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齐政教授的“作品”除了“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作
    者简介”外,除将夏先生文章最前面的几句话和最后几句话“花力气”删改外,
    全部“复印”,当然也包括错误。
  • 第一册《癸巳类稿》,十五卷,收249篇,本次整理以《安徽丛书》影印俞正燮晚年手订本为底本,参校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本等。第二册《癸巳存稿》,十五卷,收560篇,以清光绪十年馀杭姚氏(清祺)刻本为底本,参校商务印书馆重辑本等。第三册收《四养斋诗稿》、诗文辑补和附录、索引等。《四养斋诗稿》以清咸丰二年俞氏家刻本为底本,“诗文辑补”收《〈书集传〉批校》《〈礼记集说〉批校》《〈文选〉批校》三种及俞氏集外佚文25篇。批校三种及佚文皆为公私所秘藏,多为首次面世,弥足珍贵。
  • 2005年12月12日

    乔纳森:四字成语

    我对照原文,仔细检视了《恐怖时代的哲学》一书第29页至第34页的六页内容,发现可径直称为“错讹”而非“值得商榷”的,有十几处;其中不乏将December(12月)译为“10月”(第33页)、将Queens(纽约皇后区)译为“车臣”(第30页)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
  • 我在本篇中将中国政治传统作了一番很粗疏的分解。根据这种分解,中国政治传统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姑且分别称之为“君统”、“官统”和“吏统”。关于“吏统”本文说得很少,因为这不是主旨所在。“君统”和“官统”相当于通常所谓的“君权”与“相权”,但是“官统”比“相权”似乎更能符合历史的实际。我肯定“官统”中有理性的成分,可以在传统与现代的接榫中发生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君统”我却看不出它的现代意义。现在中国所需要的政治领袖,绝不应如黄宗羲所说的三代以下的“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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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5年12月04日

    于右任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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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处擎将冷眼看,万方如蝟集长安。谁怜双照楼头月,曾带渝州半面寒。
  • 遵选似宜注重于较有“理论”意义者,否则不胜其繁。盖此等处须兄拈出;若考订、鉴赏等较具体之章节,学者尚易识别也。且鄙意至多三册。遵命不“打乱”,故建议前两册所采专属文言,限于《管锥编》、《谈艺录》两书;第三册属白话,将《七缀集》(此书已销罄,弟拟收回交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但兄如同意弟办法,弟为照顾花城生意经,可打消原意,因等于重印)中七篇及《宋诗选注·序》用1979年重印本,中有误漏字,弟亦可改正共八篇合成一册(《七缀集》中片断便不插入前两册;《七缀集》中刊误及修改各处,请兄将弟赠本交弟,当为一一录上)。如此似眉目较清,尊意如何?
  • 刘邦四十七岁起兵反秦时,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战国时代渡过的,他的人格和思想,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都是在战国末年,由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抚育定型的。入秦以来,受帝国时代世风变化的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有所变迁,然而,秦末之乱爆发,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战国时代的历史记忆复活,刘邦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一道,恢复战国,复兴王政,承前启后,复旧革新,一同开创了新战国时代的历史局面。
  • “五四”已矣,“五卅”已矣,“文革”已矣,义和团“神话”犹未已。只要中国与西方不能消泯界限,只要传统性与现代化依然充满张力,作为神话的义和团便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古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
  • 本文介绍了晚清名案杨乃武小白菜案,并指出了该案对清代法制史研究之重要价值。在对该案的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法官责任制度为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在清代严厉的官僚责任制度下,初审官余杭县令刘锡彤敷衍了事、匆忙结案的心理过程,探讨了晚清有关法官责任规定实现的可能性及其对司法官员行为的激励作用与负面导向。
  • 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 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 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 各有其理由, 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 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 为什么政变之后, 清廷重赏的不是发动政变的御史杨崇伊, 而是袁世凯? 显然, 袁氏告密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 2005年11月15日

    王昊:雷海宗之死

    2002年,在雷海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召开研讨会并编辑书册,充分肯定了雷氏一生的学术成就,褒扬了他爱国敬业的事迹。然而各色对先生为学为人的高调评价,均可用潘光旦先生1950年赠给雷海宗夫妇的一句诗来总结,那就是“不争两字见平生,全部工夫铸史成”。这是雷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其实,现在的纪念者大都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事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 写《年谱》,我只是想尽量给出戴名世及诸友往来和其案件本末的有关资料,且希望稍稍做到像过去文士所说的“发今人之所未发”。我还会有什么别的奢望呢?除了梦想,梦想我的这一工作会为汉语文言文的生存,也许是再生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能体现中国文化精华和特性的,莫如中国的古文。有时我会听到一些中国朋友或同仁赞扬我,并感叹说他们自己也写不出这种古文来。我自然不会妄信其赞美之辞。因为这并非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生活在中国世界以外,我当然有这种胆量。一位中国学者则很难脱离今日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他只能使用今日的白话书面语,除非那些上了年龄、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前辈才敢用文言文写作。这很令人遗憾。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多少人具备精深的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修养呢?但愿中国会将其文言文保留下来,以免古人所传“文统”之终绝,避免古文成为一种读而不通的死语言。这是我最衷心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