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的北京,是奥运会的地方。西方人把奥运会叫成Olympic Games.这幅画中也是Game,却是中国传统的麻将Game。
  • 汪悦进教授的著作,其实代表了西方汉学中某一派别——姑名之为“极端文化阐释派”——的特点:即文献不细读,类型-风格不考求,必要的学规不守,只醉心于阐释。并且野心又太大,总想把人类的所有经验,塞进艺术史这小小的箱子。相比较而言,汪悦进教授并不更甚。
  • 2006年05月13日

    裴光辉:论书一则

    “功力型”书家,法度严谨,但馆阁书毕竟缺乏性灵,也没有情感之倾注,技法精纯而精神性的东西缺如,兼有千字一貌、千篇一律之局限。清黄自元可为典型事例。当代书家则启功先生可为典型。启功先生书名很大,但其书法实在沈鹏先生之下,置诸古今书法大家考察,只能屈居三流。
  • 对汉语词汇演变的研究是搞好古籍整理的重要前提。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些惯用词语,在当时虽然比较常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则往往不明其义,这就很容易导致整理古籍时的标点失误。笔者近几年来涉猎魏晋南北朝的部分著作,常常发现这类问题,现举数例,试归类说明之。
  •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清代著名学者戴震的学术思想提供了系统的材料,只是该书在标点方面疏漏较多。今择其要者,提出若干条,就教于校点者和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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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论研究陈旧空洞、实证研究缺乏对大背景框架的关照、论文低水平重复等问题长期困扰着学科的进步。学术研究缺乏范式意识,不能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从而使得某一领域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部分论著和译作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粗制滥造的情况相当突出。从这一点上来说,清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高,还需要在学术制度、学科规范等方面进行长期建设、清史学者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才可以达到。
  • 我用黄建人、于晓丹的译本加上英文版对照读了主万的译本,我得出的结论是主万译本既不老到也不奔放,主万先生虽然是“翻译界的大家、复旦大学和华师大教授,也是学界熟知的桐城派嫡传后人,其外祖父是晚清重臣兼书法名家郑孝胥”,但在他的《洛丽塔》译本中,这些光环都是不发光的。
  •  《周礼》、《仪礼》、《礼记》为礼学之渊薮,舍《三礼》而论礼,无异缘木而求鱼。予志于礼,每每以此白诫,而终年孜孜于经注疏解之间,每有所得,辄条记之,虽不过一词一语之义,然皆手自耕耘所得,故私爱有加。日积月累,至有小成。今取数则,以飨同好,以求友声。
  • 赵老师的思路,应该是:以“欧亚”这一联合概念,来对抗传统的欧美强势结盟;这一对抗所依据的赵老师所谓的“形”,其隐含方面,无非是指美国庸俗文化与巴黎式的欧洲精致文化之间的生死对立;所谓“势”,无非是指美国在世人眼中的所谓强权政策,必将直接导致欧洲以联盟的方式,起而对抗美国,而中国将在这一对抗中成为欧洲理想的结盟伙伴;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在赵老师的文化逻辑中,恰恰是作为最后的结论出现的,即在“高端引导低端”的理想结局中,中国文化处在链条的“高端”。这样的一种争胜或者反抗心态,往往是出于被压迫者的内心反应,当然通常的情况乃是一种弱者的出自本能的反应,类似于《伊索寓言》中的道德训诫所暗示。很大程度上,此一心态是出于对美国一贯的对外政策之误解而致,这一误解在一部分人当中必然导致过分地看重美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性;在另一部分人当中则倾向另一极端,视美国为文化低地国家,而轻视其长久的潜在能量;姑且抛开这两种心态的人人得见的肤浅和急噪不说,它们在出发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 本文题目出自李商隐的《漫成》:“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原指回观初唐开山祖师的佳词妙句,也只是合辙押韵而已。而看英文名著的汉译,更可悲的是,连“对属能”都已难寻觅了。如果译文错误百出,更难免令人痛心疾首。
  • 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9辑(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1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李鸿章与朝鲜问题》的文章(第132页-167页),作者王生怀,“单位:安徽省委党校,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经笔者查实,该篇论文中之一部,涉嫌大肆抄袭台湾梁嘉彬先生于1975年发表的论文《李鸿章外交与中日间朝鲜交涉》。梁文最早发表于1975年的《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七期,后收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一编《中日甲午战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9-231页)。
  • 2006年04月07日

    杨廷福:无锡国专杂忆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
  • 2006年04月06日

    徐仁甫致张国瀛书

    网海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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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句“家丑不怕外扬”的话,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是学术腐败的重要表现形式——官本位的产物。以历史所而论,某二人在1989年以后,“好风凭借力,伴我上青云”,一人当了所党委书记,一人当了党办主任,立刻官大学问大,分别当上博导,一人年龄虽已超过,马上有人拍马,破格照当博导不误,然后再摇身一变,当上院学术委员,后来又当上某所副所长(近日竟被某报吹捧为考古学家,纯属无中生有!)今年又当上某学会会长,俨然是某学科的泰山北斗。此人最近还公开老调重弹,鼓吹李自成出家当和尚的无稽之谈,不值一哂。他们在学术上是第几流?他们心里最清楚。某人出版过一本学术自选集,居然把财政部高官写给他的一封与学术无关的私人信件,特地影印在书中,藉以炫耀,不知寒碜二字。不知何故,此人忽然又被人封为清史专家,位居修清史的要津,为清兵入关大唱颂歌,遭到读者、学者的痛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