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饮

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让自己成为媒介或一座桥梁，把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连接起来。然而到现在我却比较悲观。我现在不太参加西方学术界的活动，学术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对我有反感，说我太中国化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术交流的桥梁。我现在不太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学者的成果，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学问。

 次日往馆检出原物，喜见整套The Far East。刊于August 1876者是New Series 1：2。那张众恒以为像主是沈葆桢的照片在p.38的相对页（照片页都没有页码）。照片下注谓“Hsü-jun-chih Tsang-chiang－A Chinese colonel of Infantry 徐潤芝參將”。这与该册目录页之记此照片为“Chinese Military Officer”是相配的。照片附释在p.47，与像主有关的是开首的几句：“The portrait opposed to page 38 is that of Hü（误，应作Hsü）Jun-chih,a colonel of infantry in the Chinese army.He is now stationed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Peking,and has a fair reputation for bravery.The badge upon his breast and the rosary round his neck denote his rank in the army”。

第1 章“分离与不平等”。主要针对革命党人对于满是外来人的宣传, 讨论满人的身份、革命党人对满抨击的确切性以及满汉分离的程度。第2 章“慈禧与‘特殊制度’”。探讨慈禧太后时期的新政措施以及对满汉关系的影响。第3 章“载沣与‘满人权势’”。分析慈禧之后载沣的政策, 指出他虽在某些方面继续了慈禧的改革, 但在平息满汉矛盾上无所作为。第4 章“辛亥革命”。揭示革命中满汉问题与政治斗争的复杂过程, 从武装起义、清廷反应、反满暴力、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第5章“辛亥后的皇室和满人”。集中观察辛亥革命后皇帝和满人在共和制度下的经历。

19世纪末以来，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影响广泛、流行不衰，并成为大陆中国史理论概括的基本观点之一。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说法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指出此一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经由日本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辞书与历史教科书渗透到大众中，罕有质疑者。这一说法实际未经充分的事实论证，不加反思地用它来认识帝制时代中国的统治机制只会妨碍研究的深入。

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就当前的乡村问题做出一些分析，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今日该怎样理解数个世纪以来的农业过密化问题。从 “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便可以看到，决策者仍然是把口粮地种植制度作为给定事实，主要寄希望于更高度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所设想的农业出路主要是大规模的产业化农业，并没有着重考虑现存小农家庭农业的改善，以及在可能范围内扶植规模较适度的（不一定是专业化的）家庭农场。和许多其他的观察者一样，我自己十多年来也同样主要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发展。但是，当前的事实是，在大量劳动力转移之后，农业仍然过密，并且连带产生了更广泛的三农危机。鉴于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面对小农经济仍将长时期存在的现实，再次检验农业本身，从其中寻找出路，不能只寄希望于它的自然消灭以及美国式农场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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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上, 教士违反独身制教规的情况亦不少。汉语文献中, 尚未见到对传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确凿记载, 但外语资料中这方面的纪录则有案可稽。数种耶稣会史料涉及汤若望的私生活, 透露他是双性恋, 即好女色, 又猎男色。但是, 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研究绝无仅有。笔者拟以耶稣会史料为基础, 对此问题引发争议的来龙去脉做一试探。

薛氏所谓唐与大食“两国间的长期对抗是一个铁的事实”，理由之一651年大食灭波斯后首次遣使唐朝，“这一历史背景本身说明了其通使的政治性质”，“而唐朝的政策一贯支持波斯、吐火罗，可见两国的外交走向完全相反”。实际上，《新唐书•波斯传》里有关于这段史实的明确记载：波斯王“伊嗣俟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阿拉伯文史料塔巴里《年代记》卷1，2691-2页记载了这同一件事，所收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反映其政治态度与《新唐书•波斯传》的记载完全一致，其中劝波斯王：“你还是和他们和平共处吧。他们没对你动怒时你也别对他们动怒。”这就对汉文史料所谓“谢遣”做了最好的注脚。可笑的是，薛宗正居然敢说：“汉文文献中从来未记唐朝遣使还聘，阿拉伯史料中也找不到这种记载，足以兆示两国间的政治对抗自始存在。”前辈学者讲：“说有易，说无难。”良有以也。上面提到的中国皇帝给波斯国王的回信就是这少有的资料之一。谁要说这不是我的创新工作，就请他告诉我，在我之前，世界上有谁刊布利用过这条材料。阿拉伯史料有多少啊，薛宗正这样一个连阿拉伯字母都不认识的人（他没有直接引过一条阿拉伯原文史料！），竟然有胆来告诉世人：阿拉伯史料里找不到某种记载，这不是笑话吗！

 手捧《钱锺书英文文集》，披览未久，即怅恨不已。编辑错误有六类。第一，底本错误。 第二，失收。第三，篇目错误。第四，误注来源。第五，擅自改动原文。第六，排印错误。但愿出版家能听取采用这里的指正，将不合格产品召回，好好重新编辑出版《钱锺书英文文集》。

钱文忠教授以“精通梵文”而名满媒体，然而他在讲演、著述和访谈中却梵文错误频出，内容及于诵读、书写和释义等语言学习的基本方面，而水平则皆属基础性和常识性。这种对比，不能说不强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里不做探求。但这样事情的出现，至少使我们有两点思考。其一，学术名望的取得，离不开踏实认真的学习和严肃谨慎的思考，舍此而去水银灯前营求，人际链中搜讨，除能热闹一时之外，不徒无法成功，如有虚夸，也易暴露。其二，学术和娱乐，原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通常不会冒充后者，而后者假前者之名以行的，却日见其多。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趋势，对于学术风气，对于求知心切的人们，都会形成伤害。

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实现他们旧的(解放等)梦想”；而且，他们还必须重新创造梦想的模式。毛泽东所清醒掌控着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正在于此：正如同一时期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自由(逃离了旧的意识形态的限制，逃离了旧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梦想模式)是解放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实现我们的梦想只是改变了现实，而未改变梦想本身，我们迟早会退回从前的现实。

《熙朝新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条目可以初步判明转录的出处，而其取材比较多的著作则为王士祯和袁枚的笔记和诗话、蒋良骐《东华录》、李调元《淡墨录》及李氏《鹤征录》。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价值自然是降低了，但并非说其书就全无所用，由于大体上是按时代先后编次材料，因此在后面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可能有一些出于作者的见闻。

《文集》标点错误则比比皆是。卷一《王母陈大孺人哀辞》：“修脯出于母氏之纺纫，衣敝垢履，或见其足。”此句中“履”应下读，作“衣敝垢，履或见其足。”“然太孺人则往往闻诵声喜呼而与之语。”此句“喜”字后应逗。“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此句“状”应上读，作“问吾母状，视发结，命之坐而理焉。” “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勖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按：此句中“闻诸家人”非太孺人之语，乃当世转述之言，故应标点作：“而当世诸弟相继受学于先生，太孺人尚往动之曰：‘似汝兄。'闻诸家人：当世游，太孺人即病，未尝不问当世所在也。”

竹林七贤并不是一群只爱清谈的文人。他们是魏、晋之际一个锋芒很露的朋党。他们的消极狂放都只是对司马氏专政谋篡的一种抗议。七贤才性各异，他们在政治上的使命和遭际也彼此不同。嵇康激烈而蒙祸，阮籍至慎以全身。这两个人都有不凡的才情，绝高的声誉，真可成为精神的领袖，但也正因此似乎注定不容有实际作为的机会。只有山涛是个深沉坚忍的角色。他在中年走入了司马氏的政府，但那只是选择了一条奋斗的曲折路线。他在後半生幾十年里一直还是名士间的重望；他在政府中作了反当权份子的一个长期的首脑。也许正是山涛的经历最能够显示七贤在政治上的积极目标和他们背後的政治力量的真正性质。

只有《山涛传》里一节极简短而含糊的记载可以说包含了武帝朝初两三年里一场同时牵连着涛和羊、贾的争衡的消息。这又不是一篇传记里偶然保存了别处迷失的史料，而是因为涛在那场争衡里占了—个比争衡两方的主角也许更重要些的地位，又因为那场争衡具有高度重要而不容宣露的性质，所以最初为涛立传的人大概有意在曲折隐蔽中留下一点线索，好让後世的人凭着去追寻那场争衡的真相和涛在争衡中的任务。