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集》标点错误则比比皆是。卷一《王母陈大孺人哀辞》:“修脯出于母氏之纺纫,衣敝垢履,或见其足。”此句中“履”应下读,作“衣敝垢,履或见其足。”“然太孺人则往往闻诵声呼而与之语。”此句“喜”字后应逗。“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此句“状”应上读,作“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 “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勖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按:此句中“闻诸家人”非太孺人之语,乃当世转述之言,故应标点作:“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动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

  • 2008年02月25日

    徐高阮:山涛论

    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 2008年02月24日

    徐高阮:山涛论 之二

    只有《山涛传》里一节极简短而含糊的记载可以说包含了武帝朝初两三年里一场同时牵连着涛和羊、贾的争衡的消息。这又不是一篇传记里偶然保存了别处迷失的史料,而是因为涛在那场争衡里占了—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也许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为那场争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质,所以最初为涛立传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隐蔽中留下一点线索,好让後世的人凭着去追寻那场争衡的真相和涛在争衡中的任务。
  • 2008年02月24日

    徐高阮:山涛论 注释

     
  • 彭明敏最近在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一期發表一篇題為「胡適與助人之道」的文章,紀念胡適這位「亮風慈祥的長者」,尤其是他助人之道。原來彭明敏在台大擔任助教時(民國四十年),得到「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進修一年;而麥大采英國制,要修得碩士,至少需要二年。因此,第二年學費和生活費就無著落了。彭明敏不得已只有向胡適之先生說明情形。胡適之先生先是去信說要試想辦法,不久又在信中說,已找到一位匿名人士,願繼續資助一年,讓彭明敏完成麥大學業。這件事,直到胡適之先生猝逝那晚(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彭明敏趕到中央研究院時,台大校長錢思亮才在當場悄悄地告訴他,曾經資助他讀完麥大的匿名人士,不是別人,而是胡適之先生本人。這個時候,彭明敏才恍然大悟。這段雖然是題外話,不過我們可以由此了解胡適之先生為人之風格。
  • 大哥告我,先父曾亲口对他讲过,孟森先生把多年来史学研究日记送给父亲。大哥忆说是蓝色硬纸封面,线装,形似大教材书之开本。里面纸页用红线条隔开竖行格,是孟森先生用毛笔亲写,极其遒劲工整。一本一本地摞起来,有近二尺厚。
  • 2008年02月16日

    朱铭:黎泽济先生书简

    黎老说话乡音较重,听起来很吃力,有时不得不拿笔写出,才能明白,因而见面时交谈不是很多。平时书简往来颇为频繁,寥寥数行,言简意赅,令人回味。
  • 当年老一辈有学问的学者,俱已仙逝,与我同期在史学界工作的饱学之士,已全退休。而今尚能讨教的只有一二草包院士。洪岩先生应可径问他们:考古人类学达到自然科学水平没有?史学跟着考古人类学登进自然科名榜没有?这是比较客观而少争议的办法。
  • 本來,我也不想將对《书録》的意見写成文章,因为一发为文,会对严先生造成莫大的影响,他是一位謙謙君子,虽然是版本目録学領域方面的外行,但他利用业馀時间,奋发編出《书録》,已经是很蝗菀椎氖铝耍敝须m錯误不少,也算是出於好心,而且别的中国学者是没有机会和緣份去做这件事的,我不想去加重严先生的負担。然而导致我改变看法的却是该书的責任編輯崔文印的文章。
  • 其实我自己对《铄古铸今》这个书有一点不太满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他们命题作文是希望我做一个演讲,可是这个演讲其中包含的内容细节太多,有一点像一斤瓶子里装二斤醋一样,显得比较拥挤。所以我这个小书现在是出版了,大家阅读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理一理这里的头绪,是不是能够变得更容易阅读一些。
  • 有些同学的文章往往都是谈论比较大的问题,而最多的就是诸如现代性、文化冲突之类问题,还有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性别视域,等等,就是要“证实”这些理论的存在,有时就显得很空。尽管也可能会采用个案处理,加上“以什么为中心”之类限定,因为缺少量化的考量,也还是浮泛。
  • 遍翻毛澤東的文章、講話,除了極其偶然的情況以外,毛澤東幾乎從來不提「冷戰」這兩個字。這裡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美蘇當年是冷戰少而妥協多,自60年代以後,乾脆就是「又爭奪,又勾結」。用「冷戰」兩個字來概括兩者幾十年的關係,未免誇大了它們之間的對立與衝突。當然,毛澤東不反對冷戰這種形式,也贊成兩種社會制度和兩大陣營之間「冷戰共處」。只是,毛澤東更希望的是雙方時時處於「戰」的狀態,惟在力量均衡時可以相對做「冷」的處理而已,並非真贊成長期冷戰。毛澤東的這種認識來自於他的經驗和觀念。
  • 我一生从事中亚研究,所做的事不过属于一种普及的性质。有的朋友说,现在人们认为,写一篇文章甚至超过一部书的价值,你为什么不多写一些文章呢?我不想反驳这种意见,我在这里想介绍旅美学者余英时的观点。余先生认为‘通史’是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最高境界,其目标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所著《史记》一书即此一观念的体现。在西方,德国的史学家兰克也讲universal history,都是认为史学本身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目的,除了分析以外还要有综合工作。菲利普•巴格比(Philip Bagby )则说:“今天散在无数种专门性刊物中的历史论文,如果没有人把它们的结论综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那么这些论文便只能是历史的研究,而不配叫做史学。”所以余英时说:“千千万万在各种学报中的论文,这都是史考,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应该有人随时做这类工作。否则,历史的知识是死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就只能摆在那图书馆里。很多人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得很多,而对很多的东西知道得很少。我们这几十年来在教科书、通史的编写方面可以说成绩很有限。所以我希望好的史学家,第一流的史学家,除了作分析的工作之外,还要注意综合的工作。”。我比较同意余英时的以上意见。
  • 关于第六卷的编写内容,甘科夫斯基和比拉二人原来的草拟的提纲中都有一章写图瓦(即我国历史上的唐努乌梁海)的文化。我们在到达巴黎后向我国常驻代表汇报时,我说明自己与苏联和蒙古的代表对是否写图瓦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不同意写图瓦,建议的解决办法是乾脆把关于图瓦的一章删去,双方就免得争论了。后来,到开小组会时,我提到此问题,甘科夫斯基竟主动提出删除关于图瓦的一章。这显然是我国驻教科文组织代表做了工作的结果。
  • 1956年5月13日,我们年级在明清史教师许大龄的带领下去十三陵定陵的发掘现场参观实习。在半路上曾见到朱德同志也在参观十三陵,一个人慢慢地往上走着。但我们没有打扰他。参观结束后,我们在昌陵门前等候校车来接我们回校。这时,刘少奇同志的坐车突然来到昌陵门,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和王光美、两个小孩以及几个保卫人员进到昌陵享殿后往墓顶上走。我们二十多个同学感到好奇,就跟着他前去观看。走了一阵,刘少奇同志等一行坐下来休息,警卫人员要我们也围着坐下。刘少奇同志见我们佩带着北京大学的校徽,就问我们为何来此参观,我们说是结合明史教学来实习的。刘问我们是否知道吴晗,问我们对明成祖朱棣如何评价,又问现在有人主张拆掉北京的城墙,大家有何意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