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3月14日

    邱澎生:明清訟師的社會文化史:評Macauley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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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牛说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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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lissa, Macauley. 1998.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是黃宗智與Kathryn Bernhardt主編「中國法律、社會與文化」(La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China) 叢書的第三種。[1]該叢書在發行引言上,宣稱所收錄書籍要兼備以下兩個研究特點:一是在使用材料上,要以中國的司法審判案件與司法行政檔案做研究素材;二是在研究取徑上,要針對「法律」這個主要探討領域,同時結合「社會?經濟」史與「心態?文化」史的不同研究取徑,以具體呈顯出「行動與態度間的交互關連性」(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actions and attitudes)。[2]基本上,Macauley這本討論明清訟師的專書正是同時具備這兩大特色,並且還更進一步地補充與發揮,是本很有可觀的好書。

      首先在史料運用上,Macauley本書集中整理了兩類不同史料中的不同「訟師」文本,一類是清代檔案中主要由一七三六至一八五○年間呈轉北京刑部的「教唆詞訟」案件,包含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硃批奏摺、刑科題本、錄副奏摺,以及已出版的《刑案匯覽》等書;另一類則是戲曲與小說中的訟師文學故事,主要如京劇腳本《四進士》以及民初「鴛鴦蝴蝶派」作者平襟亞採訪創作的小說《中國惡訟師》。

      作者對上述訟師史料有如下的觀察:儘管兩類史料對訟師形象的描寫方向有極大差異,前者普遍醜化訟師,後者則經常將訟師予以英雄化,不過,兩類訟師文本卻又在書寫過程中使用著不少共同的象徵符號。由此觀察出發,作者希望藉由描寫方向的不同以及使用象徵符號的相同,探究其間反映的社會文化意義(頁15、17、99、144、279-280)。結合了司法檔案與戲曲小說兩類不同文本,透過檔案與文學的比較與互証,Macauley點出下面常為人忽略的事實:第一,明清訟師與胥吏間的關係,其實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過程,並非一定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頁60)。第二,訟師透過戱曲小說塑成的民間形象其實不惡,透過幫助弱小的孀居寡婦興訟,以保衛族人宵小虎視眈眈的前夫所留財產,使訟師也具有一種英雄形象與男子氣慨(頁149、300)。

      在研究取徑上,Macauley一方面強調要同時結合「結構分析」與「文化分析」,將晚明以來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趨勢,帶入法律訟案文本中出現的象徵符號,分析兩者的關連性,藉以呈現明清中國「法律文化」的複雜性。作者引用William Rowe的提法,將明末至清中葉經濟發展稱為中國「第二波商業革命」,並將明清人口增加造成人地比率變化以及市場成長造成經濟發展這兩大變化(頁2、334),做為全書「結構分析」的主要內容,並視其為明清訟師現象發展的基本背景。至於官方與民間分別視訟師為惡棍與英雄的兩種不同象徵意義,作者強調此則是構成中國「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Macauley大概也是呼應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一書中強調的主旨:傳統中國法律文化呈顯了一種「表達」與「實踐」相互對照,官方法律論述強調「非訟、無訟」的意識型態,這是法律的「表達」層面;而民間卻盛行「好訟、健訟」的司法活動,這是法律的「實踐」層面。Macauley由訟師史料兩種不同文本出發,也呼應了這種官方輕視、敵視訟師而民間卻喜好、仰賴訟師的現象。

      在結構分析與文化分析之外,Macauley還加入了「社會權力分析」,論証明清「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過程的特殊性對訟師地位低下所造成的影響。作者強調:在司法領域運作過程中,中央政府與地方菁英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影響明清訟師發展的重要原因,這是本書使用「社會權力分析」的重點。本書書名的主標題,將「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兩名詞並列,正反映作者注重對明清特殊「國家—社會」關係在法律領域變化的分析,以及強調對「訟師不同象徵意義」在不同文本的呈顯。

      Macauley在正式分析明清訟師前,進行了一段近代歐洲與明清中國「國家建構」如何影響「律師、訟師」地位高低的對比,十分有趣。作者認為,對比於近代歐洲國家建構過程中,中央政府聯合各地律師團體,使用國家認可推行的法律系統,以打擊削弱各地封建貴族使用的法律與習慣,連帶造成了近代西方「律師」地位的提昇。明清中國中央政府則早已無需推動統一的法律體系,地方士紳勢力遠不能與歐洲封建貴族相比,相反地,較懂國家法律的訟師存在與發達,反而被各地職司審判官員視為潛在的威脅,明清中國也從而缺乏使「訟師」提昇為近代歐洲「律師」較高社會地位的背景。

      援引William Skinner使用的唐代以下中國政府成長規模不足的「有限國家權力擴張模式」,Macauley強調:當明清人口愈來愈多而縣級行政規模卻擴充有限時,政府只能依賴地方菁英在各方面的協助與配合。因此,當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土地交易愈趨活絡,中央政府也的確希望對產權交易加強法律保障,但是,限於政府行政規模有限,乃不得不較多地依賴地方士紳與宗族力量的支持。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並不希望訟師介入司法。然而,士紳與宗族並不能有效解決司法問題,當地方政府面對司法案件增加,各省積案數量不斷上昇,民間對如何有效解決自己司法案件確實有所需求,此時,正好給予訟師介入甚或操持訴訟過程更多的空間。這裏面即充滿了官方與民間對訟師的不同期望。這是明清訟師身處的基本政治社會背景。作者一開始即給予讀者一個有啟發的觀察視角。

      全書除導論、結論外,分為七章。第一章先強調明清律例處罰「訟師」法律條文的出現,是整體經濟社會變化的現象。儘管《唐律疏議》中已列有〈為人作辭牒加狀〉的處罰,《名公書判清明集》中也屢屢出現嚴懲「教訟之輩、譁魁訟師」等文字,[3]然而,作者強調,這些都遠遜於明清律文與清代判案出現專門處罰訟師法律的時代意義。[4]儘管明清各類史料中出現有「訟師、訟棍、詞家、法家、狀師」等不同稱呼(頁21),但基本上,「積慣訟棍」這類人物已經在明清法律條文成為一種特定犯罪的「刑事範疇」(頁25),禁止「訟師秘本」書籍也成為正式法條化的律例文字,這些都與前代極為不同。作者強調,明清訟師現象的成立,一方面與人口擴張、一田多主等產權關係變化(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下層生員仕進與生活困難度上昇,以及第二波商業革命有關,一方面則與十八、十九世紀中國特殊的國家建構過程有關(頁36-37)。

      第二章分析清代地方司法效率、運作機制以及官員對法律知識的態度。作者首先討論省級「未結積案」嚴重程度在各省的差異,由第一歷史檔館「硃批奏摺」的「法律?其他」類檔案中,作者找到一份嘉慶十二(1807)年九省未結積案的資料,配上乾隆五十二(1787)年各相關省份人口數字(頁67),Macauley認為,福建、廣東、湖南是當時未結積案最嚴重的三個省份(頁69)。其次,作者又討論胥吏、衙役與「官代書」在司法訴訟中的重要地位,[5]以及連帶而來的包攬詞訟現象。最後,作者則強調在儒家正統(Confucian Orthodoxy)與國家教化觀念影響下,官員無法積極解決各種司法程序與未結積案問題。

      第三章分析訟師的形成機制,討論其身份、來源與手法。第四章分析訟師的「客戶」。第五章討論屍體在爭訟過程中的作用及其象徵的法律文化。第六章分析福建廣東的土地產權爭訟、宗族等分類械鬥,以及訟師在其中的作用。第七章則透過戲曲、小說分析訟師在明清法律文化中的象徵意義。限於書評篇幅,無法再對各章內容多做介紹。

      以下試對本書做些評價。整體來看,這確是一部由「訟師」法律現象討論明清社會文化史的好書,作者結合「社會?經濟」史與「心態?文化」史不同研究取徑的嚐試,以及試圖呈顯「行動與態度的交互關連性」的企圖心,令人欣賞。另外,作者兼採「社會權力」與「法律文化」兩種研究取徑,希望結合法律運作的「實踐過程」與「象徵系統」,也令讀者深受啟發。這是一部有深度的好書。

      然而,作者試圖結合「社會經濟、心態文化」以及「社會權力、法律文化」的努力,仍有以下兩點不足。第一,對於「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動,作者經常將其簡單地視做「法律」現象與「法律文化」價值觀的變化場景,忽略了二者間交互影響的可能性。以土地訟案增加為例,作者只將這個法律現象變化的出現,視為是宋元明清以來土地買賣頻繁以及人地關係緊張的反映,交待完土地買賣、人地關係的「社會經濟」條件變化後,作者不僅不再理會其他社會經濟條件變動對法律條文變化的可能影響,同時,作者也忽略了,契約、侵權、親屬、繼承等法律條文本身的變化,其實也會對土地交易市場、土地生產關係(至少也包含主佃關係、雇工人地位)等社會經濟條件造成重要影響。只以明清《戶律》法律條文變化來看,無論是「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方面,都有不少重要律例變化可說。然而,除了與「訟師」直接相關的法律條文外,作者對明清法律條文內部變化的關注,卻明顯不夠。因此,作者對「經濟與法律」關係的處理,經常淪為「背景式聲明」,在交待過經濟變化是法律變化的背景之後,便好似不必再理會二者間的複雜關係。這種分析手法,使作者試圖透過法律現象分析「心態文化」與「社會經濟」交織作用的努力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象徵系統時,儘管作者運用司法檔案與戲曲小說中涉及訟師的史料,清楚帶出明清訟師在不同文本中的形象差異,突顯了背後反映法律文化的種種不同象徵意義。然而,對於明清訟師如何運用、整理、傳承法律知識的體系,作者則缺少必要的分析。儘管作者曾經提及《蕭曹遺筆》、《驚天雷》等「訟師秘本」(頁42、46、15),但都只是簡短帶過,對這些影響訟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書籍,作者未設專章分析其所傳達的法律概念、法律推理等相關知識與技巧,影響到讀者對訟師如何運用法律知識的理解。若欲深入理解明清訟師現象背後的「法律文化」,訟師如何運用國家制訂的各類法律?相對於司法官員、刑名師爺、書吏衙役等不同「司法從業人員」,訟師對法律知識的態度究竟有何異同?訟師嫺熟的相關法律知識與法律推理,絕對是構成明清「法律文化」的重要內容。然而,作者本書在此方面的分析是很不夠的。

      當作者論及訟師使用誇張詞句做成「賴詞、謊狀」時,主要也是受到閱讀《四進士》劇本中出現「牛吃房上草,風吹千斤石,狀子入公門,無賴不成詞」文句的影響(頁140),[6]這種也算是「明清法諺」的文句,固然反映明清訟師制作訴狀的某種心態,但是,明清訟師對法律知識的運用卻也絕非僅是如此「粗魯、露骨」。由明末以來書坊商人刊刻發售的種種「訟師秘本」看來,這些影響訟師「養成教育」的重要書籍,的確表現出對於各類法律知識的講究。這些明末清初以來流行廣泛的訟師秘本,[7]不僅將各類案件所需要的控訴、抗告狀詞或是申請執照文書,做成應用範本,同時依案情不同做分類,一般可分人命、姦情、賊盜、婚姻、田產、戶役、騙害、鬥毆、繼立、執照等類。儘管這些訟師秘本不純然教授法律條文,但是,對於如何兼顧「情、理、法」間巧妙關係以求勝訟,一般是相當講究的。如《新刻法筆新春》所收《詞訟指南》即謂:「凡作狀,先須觀其事理、情勢輕重大小緩急,而後用其律意。符合某條,乃從某條,止揀其緊要字眼切於事情者,較達其詞,使人一看,便知其冤抑、誣告或牽連之類。務要周詳……徒取刁名,無益於事,明者辯之」。[8]對於訟師秘本這類影響明清訟師法律知識的重要文本,本書缺乏必要的分析,使作者對訟師進行的「文化象徵」分析,經常變成是探討「別人如何看待、論說訟師」的歷史,而忽略了明清「訟師」(無論是已成執業或是未成待學的訟師)自身如何看待、運用法律知識進而建構各種法律「文化象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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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一九九四年該叢書出版以來,迄今已出版六種(皆由美國 Stanford 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一種為論文集: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1994),編者為 Kathryn Bernhardt (白凱)與 Philip C. C. Huang (黃宗智)。第二種為Civil Justice in China : Represent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Qing (1996),該書已有中文版,即劉昶、李懷印譯,《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第三種為Melissa Macauley 這本訟師研究。第四種為Kathryn Bernhardt 所著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1999)。第五種為Matthew Harvey Sommer 所著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0)。第六種為Bradly W. Reed所著 Talons and Teeth :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2000)。
      [2]黃宗智主編這套叢書,不僅希望在五年內出到十本書,而且背後其實還帶有試圖解決社會科學理論中「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之間鴻溝」的關懷,他希望藉此開展一種能夠同時結合「經濟史、社會史」以及「文化史」的「新法制史」研究取徑。上述構想與說明,表現在一九九三年三月黃氏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以及黃氏與現場聽眾間頗有可觀的對談(參見:黃宗智,〈中國法律制度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研究〉,《北大法律評論》2.1 (1999):358-383。)
      [3]如《名公書判清明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史研究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12,方秋崖〈懲教訟〉、蔡久軒〈撰造公事〉等案例(頁479、482)。
      [4] 清代訟師律文主要見於《大清律例》〈刑律〉編〈訴訟〉章的〈教唆詞訟〉條,該律另附例文12條。律文為:「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至死者,減一等);若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至死者,不減等);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見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詞狀而罪無增減者,勿論(姦夫教令姦婦誣告某子不孝,依謀殺人造意律)。薛允昇注:「此仍明律,順治三年添入小註,乾隆五年刪定。」(薛允昇,《讀例存疑(重刊本)》,黃靜嘉編校,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冊4,卷40,頁1019)
      [5]清代中央政府也試圖規範「官代書」的考選過程,收入《大清律例》〈刑律〉編〈訴訟〉章〈教唆詞訟〉條例文:「內外刑名衙門,務擇里民中之誠實識字者,考取代書;凡有呈狀,皆令其照本人情詞據實謄寫,呈後,登記代書姓名,該衙門驗明,方許收受。無代書姓名,即嚴行查究,其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薛允昇則對此規定有所評論:「此條係雍正七年(1729)及十三年例,乾隆六年(1741)改定。謹按:此專為考取代書而設。鄉民不能自寫呈詞者頗多,覓人代寫,則增減情節者,比比皆是矣。代書之設,所以不容已也。現在外省有代書,而京城仍未遵行。」(薛允昇,《讀例存疑(重刊本)》,冊4,卷40,頁1022)
      [6] 《四進士》(劉烈茂、蘇寰中、郭精銳主編,《車王府曲本菁華》冊五,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頁259。
      [7]「訟師秘本」是政府對這類書籍的稱呼,可由政府禁令看出這類書籍的流行。乾隆七年(1742),四川按察使李如蘭上奏禁止書商刊印「訟師秘本」,經中央官員討論、皇帝同意而使李氏建議成為新修例文:「坊肆所刊訟師秘本,如《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台秦鏡》等一切搆訟之書,盡行查禁銷毁,不許售賣。有仍行刻印者,照淫詞小說例,杖一百,流三千里」。然而,政府其實無法禁阻這類書籍的刊印與流傳。光緒年間,薛允昇的觀察是:「訟師之技,多係以虛為實,以無為有,顚倒是非,播弄鄉愚,因得售其姦計。究其實,則此等搆訟之書,階之厲也。嚴訟師,而禁及此等秘本,亦拔本塞源之意也。然刻本可禁,而抄本不可禁;且私行傳習,仍復不少,猶淫詞小說之終不能禁絕也。」(《讀例存疑(重刊本)》,冊4,頁1021)。薛氏以法學名家身份,輕視「訟師之技」與「搆訟之書」,除了的確點出訟師在各地司法實務上「顚倒是非,播弄鄉愚」的惡行外,其實也反映政府「修法專家」鄙薄「民間版本」法律知識的基本心態。
      [8] 《詞訟指南》,收入不著撰人,《新刻法筆新春》(又名《刑台秦鏡》,清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藏),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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