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狭隘、一知半解的人,追随着蛮族的脚步,由于像蛮族一样被排斥在宜人区域之外,而避难于中央欧亚草原,那里也许是业余历史学家最后一处快乐的围场。
  • 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
  • 伽达默的循环阐释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接受美学,曾于上世纪90 年代风行中国。由于是舶来洋货,这一路文论始终在国内半生半熟。钱钟书自20 世纪40 年代起,精研海、伽之学,沟通中西诠释,形成他独树一帜的通学之论,以及一种觑巧通变的阅读、理解、阐释方法。这一支兼有中西所长的中国阐释学,其意义重大,决不在老海师生之下。
  • 续。。。

  • 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
  • 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范文澜、罗尔纲、王庆成、吴良祚等学者均将太平天国宗教冠名为“上帝教”。但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欠妥。太平天国宗教独尊上帝,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帖,前面不应再画蛇添足,加上“拜”这一动词。
  • 金梁为编写《近世人物志》花了许多气力,他用了大量时间,把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中华书局排印本称《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认真阅读,仔细挑选,斟酌概括,以人分类,并按时日先后,排比整理,编成了有六百余人的《近世人物志》一书。
  • 这些工厂普遍存在违反劳动法规的政策和实践,这些做法体现在工作时间、工资、保险、劳动纪律、生活条件、维权手段等各个方面。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在尊重劳工权益方面,不同的工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所以分析沃尔玛中国工厂的劳工状况时,应当因厂而异。
  • 陈嘉映于80年代末写完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后就随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学的阵营里来,以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中心,向牛津学派的奥斯丁等人扩散,在外哲所极受学生欢迎,形成洪谦嫡传之外的分析哲学领军人物。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仍然是海德格尔专家,他的译本和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现象学界的永久名声。他经常被邀参加现象学方面的会议,人们误以为他仍在搞海德格尔。 
  • 称名与不称名在西周春秋以来的日常交往中体现和确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尊卑高下。西周的册命礼与后来出现的“策名委质”则将隶属关系固定化,用以建立稳定统—属关系。后代出现的百官“名籍”与战国时产生的普遍户籍制度均有类似的作用与意义。基于此,百姓又以“名”为媒介建立了与不同性质的“物”的责任关系:“物勒工名”体现了工匠、监造官吏对器物质量的责任关系;“名田宅”体现了“农”对系于其名下的田地负有的向官府交纳赋税、服役的责任;官文书上的署名包含了有关官吏所承担的性质不同的责任,从而搭建起帝国中君—臣(民)—物的基本关系构架。分析人“名”如何使用有助于从内在脉络认识中国古代国家的构成与形态。
  • 我曾看到过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选题与此书基本相同的书稿,该稿作者在并未阅读过曼素恩此书的前提下就敢断言,无论曼素恩运用了多少理论,但在史料的掌握方面则远不及她,而她的书稿就是要“一切让史料说话”。而事实上她所征引的史料,功力深浅姑且不论,仅从数量上看就不及曼素恩的三分之一,这便是想当然的结果。
  •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概括言之,可分三条:曰以论带史,曰以今视昔,曰以文领义。基本路子其实只有一条,一分为三,乃是方便说法。
  • 中国的新思维指的是,一些人认为我们不要老是翻那些陈年老账,好象越讲就越刺激日本人,其新民族主义就越兴盛。这是倒因为果!这个历史问题你谈,他们(日本右翼分子)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是这样。你不谈他们也许更得意。我认为这个新思维至少在认识上是进入一个误区。当然现在有些人给他们上纲上线上得很高,说他们卖国,是对日本的投降主义,这也不应该。

  • 据已故谢国祯先生语我,当时南方的史学界大多出自柳贻徵先生的门墙,与傅先生渊源不深,所以傅先生特别介绍谢先生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不意谢先生去南京后与柳门的弟子们关系很融洽,似乎颇有负于傅先生的重托。
  • 今日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发展契机。其出路不必等待未来的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更不在于美国式的大农场,而是在于当前的新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既是高劳动密集型的也是相对高收入的小家庭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