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03月19日

    葉毅均:評 William T. 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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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研究通訊29卷2期

    本書作者羅威廉(William T. Rowe)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系 John and Diane Cooke中國史講座教授,受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書系主編卜正民(Timothy Brook)之邀,撰寫此一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最後篇章。作為一位學術史意識濃厚的資深專業史家,作者在其〈導言〉中為美國清史研究的演進歷程,提供了一幅從無到有的全景。自美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之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1950 和60年代提倡以1842年為界,將清史腰斬二分為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開始,此一領域已經歷了三波「大海般的變化」(借用王汎森語)。

    第一波是1970 和80 年代社會史的轉向,由於年鑑學派研究歐美歷史注重「結構」的影響,加上二戰後日本學者發表大量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成果,以及海峽兩岸庋藏清史檔案逐步開放的推波助瀾,造成「在中國發現歷史」(柯文[Paul Cohen]語)的呼聲高漲(相較於著重「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同時,東亞四小龍(香港、新加坡、臺灣和南韓)及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崛起,也逐漸打擊原有清代經濟發展的失敗敘事,從而使清史作為一個連貫整體的時代分期重新獲得重視。

    第二波內亞的轉向則以「新清史」為號召,有取於文化史強調「再現」甚於「事實」等去本質化的取徑,以滿人族群認同的歷史建構為焦點,企圖修正過去的漢化中心論,乃至於現代的(漢族)民族主義史學。

    第三波歐亞的轉向除了繼踵第二波的探詢以外,尚有來自世界史與生態史等次領域的影響,關注17世紀的世界性危機與明清鼎革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將清朝納入對於歐亞大陸上的幾個近代早期帝國(包含鄂圖曼、蒙兀兒、羅曼諾夫,甚至拿破崙等帝國)的比較研究。極其所至,無論含括明清兩代的「帝制晚期中國」(late imperial China)或「近代早期中國」(early modern China)等既有成說,皆不足以適切地說明清朝異族統治在中國史上的獨特性。

    在相當簡短的篇幅裡交代清楚全書寫作的脈絡,顯見作者的深厚功力。 全書除〈導言〉和〈結論〉外共有十章,分述征服、統治、盛清、社會、商業、危機、叛亂、中興、帝國主義、革命等主題。根本上是以時序為主軸,敘述清朝的興亡,前後佈局相當均衡。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先前的四部專著顯然屬於第一波社會史轉向的一代。但在本書中他卻充分吸收了第二波與第三波的研究成果,展示美國清史學界的最新視野(然而,也相對忽視中、日文的二手研究)。舉例而言,對於滿族認同的性質,作者便聲言以「新清史」的觀點為本,因而認為在17世紀時根本無所謂「滿族」的存在,取代明朝的是一個成員龐雜的征服組織,「滿族」反而是在清朝統治的過程中才逐漸成形的。此外,對於康雍乾時期對準噶爾蒙古、新疆、西藏與臺灣的武力征服,乃至於治理雲南、貴州的土著「苗族」,本書亦以帝國朝向內外擴張的殖民視之,關注大清維繫霸權、劃定疆域的實質能力和計算權衡。當然,對於大清王朝的統治何以如此持久的問題,作者仍有其著眼於經濟生產、軍事後勤、文官系統、社會團體、人口壓力等因素的結構分析。相應地,對於盛世所帶來的各種危機,如人才過剩、官場腐敗、農民叛亂、白銀外流、西力入侵等一連串互為因果的問題,亦以同樣的方式處理,從而使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南京條約此一重大事件,雖然依舊意義非凡,但不再是中國進入「現代」與否的分水嶺。即使是1911 年的革命,作者也綜合歸納諸家說法,說明承續清末而來的各種社會趨勢並未因而中斷。全書各個章節皆以結構分析的方式進行歷史敘事。在其中,學術思想的動向往往與世推移,處處得到應有的注意。

    整體而言, 作為一部試圖超越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三十五年前所出版的類似專著,本書可謂已成功達到其與時俱進的目標。從另一方面來觀察,進入21世紀,中國大陸官方結合學界力量,展開聲勢浩大的盛世修史計畫――「清史纂修工程」。本書之作儘管部分取資於《劍橋中國史》第9卷〈清代篇〉和第10卷〈晚清篇〉的集體成果(包含作者本人負責撰寫的篇章),但以成品而論不啻以一人敵一國,其影響進入 中文學界,指日可待。

    (葉毅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訪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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