰爭後則移至通商口岸一線。宋上承唐代華南興起的趨勢,使經濟重心移到江南。第一個千年末,中國的首都已經愈來愈往東移:從長安到洛陽到開封。從宋朝開始,首都──開封、臨安、燕京──都得靠在大運河這條南北大動脈上。千年國都的北京則同時處在運河的北方終點站和東北國防線上。

      縱觀這一千年,中土亡國滅朝的契機多起自東北,這個規律甚至適用於蒙古。蒙古不只屬古東胡系、發源地在黑龍江上游,它征服中土是從滅金開始,而滅金則始自攻打中都(今北京)。直到20世紀,日本侵華仍從東北下手,而中共的解放戰爭也自東北打響,則是日據東北的後遺症。唯一例外則是漢人驅逐東北亞征服者的一次北伐導致明朝的建立。辛亥革命表面上似歸此類,實質上是皇朝解體,而非改朝換代。

      在這一千年裏,因為多了「華僑」這個因素,因此出現喪失中土的集團逃往海外成立流亡政權的規律。南宋被蒙古滅亡後,宰相陳宜中想逃到海外繼續抗戰,但終老于越南。元末與朱元璋爭天下失敗的群雄也有逃往海外者。明清交替之際,鄭成功在台灣成立流亡政權,20世紀的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亦步其後塵。

      中國的向東位移,使古中國的重心如關隴地帶淪為落後的「大西部」。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關中的渭水盆地。《史記‧貨殖列傳》即說「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真所謂此一時彼一時。開發大西部的艱巨任務正是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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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1860年代是眾多邦國進入現代國家競跑的起步線:美國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俄國的解放農奴、德國和義大利的統一運動、中國的洋務運動、日本的明治維新,尤其是1867年,一連氣發生了第一次墨西哥革命、加拿大建國、英國第二次國會改革法案(全民普選的起點)、日本倒幕成功(明治維新的起點)。  

    2Emir乃統領之義,今日英語中海軍上將Admiral一名來自阿拉伯語「海上統領」amir al-bahr。
    3今日美國的侵略伊拉克,替回教世界製造了一個「聖戰」場所,讓世界各地的回教聖戰士集中在該地與入侵的異教徒作戰。
    4在此之前,大食帝國曾出現突厥人當頭領的地方政權,但不具突厥民族基礎。
    5哈瓦利吉乃「分離分子」之義。他們比什葉派還「左」,並形成在先。什葉派是追隨先知的女婿阿裏的教派。在大食帝國形成期,阿裏曾一度成為哈里發,但後來與競爭者妥協,他部分的追隨者對他失望而把他刺殺,這些人就成為哈瓦利吉派。
    6今日在這個區裏的印歐語民族只剩下靠中國邊境的塔吉克斯坦一地。它是建立薩曼國的伊朗人的後裔,但如今也是回教國家。「塔吉克」一名是否在薩曼時代就存在,待考。有人認為它是「大食」一名之來源。
    7廓爾政權的民族基礎與近日的塔裏班同,都是宗教狂人。塔里班炸毀巴米揚大佛,和他們的祖宗在印度滅佛如出一轍。
    8摩尼教在中國稱作「明教」,是他們組織推翻元朝的起義,締造了「明朝」。
    9但渤海在唐化方面則想做到比中國更像「君子國」。它的中央政府仿唐制成立三省六部,曰:仁、義、禮、智、信、忠──連個刑部都沒有,而以禮部充之,而實質的禮部卻是義部。
    10例如,新羅的小京制就是用來集中被征服小國之上層貴族,但必須設在地方上,連公元前秦始皇遷六國大戶於咸陽的措施都做不到。
    11日本連早期歷史都是分成兩段生長的。平安朝階段是把唐式「律令國家」發揮至極致,繼起的幕府階段則是地方族群的封建制抬頭,並造成兩京制:京都(公家)與鐮倉(武家)。朝士的宮廷文化與武士的邊疆文化之融合,是到了14世紀室町幕府成立後才開始的。但日本是島國,而大和政權原本是神道設教,經其執行中央化後,天皇已成全國性宗教領袖,因此日本在分散過程裏仍保持了一個精神中心和共用年號。這個經驗非其他東北亞國家所能重演。
    12岳飛這個「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之頭銜到最近才被摘掉。偏窄的漢族中心史觀只看到南宋誅戮國家棟樑,不看這種事在敵對方的金朝也發生,不同的是金朝殺掉主和派。左副元帥撻懶、太師宗磐、左丞相宗雋主張把河南、陝西地區歸還南宋,他們掌握的是秦檜這條內線。後來主戰派抬頭,撻懶、宗磐、宗雋被誅殺,金人立即毀約,一月之間,把歸還南宋的領土又重新奪回來。
    13西突厥帝國在630年代亡於內亂,與東突厥亡于唐同時。在679至 689年之間,第二東突厥帝國興起,而西突厥殘部則在699年建立突騎斯可汗國。在737年,突騎斯可汗國敗于大食人,三年後撤底瓦解。後東突厥帝國則在744年被唐的同盟鐵勒諸部消滅。其中一部建立繼起的回紇帝國,另一部葛邏祿人與回紇人競爭失敗,只好遷出蒙古草原,佔據原先突騎斯可汗國的地盤──即巴爾額什湖的七河地帶和楚河流域──在回紇帝國衰亡後,在840年成立黑汗帝國。它的統治者雖然與突厥帝國的王室阿史那族有關聯,但說不上是第三西突厥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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