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03月01日

    沈登苗: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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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杨念群为杨度曾孙,然标点《杨度日记》(新华出版社﹐ 2001),错误累累,令人叹其不肖。儒学地域化一书,尝于书店立读数页,只见字里行间,似都写着“牵强附会”四字,遂不敢购归。今读沈氏书评,正可庆幸当日未萌姑息之仁,不致枉费银两。

    在科学研究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副教授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下简称“杨著”),通过儒学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新
    文化运动的关系,的确在选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借用西方话语分析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的尝试,也使得史学研究别开生面;这部杨念群先生的成名之作,也确实显示了作者的史学理论天赋和对学科前沿理论问题执着探索的可贵精神。但是,任何史学理论和观点,都得靠坚实的史料来支撑。遗憾的是,作者似乎还缺少完成该课题的一些基本条件——史料积累欠缺,专业知识比较生疏,学术史背景不那么熟识,技术操作也缺乏严格的训练。结果,本书在重大的、基本的、常识性的史料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谬误。据本人有限的资料和学识对杨著的部分内容进行核实和分析,已发现该书大小纰缪至少有两百处之多。其中,仅日月颠倒、空间错位、统计、计算失误三项,就有近百处;对专业术语误解、曲解的有十几处;比较重要的观点与史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的不下十处;全书仅有的5张表格,几乎是无错不成表;作者自己推翻自己的论点乃至结论的考证,也并不鲜见……。

    本文从史料和常识的角度对杨著提出商榷和批评,并就这篇问题成堆的博士论文及其出版后所获得的众口一辞的好评和青睐所折射的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坦率地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若有不当甚至错误,也请杨念群博士及方家提出反批评。

    一、基本史料的缺少和错位

    (一)何为近代三大知识群体?

    杨著的书名和讨论的内容决定了作者似多少应以近代为时段,以较大的区域,如省区或特定的文化区域,如浙东、浙西等为单位,以量化(一般如此)为表达方式,揭示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在全国的地位和特征,然而进行解剖和比较。遗憾的是,若按此衡量,杨著的史料几乎空白——其提供的材料,以时间论,鲜有以近代为时段的;从空间上看,常以府或县(即使府县也是不典型的)为单位的,更多的则是以某个人的片言只语、一举一动为例证,难以反映区域文化之特色;书中的量化分析,尤其不敢恭惟。既然如此,焉能论近代三大知识群体?又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比较?

    应该强调的是,我国区域文化史的研究在杨著封笔的前十年已逐步形成气候,特别是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浙文化业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三大热门课题,涌现了众多的论文和比较成熟的观点。可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尽管杨著引进了上百个西方话语,提出了数百个学术观点,然而,我国大陆学者80年代以来对这三大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论文却鲜少提及。相对而言,作者对该课题的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教育史似感到陌生,这些都制约了作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水准。质言之,杨著在文化史、教育史领域似乎还没有站在课题研究之前沿。

    (二)晚清教育变革怎能对应新文化运动?

    杨著开篇是以梁启超的“三阶段论”引入主题的。作者把洋务运动对应湖湘,维新运动对应岭南,新文化运动对应江浙,进行互动比较。这好比拿合作化年代的湖南大学、文革岁月中的中山大学和新时期的浙江大学进行比较。姑且不论这样的比较是否科学,能否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也不究地域化儒学在打倒“孔家店”时代是否还有生命力,在此,有必要提出疑问的是,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怎能拿晚清教育变革——书院改学堂作素材呢?

    众所周知,书院改制在清末新政时期已大体完成,怎能与新文化运动划为同一时段呢?当然,如果抛开杨著导论及其“三阶段论”,把晚清教育变革作为近代文化史讨论的对象,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江浙文人对书院改学堂的贡献并不像杨著所说的那么大。无论是决定书院改制的前提——废科举的朝廷重臣,还是办西学得力的地方督抚;不管是近代学制的设计者,抑或是新学教学的先行者,似
    都不是以江浙文人为主体。至于杨著发现的“晚清江浙地区的专门学堂数目与学生人数远高于湖湘、岭南区域”(第484页)之史料,则是作者无心求证的一个写照(详后)。总之,把书院改制作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及讨论近代江浙知识分子的首选事件,未免有错位之嫌。

    (三)章太炎是否是代表新文化时期的江浙文人的典型?

    如上所述,杨著把新文化运动表演的舞台留给了江浙知识分子,显然,江浙学人解读的主要对象不外是新文化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蔡元培、鲁迅等。然而,杨著重点刻画的江浙文人却唯章太炎一人。章氏虽系近代史上的一流学者和风云人物,但章氏一生的闪光点和学术贡献不在书院改制或新文化运动。相反,太炎先生在五四前后思想已落伍于时代,把他当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江浙学人的代言人,似显得别扭。在学者如云的江浙,杨著为何独钟情于章呢?大概章氏卓尔不群,爱臧否人物,从章氏话语里可找到讽讥湖湘儒生和抨击岭南学人的证据,甚至还可以把章氏家族当作浙东人(其实是浙西余杭人),“体现出浙东学派与浙西之学的分野”(第195页),进一步深化所谓的儒学地域化理论,可谓用心良苦。至于章氏曾谢过本师(浙西
    的俞樾),亦抵毁过浙东的黄宗羲,又激进、浪漫(杨著认为这是岭南学人的特征),还具有谭嗣同、唐才常那样的“崇勇尚武”(杨著认为这是湖湘书生的性格)的秉性,作者似没有提及。事实上,若按杨著对人物性格划分的理论,章炳麟可能比湖南人还湖南人,比广东人还广东人,倒有点不像江浙人。其学术和思想也很少受地域的制约,如岭南人康梁帮助他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孙中山引导他奔向革命,尽管他们后来又交恶。由此可见,把章大炎代表新文化时期的江浙学人以区别该地与湖湘、岭南的学风和性格之异,似难以让人信服。

    二、以论代史

    无树,何以言林?史学研究若缺少梳理、辨析的史料,则极易走上以论代史之路。杨著的理论思路可简述为:近代各个地域传统学风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造就了各具特色的知识群体;各区域的知识群体因受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现代化模式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具体地说:“洋务自强运动往往与‘湘学’知识话语的经世原则相关联,戊戌维新与‘岭学’知识谱系的特殊表现方式密不可分,晚清教育变革的形式也基本上受到江浙知识分子话语的支配和影响”(第17页)。区域文化和学风传承对近代知识分子思维和行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本人不敢妄断。但从杨著所提供的材料及其论证分析,似乎有以论代史之嫌。这里仅以杨著重墨泼绘的岭南知识群体为例,提出讨论。

    杨著认为,明中叶“白沙之学的崛起使岭南知识群体长期沐浴于‘心学’神秘主义氛围之下……白沙学统数百年来一直贯穿于粤地学人之中” (第231页);洪秀全主要通过“岭南传统神秘主义的精神模式”“来构成起义的凝聚力”的(第247页);康有为与“陈白沙有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第229页);“康有为正是利用陈白沙默观于心,自悟妙应的教育模式来影响梁启超等弟子的思维方式的”(第259页),这种“内倾感应思维”(第131页)造就了近代岭南一个“崇尚启蒙之功,摒弃务实之道”(第142页)、激进、浪漫、富于理想的知识群体。

    陈白沙的影响,果真有这么大吗?我们先看杨著是如何论证的。在重点论述陈白沙神秘主义的个性和弃书不观的治学方法一直贯穿于岭南知识群体时,作者拎出了从明中叶至清初的一串岭南文人(第231—232页),但杨著所举的都不是岭南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难以代表岭南文化的主流。让我们翻开《岭南思想史》(李锦全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湛甘泉之后、康有为之前,广东十几位学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是陈建、黄佐、海瑞、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朱次琦、陈澧、洪秀全、洪仁  、容闳、何启、胡礼垣、郑观应等。从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多少陈白沙的影子。事实上,学界早有定论,陈献章死后,白沙学派就渐渐衰落,以至不复存在,根本不是杨著所云的在清中叶尚有“蓬勃生命力”(第232页)。即使白沙及门弟子继承乃师的,主要也是其学贵知疑、自由开放的治学精神,而非杨著肆意渲染的静坐或弃书不观的消极学风。如白沙最著名的弟子湛若水、张诩,两人都抛弃了作为白沙心学特色的“静坐中养出端倪”⑴。甚至白沙本人,也非“甘心隐居”,其言行“与所谓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无明显的差别”。而“弟子中最重要的几位,均以功名宦业显赫一时”②。在考证洪秀全依据岭南传统神秘主义精神模式构成起义的凝聚力时,杨著倒也说得干脆:“我们虽然找不到洪氏与白沙学派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证据”,“但岭南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神秘主义宗教氛围,对洪氏构造太平圣境与接受基督教义有间接的地域文化影响当是确定无疑的”(第249页)。既然已经承认“找不到”“有直接联系的证据”,又何以能肯定“当是确定无疑”的呢?这不是明显的自我矛盾吗?

    杨著费力最多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研究,已有大量的论著问世。其中,康的自传《我史》、梁启超的《康有为传》及近人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影响较大。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康的思想学术传承的轮廓:康早年受祖父及简凤仪等众多塾师的教诲,青年时期受学于程朱为主的朱次琦,接着入西樵山“专讲道佛之书”,也曾以“亭林之经济为学”,亦独好陆王,又受张鼎华、廖平及常州今文经学的启蒙,还接受过基督教义。而对康影响最大的是在游香港、上海后接受的西学,“始尽释故见”。当然,作为康曾崇拜的乡贤陈白沙及其学说对他不能说没产生作用,他本人早年也曾“以白沙之潇洒自命”⑶。但陈对康的思维和行动不可能起支配作用。恐怕至今为止,学术界还没有提供多少康有为直接传承白沙之学的具体依据。这可以从上揭的三部康有为传得到印证。那么,是康本人、弟子及康有为专业研究者疏忽呢?抑或是杨著发现了新的史料?都不是。杨著提出的只是一种推理的方法,走的还是“以论代史”之捷径。其逻辑是:时人曾说阳明之学过于高远,不如甘泉之学上下可及,而“湛甘泉是白沙弟子,由此可以推见白沙之学相对阳明之学更为简捷实用”(第229页),也就是说,白沙之学对康的影响比王学更大;康曾入西樵学佛道静坐过,陈也主张静坐,则康继承了白沙的“神秘主义的感悟方式”(第539页);康在万木草堂讲学时曾带领学生游山玩水,陈献章也有庐外讲学的经历,因而,“岭南学人的教学方式”“主要通过体悟而非读书力行的途径”(第531页);康的《孔子改制考》等是在其弟子的帮助下完成的,所以,“也反映出岭南知识群体在近代的共同思维取向”(第239页)。就这样,在“具体的证据”“难寻
    其迹”⑷的语境下,作者先通过推理求得“史料”,又对这些“史料”再推理得出他所需的结论。如此推理而治史,不由得使人想起余英时先生对目前有些青年学者“以为治史只需有论证而不必有证据”⑸的担忧,并非完全是杞人之忧。

    三、随意取舍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汪晖先生认为,杨著“是非常尊重史料的,从大量例证出发来解释问题”⑹。依我看,杨著确实是大量使用了例证,并有较多的数据和附表,但可惜的是,杨著的很多例证却是没有经过筛选的,是信手拈来的;不要说“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⑺,就是作者举的例子本身,也往往经不起推敲。

    (一)把特殊性当作一般性。

    杨著认为,清初江浙科举处于低潮,到了乾嘉时期才“恢复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第274页)。可是,此论恰恰与史实颠倒。清初是江浙科举的极盛期。在顺康雍朝,江浙的进士占全国的27.3%,迨至乾嘉,渐以式微,两省的进士仅占全国的22.4%。此后就失去了科举霸主的地位⑻。那么,作者为何得出以非为是的结论呢?因为他只举了无锡、金匮两县的特例。可见,在文化史、教育史研究中,仅找几个特例就贸然推测全局往往是靠不住的,有时甚至会得出与事实相左的结论。

    (二)把一般性当作特殊性。

    顺治卧碑是清廷向天下学宫颁行的训示,可作者却把它当作湖南书院的特产(第514页)。再如,杨著为说明湘地书院的一个传统——山长以本籍士人为主,他选用了《民国醴陵具志》所载的《渌江书院山长表》(第386页)作释。可是,渌江书院始建于乾隆十八年⑼,也就是说,该院山长都是清代的山长,而清代全国的山长一般都以本地人为主⑽。因此,即使渌江书院的山长都是本邑人,并籍此考证出清代湖南的山长以本地人为主,也是把一般性当作特殊性,有多少学术价值呢?

    (三)研究对象雾里看花。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戴逸先生称其弟子的大作“旁征博引,论述得非常精彩”⑾。无疑,学术专著是需要“旁征博引”,但前提是,要对被“旁征”、“博引”的对象了然于胸。我们注意到,杨著津津有味介绍的对象,有时大概连作者本人也心中无底。仍以上引无锡、金匮的科举例释来说,他是把两县在乾隆朝的科举中式人数比康熙朝的中式人数增加了多少作比较的。但这里有个细节作者没有注意到,即金匮是雍正二年才从无锡的东部析出去的。换言之,康熙时还没有金匮县的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这个比较是不能成立的。再以清代山长的籍贯分析。据有关专家对县级书院山长籍贯的定位推知⑿,山长籍贯本地与外地人之别,应以书院的级别而定。如县级书院的山长是本县人,则他为本地人;反之则为外地人。依次类推。现观照杨著提供的数据,渌江书院的51位山长,只有一个是醴陵人,其余基本上是湘省其他县的人。故严格地说,杨著所考渌江书院的山长基本上是外地人,也恰好与他的观点相反。这恐怕是作者所始料不及的。

    纵贯全书,不少例证是为了旁征而博引,或为博引而旁征,但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更显不出是“成功”的“经验性范例”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四)时间概念模糊。

    论史首重时间,然杨著最不以为然的好像恰恰是年代学。仅时间判断失误或表达不确的,就达数十次之多。如杨著曰:“……明永乐年间,又颁行了《性理大全》。元代袁桷曾对此评论云……”(第404页),请问,元人怎么能评明人的著作呢?杨著又在《旧唐书·地理志》中,发现了宋代岭南的“蛮俗”(第220页)。在论证乾嘉以后的江浙考据学家的新偶像时,杨著以明末清初的方以智的理论作释(第304—307页)。在叙述近代岭南的学风传递时,杨著说:“……九江弟子康有为承其风……何启、梁廷楠、黄遵宪……沿其绪,遂成地域文化之规模”(第120页)。我们姑且不究何、黄与康谁出道早,仅说梁廷楠(1796—1861),他是康的祖父辈,梁逝死时,康有为(1858-1927)才3岁,怎能说梁“沿其绪”呢?我们在第232页又读到,“清代桐城派文章,乾隆之末曾风靡全国……湖湘一地如曾国藩等人行文均仿桐城之体。可是在广东岭南一带却找不到一个桐城派古文大家”。然曾国藩(1811—1872)生于嘉庆16年,乾隆末还没有出世,怎能把他当作乾隆末的古文大家呢?区域文化史表明,乾隆末桐城派盛行时,湖南和广东半斤八两,几乎都找不到古文大家。同样,如果说嘉庆时岭南对考据学还“罕有闻其学”(第232页),那么,此时的“三湘七泽间”朴学也“寂焉少闻”⒁。这样,杨著精心选择的两个“反衬出白沙学统”在清中叶的岭南尚有“蓬勃生命力”(第232页)的例证,不仅显得毫无意义,而且,还反映了作者对两大区域在清代各阶段的文化发展水平缺少俯瞰。

    杨著对史料取舍的随意性,还表现在对同一史料在不同的场合作相反的例证。如说江浙“道统”的不连续性时,就断言阳明学派“传承寿命十分短暂”(第297页)。当其推行岭南神秘主义源远流长的学说时,却提出从“陈白沙讲学江门……到清廷禁讲学,兴文字狱时止,四百年间天下学统几乎未有盛于浙广二宗者”(第231页)。实际上,阳明学盛行于明中下叶的百年间,说十分短暂或盛行四百年,都是不确之论。同样,说广宗盛行四百年,也是无根之谈。不知这里的“四百年”,作者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此外,作者对引用史料出处的处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作者认为,参于《四库全书》的三百余位学者,“这批士人既不是通过科举的‘正选’渠道进入官僚机构,又并非通过荐举途径官司其职……而是使学术本身变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工具”(第275页)。这里,若引用的是他人的观点,作者似应讲明出处;若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就应具陈没有进士、举人功名或没有一官半职的学者有多少。然作者在这两方面都未作半句交待。其实,作者只要翻一翻《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职名》,恐怕就不会轻出此言了。

    四、对史料的误解、曲解、一知半解、篡改和无心求证

    (一)误解史料。

    “学额”是科举时代每次考试录取的府县学生的名额。这是杨著中最重要、最专业的术语。可莫名其妙的是,作者却不知何为学额。如说:“学额的分配尽管有一个从分南北中取到分省录取的转变……”(第273页)。这分明是把会试(全国性考试)名额的区域分配等同于科举考试中最低一级——秀才(生员)录取的名额来并论,又煞有介事地考证道:浙江“仁和……等25县共有学额25名,平均一个县仅能占有一名学额,而湖南地区的湘阴……等12县却有15名学额,平均每县占有的学额超过一名”(第273页)。这里,作者竟把浙江仁和等25县每县有25名学额设想成会试录取每县一个名额来研究;把湖南湘阴等12县每县有15名学额,当作这12县平均每县会试录取超过一名来解读,叫人扼腕。

    学额是量化研究清代区域知识分子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也是衡量地域化儒学发展和普及程度的标志之一。若研究清季中国知识群体,讨论儒学地域化而不懂学额,好比统计当今中国知识分子而不明白“大中专学历”这个概念一样,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然杨著在第四章第一节中竟连续误解、曲解“学额”达十几次之多。这直接导致了杨著对学术史背景,如清代若干重要的文教政策出台的原因、措施及影响,有清一代文化史的走势,清代各区域文化教育的横向发展水平,乃至当时社会及士人的价值取向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作出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的判断。这对一部清代区域文化史来讲意味着什么呢?这与一个清史专业博士毕业、又在清史研究所工作多年的历史学教授的知识结构是否相称?

    杨著对史料的误解,还表现在望文生义上。如作者见易宗  的《岳麓书院记》有“雍正十一年各省皆赐千金,以为书院兴贤育才之资”一词,就断言官方“不惜要求各省捐献岳麓修缮之资”(第353页)。但果真如此吗?非也!事实是:“雍正十一年,命直省省城设立书院,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之费”⒂。其中,“岳麓书院”与长沙“城南书院”同列省会书院,并共享帑金千两⒃。可作者仅凭“各省皆赐千金”一言,就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各省捐千金给岳麓,如此读史,难道还不够大意吗?雍正朝遍建省级书院是清代乃至我国书院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省级书院地位的确立,是岳麓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清中后期岳麓人才辈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把书院作为研究对象,借岳麓当作实验场地的作者竟对此一片茫然,如何让读者信其“广阔视界”(第563页)呢?

    (二)曲解史料。

    在“从三大学规比较看时务学堂之争”(第511页)的讨论中,杨著对史料多牵强附会,生吞活剥,避重就轻,断章取语,任意宰割。如杨著择取李文炤的学规作为“湘学”的代表(第512页),就值得商榷。目前学界论及的岳麓学规有康熙五十六年李文炤的学规、乾隆十年杨锡绂的学规和乾隆十三年王文清的学规等三种。但通常说的《岳麓书院学规》是指王文清的学规⒄。更重要的是,王的学规在后,是对前两个学规的补充和修正,若与近世的《长兴学记》比较,怎能舍近就远、择取已被扬弃的学规呢?退一步讲,若从便于比较来说,则应首选杨的学规。作者之所以对王、杨的学规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学规与《长兴学记》的内容相对接近,难以析出地域化特色。这倒说明离开具体的时代和条件,专挑有异处的学规(包括其他文化现象)来反映区域学风,究竟有多大意义,这实在是个问题。理由很简单,既然李文炤的学规代表“湘学”,那为什么很快被后来的两个学规所取代呢?若杨、王的学规继承、发展了李的学规的“湘学”传统,那杨著又为何买椟还珠呢?再如,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学规”以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8)四言为纲,以其师朱次琦的“四行五学”(19)为要目。可杨著在诠释时,对这两个最值得追溯的学术渊源视而不见,却硬是围绕与学规似无关系的的陈白沙转,并不惜偷梁换柱,把处于支目地位的“变化气质”(这也是岳麓杨锡绂的学规和王文清的“学箴”所强调的),取代第二纲的“据于德”(第513页),可谓一举两得——达到割离孔子四言,转移他人视线及改变提纲内容之目的。至于万木草堂的最大特色——经世致用、崇尚实学,杨著更是避而不谈。又如,“立志”、“治身”、“读书”、“穷理”、“养气”、“摄生”、“乐群”等,哪一条不是中国古代书院学规的重要内容?可杨著却把前四项划入“湘学”的“规条”,把后三条涵括成“岭学”的“旨趣”(第518页)。如此划分,恐难有人赞同。又再如,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提出的教学主张是:“间日必有讲论,用禅门一棒一喝之意:读书必有札记,仿安定经义治事之规”(20)。即采用“禅宗” 和“湖学”的教学方法。可杨著不仅断章取语,抛弃了后半句(大概是因为胡瑗是江浙人,做“札记”又是江浙学人的传统吧),还在前半句中挖去关键的“禅门”两字(第521页),把禅宗“一棒一喝”的教学方法变成了“岭学”的专利。

    (三)一知半解史料。

    杨著论及广东文教时说:“阮元在任期间……先后有学海堂、菊坡精舍及广雅书院的创建”(第233页)。不错,学海堂的确是阮元督粤时创办的,但“菊坡精舍”、“广雅书院”则分别由晚清广东巡抚蒋益澧和两广总督张之洞创立,时阮公早已仙逝。杨著对材料撑握的不确定性,还表现在对大家熟知的史料的运用也夹生夹熟。如“分省定额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江浙地域人才积压的状况,使人才的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第272页)。这句话,后半句是对的,会试分省定额(这是清代最重要的文教政策之一)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文化落后的地区,使全国政治、文化发展趋于均衡;但对于文化发达的江浙诸省来讲是一种制约,故前半句是错的。又如“清初统治者曾试图以荐举特科(专业术语应称制科——笔者注)的方式,作为学额控制的补充手段,以吸摄游离于科举仕途之外的人才”(第275页)。此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制科的确是为了招揽对场屋不感兴趣的“奇才硕彦”,但“制科”与“学额”毫不相干。

    (四)篡改史料。

    《中国绅士》记载顺天乡试名额分配的第七款原文是:“南皿(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贡监生)36名”(21)。本来,此信息与杨著的研究似无关系。可杨著为寻找地域化儒学发展的渊源,以自己的主观意识取代固有的史实,把此文篡改为“南皿名额即合并江苏、安徽为江南一地统一录取生员”(第331页)。这样,录取的范围和对象都变了。大概是作者太看重自己的理论了——明知原始材料与他的地域化理论相悖。因为,在原文中江浙与湖湘划为同一区域。这时作者似应放弃或修正自己的理论,可作者却臆造证据以凑成已说,把不利于自己的史料,篡改成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难道是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吗?
     
    (五)无心求证史料。

    第一、杨著为论证“徽地在汪龙、凌廷堪之后已基本产生不出多少著名的学术大家了”(第479页)的论断,依据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的统计,认为“除皖派经学中徽籍学者所占比重较大外……在其他类别的学者中所占比例大多不超过百分之一”(第501-502页)。可作者自己提供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所列的全部8个类别的学者,徽籍学者所占的比例是4.7%(考史家2.6%应为7.7%)—22%,据计算,平均10%(据我核对原始材料,也大致如此)。可结论怎仅为实际的十分之一(相似的硬伤,在第313页、493页还可找到三处)了呢?若“百分之一”是“百分之十”的笔误,则在20个左右的省份中,皖籍学者能十居其一,也与作者的论点大相径庭。进一步追究,问题还有一大堆。如杨著要论证的是汪、凌之后安徽鲜有学人,理应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或相关文本中析出汪、凌之后,即晚清朴学家的故里进行统计。可杨著所取8个专业的学人,无一例外以有清一代为时限,重蹈了把长时段(清代)与中时段(晚清)混为一谈的覆辙。再如,《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对所辑人物的安排有一特征,不少学者“专传之外,复列互传与目”(22),即在全书及各章中以目的形式重复出现在数个专业中。故统计某一专业的学者,不仅要统计“专传” 中的人物,也要收入“复列互传于目”的人物,可杨著大都只统计前者,遗忘了后者。如在小学家统计时,把“复列互传与目”的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俞樾、孙诒让等近半数一流小学专家、大师拒之门外。这怎能客观地反映清代小学家的地理分布状况呢?同时,在校勘目录学家的统计中,则把“复列互传与目”的章学诚等5位专家也悉数收人。这标明杨著对研究对象的取舍,似无客观标准。还有,很可奇怪的是,作者取近似值时没有采纳常用的“四舍五入”法,而是从1到9统统舍去。在一段不足三百字的文字中,就出现了诸如取舍失当、计算失误、叙事失实、持论失衡、行文失范等纰缪,堪称是浮躁的一个缩影。

    第二、一个推翻自己结论的考证。从形式上看,杨著真正在“近代”、“区域”、“知识群体”意义上具有比较价值的史料,唯“光绪三十三年三大地区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学生统计表”(第485页)一则为最重要。杨著为考证“湖湘、岭南、江浙(包括安徽)三大地域书院转学堂的变革整体运作中,江浙地区一直走在湖湘、岭南区域的前列”,用图表的形式反映“晚清江浙地区的专门学堂数目与学生人数远高于湖湘、岭南区域”(第484页)。为了让事实说话,我们先把杨著提供的数据汇总列表于下。

    光绪三十三年三大地区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及学生数目汇总表:
    ———————————————————————————————————
    类别/数目/省份 江苏 浙江 安徽 广东 湖南 合计
    学堂 18(26) 10 4 15 6(17) 53(72)
    学生 1196(1824) 920 397 2854 1004(1996)6371(7991)
    ———————————————————————————————————

    注:①本表理应把专门学堂与实业学堂分开,但为保留原貌,仍合两为一;括号内为本文修正后的数字;游学预备科仍保留原数。②这方面有现成的资料,作者为何要自已“整理”(第485页)?又为何对自己“整理”的资料的来源语焉不详?

    由表不难推知,江浙皖三省平均每省有学堂10.7个(按原文计算,下同),粤湘两省平均每省有学堂10.5个,两者几乎相等,不存在前者“远高于”后者的状况。学生人数,江浙皖三省平均每省838人,粤湘两省平均每省1929人,后者大大超过前者(若仅以专门学堂及学生论,或按本文修正后的数字计,也大致如此)。特别是广东一省的学生,就超过了江浙皖三省的总和,怎么能说江浙的学生“人数远高于湖湘、岭南区域”呢?究其原因,与杨著的表格设计不当有关。作者理应在表格的左边增加一个“合计”(事实上,原始表格里就有这一项,不知作者何故删去?),各省学堂及学生总数就可一目了然,似不会留此遗憾。与之深究,史料失核还不止于此。清代江苏自乾隆二十五年后分设江宁、江苏两布政司对治。故清末学部公布的教育资料,江宁、江苏分而计之。可作者在统计江苏的数据时,也把“江宁”这块“分”出去了。同时,作者又把湖南“实业学堂”的学堂及学生数目也一概弃之。这等于把五分之一的学生和四分之一的学堂漏掉了。如果说前者的忽疏,是作者受制于对区域历史沿革的训练,那么,后者的阙失似没有理由了。因为,这涉及到作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因后果。作者对此作了专门的讨论,认为,“与其他区域相比较,湖南在光绪三十三年……并无类似于理化专修科、实业预科、工业学堂之类的”学校。并由此得出结论:湖南“ 无法从分斋课艺模式中蕴育出更加具有近代学术专门化特色的知识群体”(第491页)。可史实再次给作者开了玩笑。湖南在光绪三十三年设置的“理化专修科、实业预科、工业学堂之类”的学校有10所(不包括医科学校一所),在统计的5省中最多;学生人数有902人(不含医科学生48人),仅次于广东而超过被杨著始终强调的具有学术专门化传统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之和;这三类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也是5省中最高的(23)。当然,我并不是说,湖南近代学术专门化的程度超过了他省。我只是想说明,杨念群博士太不把史料和数据当一回事了。其实,这时作者似已失去了驾驭史料和进行逻辑论证的能力。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是江浙皖的“专门化”超过了湘粤,理应拿江浙皖与湘粤进行比较。可作者接下去讨论的是江苏、浙江的“专门化”超过了安徽(第486页),广东的“专门化”超过了湖南(第491页)。如此答非所问,也就失去了逻辑论证的规则。晚清书院改制是清季兴学的重要内容。若以数量论,在清末兴新学的热潮中,走在时代前列的是四川、河北等省,江浙区域仅属“第二梯队”(24);以实绩看,全国地方教育近代化的“示范省”是湖北。因此,只有对此类资料不太接触的人,才会选择书院转学堂的数据作为近代教育变革的形式受到江浙知识话语支配研究的素材。否则,杨念群教授怎样解释在近代学堂兴起过程中川、冀二省遥遥领先、湖
    北冠以“教育示范省”是受何种知识话语支配的?

    三大区域学堂、学生的统计,是杨著考证这些地区书院改制中唯一具有比较意义的史料,既然比较的结论与其论点不符,甚至完全相反,也与全国的情形不合,那么,杨著的三大论断之一——晚清教育变革的形式受到江浙知识话语支配的论断,就被他自己的证据所推翻。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证”自己的论点和结论的考证,在学术史上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事实证明,在历史学界,谁“疏离真实”(25),不重史料,谁就会因此付出代价。

    杨著除了在史料选择、考证、诠释、计算、表述等“硬 伤”可观外,笔误和技术性差错也非同一般。如把“浙江”的诂经精舍,说成是“江苏”(第344页)的;把创立南菁书院的“黄体芳”说成“王先谦”(第469页);第三章的注释从注54到注85(第266—267页),可能全部是张冠李戴。

    综上所述,杨著不仅在细节、枝叶上有瑕玷,而且在框架、主干上也存在纰缪;不仅在个案考述中有盲点,而且对其讨论的学术史背景也不无疏离;不仅对史料缺乏应有的阅读量,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缺少严格的训练;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还常常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说句不好听的话,恐怕不是说“没有漏洞几乎不可能”(26),而是说“每当论及关键性问题时即漏洞百出”(27)。总之,依我看,这是一部尚未达到专业学术水准的书,是一部对导师、答辩委员、丛书学术委员会、出版社、读者极不负责的书,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这说明,仅有“深刻的思想”(28),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起史学理论,《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所提出的命题如要真正无懈可击,恐怕其史料基本上要推倒重建。

    五、对世纪之交学风问题的反思

    我之所以批评杨著,是因为该书的错误实在太多;似乎一般学术著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形式几乎无所不包。更不能叫人原谅的是,这些纰缪既不发生在冷僻的专业,也不属于有争议的地方,而是清代文化史的常识部分,是作者所学专业的用武之地。杨著走到这一步,从主观上讲,可能受学术视野的制约,又急于想表达自己的“话语”,或粗心大意,等等。而这一切,可归结为一个词,即浮躁。就客观分析,现实提供了杨著产生的土壤。杨著的走运走红,标志着学术界的若干专业或地方,在成果的推出和评估上,已形成浮躁流水线。

    首先,杨著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的。据作者在“后记”中介绍:“在本书尚处于博士论文写作阶段时,从选题的择取,到思路的成型,始终得到我的导师戴逸先生的悉心指教,副导师王俊义教授也为论文的写作尽心点拔”,又通过了“许多师长”的论文审阅及丁守和、张立文、瞿林东等答辩委员的论文答辩,这是第一关。

    其次,杨著在研究过程中又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指点。“王汝丰教授也曾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许纪霖和孔令琴先生……大至本书的构架小至微观的技术细节不厌其烦地提出过许多很好的修改建议”,“邓正来先生……为本书的内容及框架争辩讨论”……。这些无疑又增加了一道阻止失误的防线。

    再次,该书以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领衔的学术委员会“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评审遴选”(扉页),其中,学术委员“陈来先生曾认真通读了全部书稿,并与作者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讨论,指出了书稿中数处需要改进的地方”(“后记”),才作为“中青年学人的优秀学术专著”(扉页)进入反映学科前沿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在此需要说明, 我不知道“后记”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作者是否采纳了专家的意见,否则,另当别论。

    最后,还有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的责任编辑。也就是说,杨著至少要通过四道关口。即使再粗糙的书,能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十几位专家的呵护,闯过这四关,也不会有太多、太大的毛病了。遗憾的是,摆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部错误百出的书。有些失误,不要说专家学者,就是一般的文史爱好者也能看出来。如书院改制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发生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段和不同的学术范畴的事件,作者却把前者也划入新文化运动的视野,并作为全书的三大素材之一,突兀于书中,贯穿于首尾。这可是结构性缺陷啊!它对全书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当然,学问做到博士这一层,常识性的差错基本上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当这些东西影响到研究的核心甚至推翻课题的结论时,博士生导师、博士论文评议人、答辩委员会委员,为什么还袖手旁观呢?我的庸俗理解是,博导就是引路,论文评议人、答辩委员则在专业上发难和把关。当弟子辨不出南北、分不清东西时不去指引,把被审阅、答辩对象在专业层面出现的重大失误也一手放过,那么,博导、论文评议人、答辩委员有没有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呢?如从知识群体和儒学地域化的双重意义上讲,“学额”一词是杨著中最重要、最专业的术语和参数。作者也从《中国绅士》知道,“只要通过对考试频率和学额的调节,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控制地方绅士的人数”(第271-272页)。故作者借鉴了张仲礼先生的观点和方法(尽管他对以上重要的引文没讲明出处)(29),也从“学额”切入命题的。可令人费解的是,作者居然不知何为学额,以致妄断迭出。再如,选择书院转学堂的数量作为近代教育变革的形式受到江浙知识话语支配研究的素材,这完全是从外行的角度切入的,岂能不误?差之毫厘,尚谬以千里,更何况作者在源头就已坠入五里雾中呢?如此通过的博士论文,失去的难道仅仅是水准吗?

    要求像季羡林先生那样高龄的大家组成的丛书学术委员会的教授,去一一通读参选的每本部头不小的专著,大概是不现实的。但要求丛书学术委员会指定一委员“认真通读”一遍已圈定的专著,似不过分。恕我直言,我对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先生是否“认真通读”过杨著表示怀疑。最后还有不能推卸的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事实上,只要责任编辑致细地校对一次,杨著的硬伤大可减少,至少可以把数十次“四则运算”意义上的错误基本清除。可在最后的一关,责任编辑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杨著问世后,学术界推波助澜,一片叫好之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清史研究》旋即召开该书研讨会。《中国书评》以“主题书评”的显要位置对研讨会观点予以汇录(30),《清史研究》则以较大的篇幅给予介绍和推崇。尽管当时曾荟萃了多学科的优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参与探讨,品评得失。但除了少数人,如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先生认为杨著“不是从材料‘冒’出来的印证”,是“以理论语言表述的理论”,“该书的理论框架和材料在我读来多少有点两张皮的感觉”(31)。以及《近代史研究》副主编雷颐先生认为,杨著最明显的缺欠是“观念大于史实,有些非常生搬硬套的东西”,“近代史的史实更多的是大量的‘反证’”等外,鲜有人从内容(史料)的角度进行分析。洋洋3.5万字的杨著研讨会“汇录”,似乎仅戴逸教授“挑”出了一个笔误和一个知识性差错,以致作者对“考据的层面上纠错”不屑一顾。大家关注的焦点聚集在方法论上;即使争鸣,也大都在理论层面展开。人们感兴趣的是怎样写史和如何写史;欣赏的是借用福柯的话语好,还是引进布罗代尔的理论实用。作者的回应也主要反响在“方法和方式上”,以致对雷颐“观念大于史实”的批评,回敬为“不是在同一层次上讨论问题” (32)。这样一来,似乎真的治史只要有方法和理论,不必有证据和史料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一部专著、一个理论的成功与否,首先看它是否符合实际。历史学更要也更能做到这一点。只要把杨著的理论与其提供的史料对照一下,是否符合事实,再谈方法论,进而作为“范例”提倡,或进军大洋彼岸,也不迟啊(33)。然而,当作者已在实践 层面迷离恍惚、在史料面前错漏百出的情况下,评论家们还在围绕着他的方法和理论转,这是否有本末倒置之嫌呢?换言之,既然还没有对杨著的内容进行认真的核实和客观的分析,凭什么就下了这是一部“心血浇灌”(34)、“严肃认真、富于开创精神的力作”的结论呢?怎么可以把“具有某种范本的特征”、“对中国史学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应在美国的中国学系谱里占据一个重要位置”(35)等颂词轻易地送上呢?

    在物质生产中,如果一种产品从设计到加工,从原料到成品,从性能到包装,从广告到售后服务都出了问题,那么,生产该产品的企业其整个运转机制就出了问题。藉此来比喻杨著,也许过于刻薄了些,但谁又能否定这不是客观存在呢?

    总之,就作者的抱负、学府的品牌、博导的学术地位、答辩委员和丛书学术委员会的阵容、出版社的知名度和学术前沿性、研讨会举办者及欣赏、推崇的学术期刊的权威性、评论家的前卫及影响而言,读者期待的理应是一部高水准的学术专著。遗憾的是,这样一部由专家乃至权威层层把关,从宏观到微观处处点拨的学术氛围孕育出来的所谓的“文化精品”(“出版后记”)也伤痕累累,不堪卒读,人们又将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高校的教育水准?当代中国历史学博士论文通过的标准是什么?“优秀学术专著”出版的要求又是什么?丛书学术委员会的“高度责任心”(“出版后记”)体现在何处?在此,我是不是有理由不礼貌地问一句:诸多一流的专家、教授,有几人从史料的视角认真通读过杨著?又有几人从专业(指内容而非形式)的立场对杨著提出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平心而论,抄袭和剽窃,有时他人确实难以分辨。然杨著的问题只要从清代文化史的视角认真通读过,就不难发现。特别是大量的、连篇的、成串的计算错误,凭直觉也能看出来。故碍于情面说好话,不认真通读原著写酷评,把还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几乎捧到了顶点,俯拾即是的硬伤却鲜有人指正,而作者的自我感觉又好,这才是杨著、也是学界真正的悲哀。不要忘了,学术浮躁的苦果最终还得让学术界自吞。如果读者因此也怀疑《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其他论著的水准时,那么,真正严肃的、该丛书的其他学术专著岂不就成了代人受过的受害者吗?三联书店的声誉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

    在社会转型时期,也许人们都可以浮躁,唯独学者不能浮躁。因为学者的使命不同。在学术界,也许其他学者可以浮躁,唯独历史学家不能浮躁。因为有的学科存在着很多的不可预见性。如一场 突发事件或风波,可能会使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的研究歪打正着。但历史科学是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探讨,没有太多的不可预见性。在历史学界若没有史料而想标新立异,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在历史学著述中,也许其他论著可以浮躁,唯独历史学博士论文不能浮躁。因为博士论文除了向自己和出版社、读者负责外,还要向导师和答辩委员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高校的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准。故窃以为,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博士论文最不值得浮躁。因此,尽管杨念群的博士论文使他一举成名,但我仍觉得,他这样做很可能是得不偿失。此时此刻,让我们重温发生在美国的“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36),我们可能会更自觉地对浮躁说“不”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与作者杨念群先生素不相识,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我只是一个学术爱好者,之所以不识时务,批评杨著,又冒犯诸大家,完全出于学术的良知和对学术的热爱,是对当前学风的感叹。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浮躁的学风,对学术的危害,恐不亚于文革。文革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若对今天浮躁学风的后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并以实际行动予以改正,其影响可能不止一代人。而当前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对典型的事件进行个案分析,开展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不管是肯定性书评,还是否定性书评,或二者兼之,持论者都要对自己的观点负责,若失实,都要承担责任。至于通过的不够水准的硕士、博士论文,或其他名不副实的学术成果,导师、答辩委员及相关单位和人员更应主动承担责任。只有使浮躁者付不起代价,使成果评估不失去原则,才有可能使目前学术界浮躁之气得到治理。新世纪的中华学人应以自己的学术良知,推动我们的祖国早日成为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顺便提及,在青年学子中,提倡学术规范的口号喊得比杨念群先生响的恐怕没有几人,而一些青睐杨著的评论家,更大都是学术界的弄潮儿。可见,提倡学术规范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仅是方法论层面;学习西方理论,进行学术对话,同样也要学习人家的人文精神。我想,学术界现在已到了重提“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了。这如同农民为收获而耕耘,工人为创造财富而而操作一样,天经地义。

    当本文即将脱稿时,我看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刚出版的《新世纪学人文存》之一——《杨念群自选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论文,在史料的运用和技术处理上,仍出现一些与《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如雍正十一年各省捐千金给岳麓的史料,照用不误(37)。再如,有一篇论文,共有4张表格,从内容到形式,仍几乎是无错不成表(38)。显然,这多少与杨念群的成名作有关。如果作者刚跨入科学的殿堂时,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多听一些批评,那他在此后的工作中理应会吸取教训,减少失误。这从侧面说明,认真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最大受益者,恐怕还是被批评者。由此说来,尽管本文的批评也许会使作者略显难堪,但如果能对他不无裨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注释:
    ⑴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
    ⑵⑷⑺(25)程美宝:《区域研究取向的探索——评杨念群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27—139页。
    ⑶(19)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页、第6页。
    ⑸转引自李伯重:《学术批评:有规矩而无定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62-64页。
    ⑹(28)(30)(32)(34)《现代知识论可以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什么?——“儒学地域代的近代形态”研讨会观点汇录》,《中国书评》,总第11期(1998年),第5—39页。
    ⑻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含未发表的统计资料),《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第59—66页。
    ⑼⑽⒃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679页、210页。
    ⑾(26)(33)(35)闻签:《创新的意义与代价——“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研讨会观点综述》,《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1—128页。
    ⑿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⒀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1999年第7期,第64—70页。
    ⒁(22)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140页、凡例2页。
    ⒂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4—855页。
    ⒄见《湖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页(补白)。又见上揭《中国书院辞典》,第611页。
    ⒅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之六,第65页。
    ⒇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文集之三,第42页。
    (21)(29))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70页、71页。
    (23)学部总务司编:《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单印本。转引自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6-299页。
    (24)桑兵:《清末兴学热潮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第13—27页。
    (27)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士,通过他的导师给拙作初稿的意见反馈。
    (31)朱苏力:《发现中国的知识形态——“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读后》,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四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5—284页。
    (36)李伯重:《“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7日
    (37)杨念群:《从知识/权力的互动关系看书院功能的演变——以湖湘书院为例》,《中国书院》(第二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参见《杨念群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5页
    (38)杨念群:《西学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5月号。参见《杨念群自选集》,第363—409页。

    2000年12月第一稿
    2001年3月第二稿
    2001年6月第三稿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慈溪人。1989年获中文自考大专文凭。主要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学。发表有《仕宦生活与作家成才之关系》、《明清科学家为何大器晚成》、《明代宁波港的地位与作用》《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等论文十余篇。

    联系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浒山镇孙塘新村38号楼303室
    邮编:31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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