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02月23日

    夏含夷:知之好之乐之

    我想直率地说,我发现,有些西方汉学家,很多西方汉学家,他们中的有些人有一种态度,就是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只是一堆有待开发的原始材料,就是认为我们的中国同行没法解释它。除去懒惰无为或语言不灵,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在中国研究的很多领域,为什么汉学家总是不提中国学者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
  • 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不满其实主要不在史实的了解,而在范式的不同。他们讲的很多规矩,比如:(1)时间上要讲“同期 史料”(谈哪段历史用哪段史料,绝不能拿晚期的东西讲早期),一段是一段,免谈“连续 性”;(2)地理上要对“中国”的概念进行缩水,里面要“瓜剖豆分”(分出其他文化 ),外面要“蚕食鲸吞”(溶入其他文化),坚决反对“大一统”(特别是早期);(3 )认为中国的传说时代都是汉代伪造,“三代”也是后人虚构(夏不存在,商是小国,周也没有多大);(4)中国的文献只有晚期有效性,早期是“考古学”的天下;(5)考古不受文献约束,眼睛胜过书本(尤其流行于艺术史界)。其实,这些“学术规则”都是大可商榷的东西。
  • 当评论者对作品的强烈不满一旦压倒客观的阅读和评价,其否定就成了人身攻击。这种人身攻击式的书评,它的典型病态表现是:激愤不平的态度,冷嘲热讽的口吻,和对作者陈说立意的刻意歪曲。这些病态表现全都能在贝格利对拙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的书评中发现。研究早期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的学术界竟不得不忍受这种敌视,而这种敌视因为我们的回应似乎还会持续下去,这实在令人遗憾。但这种狭路相逢,却是我不应回避的事情。
  • 和排斥比较几乎同样严重的是,他还无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研究中国古代总得凭考古学讲话:我们应该懂得的是,事实上还有一个汉族作家并不了解也无法记载的过去。最后,研究中国古代不应仅仅通晓中国的考古学、文献和有关研究。我们还应该向这样的可能性敞开胸怀,即世界上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经验或许也能为我们了解东亚人的经验带来希望。如果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古代是一种只有由文化当局者用中国特有的语言才能理解的现象,那么它对文化局外人的吸引力也就荡然无存。
  • 先父于夏历三月初七日晚六时被农工界在家捕去,送押长沙县署内。当即遍恳有力各要人出为救援,均归无效。初十日由长沙县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时提讯一次,所犯刑律“帝制嫌疑”。四时遂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呜呼痛哉。
  •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因《远东经济评论》(2000年7月20日)和《纽约时报》(2000年11月10)上关于“工程”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大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数虽不算众,但涉及的问题很多。鉴于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参与这场讨论,论辩的语言又是英文,国内学者了解起来不很方便,所以有必要把讨论的主要内容撮要公布,以备关心这些问题的学者参考。
  • 撰写清代人物传记时,除了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各类清人奏折,以及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和国史馆的有关传记外,还有另外两种专门档案与传记关系殊为密切,不可不认真参阅。一种是《清代官员履历档》,另一种则是《记名档》。前者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成册,于1997年全套出版,而后者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 新书别开生面,从会通及对话角度,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即启蒙时代中国上古史在华及在欧洲所引起的研究讨论争辩及影响。阅读本书,也可以进一步体认到明清之际中国上古史学界以及欧洲启蒙时代的圣经批评学的研究脉络、概况及学风,这是在其他的书中不易见到的,也是额外的收获,日后涉及这两个主题的研究,都必须将此书置诸案头,随时参考。
  • 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史上最奇怪的产物。虽然西方汉学史上的不少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可能很有感情,但从西洋汉学的学术培训角度而言,中国是被当作一种死文化来研究的。西洋的学者是从查字典开始的,而不是从学说话开始的。这种现象我们中国的学者无论如何不能引以为骄傲。现在大概没有研究任何一种重要文化的学者可以像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西方学者那样可以因为不能流利运用所研究的对象的文字来说写而心安理得的。
  • 译者唐晓峰博士是侯仁之的门生,我是抱了很大的兴趣来阅读的。译者在后记中说,他是不满于1940年代赵敏求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决定重译。那么这次他自己干得如何呢?
  • 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过程得以有效地进行,在阶级存在的历史阶段,不仅与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相联系,而且,离不开对立阶级之间的互相依存、互相妥协,乃至一定条件下的互相合作。在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稳定发展时期,阶级对立、阶级斗争最终是以不使生产方式破裂为限度,这时,实际上同一性是主要的,斗争性则是次要的。只有当一种旧的生产方式已经濒临崩溃,将不可避免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时,斗争性方是绝对的,同一性才转为相对的。
  • 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选择何种观察角度、把问题看成什么是很要紧的。我们如果只把史学史看成史学史,那可做的工作恐怕主要就是写一些有关史家、史籍的介绍文章,而如果我们把史学史看成学术史的一部分、看成总体历史的一部分,那值得分析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 纵观我已经阅读过的那些部分,充满了错译、漏译,甚至还有窜改原意和自行编造。根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单单是引言的第一页和第二页,短短1000多个汉字中,就有9处翻译错误(详见附录)。按照这种比例推算的话,这本450页左右的书中可能会有将近2000处的翻译错误。为了防止更多的读者,像我一样上当受骗,我在这里郑重提醒,请大家不要购买此书的中文版。
  • 2006年01月11日

    郑超麟:恋爱与革命

    在这个政治的回忆录里,我未能遵守自己的格式,把私人的,与政治无关的生活也写了好多。我准备删去它们。在这章里,我不准备写我的罗曼史;以后有机会写另一种性质的回忆录时再去写它。但我要写别人的罗曼史,与政治有关的罗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