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国家面临着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的诸多问题。而对解放军说来,在面对着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不但负担着保卫国家的任务,而且台湾尚待解放。对此,决非再靠小米加步枪所能胜任。因为我军指战员主要是工农子弟,虽然思想政治觉悟较高,作战英勇顽强,但因没有机会上学,文化水平普遍偏...
  • 我因不喜欢自己原来的名字‘王治平’,就在报名以前把证明纸上的王治平改为王治来。我当时并没有给新名字设定特别的涵义,但现在看来,我觉得改得还可以。中国的解放不正是由乱到治吗!新中国的成立不是‘治’来了吗!我在1984年调回湖南以前,陶懋炳一直是叫我的旧名字王治平。其后他给我的这个新名字又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说‘来’字是平字出头,两侧长翅膀。这个解释虽然令人兴奋,但我却既未出头,也未起飞。岂不有负故人的期望?
  • 附中的国文教员都是马宗霍的学生。马是章太炎的弟子,曾任国师中文系主任,教务长。据伍大希回忆,他在给中文系新生的讲话中,对有些考生用白话文作文大为愤慨,并讲了一个故事说,戴季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时,请他主持高考(指文官考试考县长),马先生提出“白话不阅”。戴不采纳他的意见,马就说:“戴季陶自己也写不通文章。”因此,我们附中那些国师毕业的国文教师就继承马先生的衣钵,重视学文言文。他们的语文课的课程设计也就更加独特了。我们班在一年级时的国文教员是黄忠蘥,他在布置语文写作时,规定要“文言”,还必须“浓墨端楷”。黄先生是书法家,后来著有《草法金针》一书。他在黑板上用极为漂亮的书体写了这四个字,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

  • 岳云中学的传统是重视体育和数学。学校规定,体育不及格者不能升级或毕业。此规定比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同样规定早10年。所以,那时我们每天天一亮就随着军号声,急急忙忙地起床,跑步数里,将一块筹码送到早就在终点等候的体育老师手中。否则当旷课论,旷课四次即开除学籍。这还不算上体育课时的要求。我那时十二三岁,已能跑上五千米。我至今认为,当时的体育锻炼使我增强了体质,是我现在身体比较健康的原因。
  • 2007年08月29日

    王治来:回忆录—自序

    我的同学庞卓恒曾转述他的一个朋友、英国历史学家Stephen Yeo的话说: "What is history ? It is everyone's story.” 我可以说是搞了一辈子的历史了,但对此尚无认识。后来读了好友朱正写的《小书生大时代》一书,才看到通过个人的经历也可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但我过去的岁月都在读书中度过,无一日离开过书。故我个人既无光辉业绩之可言,亦无伤痕悲痛之可述。但今自顾年近八旬,来日无多,无复著述之志;作为一个平民百姓,虽不能如白头宫女演说朝廷故事,然效朱正兄之先作,趁记忆尚存之时,记录昔时经历,亦足以作为家人后辈与亲戚朋友了解之根据也。

  • 立华,恕我直言,你的毛病是,爱孔子而不尊重原书,虽“读孔氏书”而不“想见其为人”(知人论世之谓也)。你读《论语》,连起码的年代都不知排一排,这怎么行?中国的尊孔派,尚未立教,就如此专制,这确实让我想到了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必扯得太远,想得太玄,眼前的事是言论自由。信仰不是学术。学术自由,不讲也罢了,就算你们是个教,也得讲点信仰自由吧。
  • 2007年06月05日

    寻霖:周寿昌及其日记

    在湖南图书馆馆藏善本书中,有一册周寿昌日记稿本,第一页首行题“同治七年戊辰正月笔记,自翁随笔”。又一页题“辛未九月以后日记,根福轩自道人笔”。松竹斋朱格笺纸。时间为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四日。又同治七年五月初八日至二十九日。同治十年九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 《文史哲》2007年第1期(总第298期)
     
    1923 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 年后的1992 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 年10 月21 至22 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海内外...
  • 2007年05月09日

    李零:考丧家狗

    有朋友问我,网上对“丧家狗”一词有争论,我是什么看法。因为我是不大看网的,我没有注意他们在吵什么。4月22日开会,这个词也是引起争论的话题,各种观点有各种解释,好像行为艺术,挨骂是不可免的。既然问起,我把我的理解讲一下,供读者参考。
  • 孟森在北大講授“滿洲開國史”共四次。現在看到的《滿洲開國史》是為本科生授課的講義。孟森在北大講授“明清史”共三次。現在看到的《明史講義》是1936年印行的最後定本。而《清史講義》乾隆以後部分,是孟森1935年後增補的,並且增補的部分並沒有作為“明清史”課的內容講授過。
  • 1986 年10 月,我们收到了罗继祖先生的文章《伪满影印〈清实录〉缘起及其挖改》,文章说:伪满时《清实录》的刊印发端于我祖父癸未年冬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时,当时曾得到日方理事内藤湖南的赞助议行。当时日伪满当局并不支持《清实录》的刊印,但满日文化协会既已提出刊印,他们也不便公然阻止,而是设下了几道难关来支吾。其中第三道难关便是《清实录》中与日本有关的几个问题。遂由祖父将文溯阁《实录》原本调来,亲自检阅,将其中“倭寇”字样全加挖改后付印,当时我就是执笔填写的人。
  • 以康熙十八年为例,这一年共有151人考中进士(不含博学鸿词科考试),可《明清进士录》却仅收18人(见819-821页),此外,还收了博学鸿词科进士1人(钱金甫)。我们不禁要问,此书收录的标准是什么?本年考中博学鸿词科的有50人,其中包括朱彝尊、陈维崧等著名文人,这些人为什么不录?这本书的主编潘荣胜在《前言》中说:“对拿不准和重复的条目,做了大量删减。”这真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不解决问题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最痛快的办法。”
  • 在这种编目录的工作中,什么是成果,什么是常识?成果需要尊重,而常识是可以共享的吧?吴先生说《漫翁诗话》是他发现的,我当然不能说台大教授知道本校图书馆藏有一部《漫翁诗话》不算发现,但我要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的十几种稀见清诗话是我发现的,一定会被同事笑话的——书天天放在这里,目录到处流通,这叫什么意义上的发现呢?
  • 2007年02月16日

    姚大力:读《心灵史》 - [书评]

    作者对实证史学所表达的强烈不满,并不意味着他要拒绝实证史学,而是意味着作者要超越实证史学局限性的强烈意图。不过,作者把解决问题的途径归纳为心灵感应方式,那倒真的是过于简单化了。
  • 2007年02月10日

    陸揚:跋徐梵澄文集 - [序跋]

    徐學之原始要終,一為德意志浪漫派之精神哲學,二為天竺韋檀多之神我要旨。印德兩地,先生皆作經年之游,天竺一方,尤駐足半生。參不了之義,抉古今之學,此牧齋所謂“不以講學樹壇墠,而其學視諸公為尤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